人到中年，喜欢上了汪曾祺。
不温不火、不咸不淡的文字像极了此时的岁月:波澜不惊，缓缓流淌，没有轰轰烈烈，只须现世安稳，在闲静的时光中度过余生，作江山风月的主人，赏春花秋月，听夏风冬雪。
如果找一种饮品，来比喻汪曾祺的作品，非清茶莫属。刚入口的时候有点寡淡，好像索然无味，之后丝丝清甜顺着咽喉缓缓逆行而上，蔓延到口腔里，生出许多津液来。我不太会品茶，也不知行家眼里的好茶是什么味，但却喜欢这样的茶带来的舒服和惬意。
初读他的作品，觉得叙述过于平淡，感情过于克制，既没有跌岩起伏的故事情节，又没有痛彻心扉的男欢女爰，刚刚有点高潮了，却戛然而止。奇怪的是，读了一遍后还想多读几遍，再慢慢地琢磨，最后不得不感叹:这小说写得简直绝了!就像那杯清茶，要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再细细地回味，才能觉出它的好。
《大淖记事》里，十一子和巧云的爱情，经过慢慢地辅陈后，像一片薄薄的云，飘过来飘过去，丁不成雨。心里有彼此，但就是无法捅破那层窗户纸。后来，一个明月清风的夜晚，十一子救了落水的巧云，柔和的月光照着美丽少女的躯体，如此良辰美景，本可以花好月圆，然而呆子般的男人却轻轻地掩门而去。正在为这种纯洁的爰情感到遗憾时，军匪刘号长乘机破门而入，玷污了巧云。
按照绝大多数作家的写法，此时的巧云应该衣冠不整、披头散发、号啕大哭甚至自寻短见。但汪曾祺的处理方式是极为克制的: 失去贞洁的巧云心里懵遭遭的，她想起残废的爹; 想起还要做饭、结网、织席; 想起新娘子穿的粉红缎面鞋; 想起十一子吮吸她流血的手指。心里发出一声懊恼: 后悔没有把身子给他。
巧云的感情不是那种强烈浓稠，像惊涛骇浪席卷而来的巨大悲怆，而是一种淡淡的、无言的痛。她安静柔和的像江南的小桥流水，但又是坚强不屈的。接下来的日子，她果断地把身体与感情毫无遮掩地交付心上人。即使十一子被刘号长打得不省人事，她仍然接他回家，面对瘫痪在床的父亲与爱人，勇敢地挑起萝筐，去挣现钱，肩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
再艰难的生活，在她眼里仍然是多彩的: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 再不堪的处境，她仍然保持着对美的追求: 头上插一朵红花，挑着生活的担子，风摆柳一样地穿街过市。外表美丽柔软的巧云，变成了一个能干的小媳妇，眼睛里闪着深沉坚定的光茫。她不会绝望，不会失去生活的信心，一切，终究会好起来。小说的结尾传达了这种信念:
十一子的伤会好么?会!一定会!
简洁、凝练，留有余地，将自己抽身于作品之外，克制住情感，平静地叙述，而不是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肆意地渲泄出来，这是汪曾祺常用的结尾方式。
《陈小手》在汪老所有的作品中，并不出名，但结局却是神来之笔。陈小手从事的职业是大多数人认为沒有出息的职业-----妇产科医生，因有一双比女人还小、还细嫩柔软的手而得名。同行对他颇为不屑，背地里叫他'男性的老娘'(老娘，即接生婆)。
但凡女人生孩子遇到难产、横生、倒生时，老娘便说:快去请陈小手。
陈小手不知救活了多少人命。然而，这位医术精湛的产科医生，会得到命运的格外垂青吗?
团长的姨太太难产，陈小手骑着高头白马赶到，最终母子平安。团长呲牙咧嘴，一桌酒席，二十块大洋，往恩人面前一送:
'这是给你的!-----别嫌少哇。'
待陈小手出庙跨马。团手拔出手枪，从后面把他打下马，嘴里说:
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她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碰。你小子太欺负人了!日他奶奶。' 团长觉得怪委屈。
故事到这时落下帷幕。
这篇小小说，叙述极其平淡，但最后以主人公的猝死收尾，看似出人意料，实则凸显了悲剧的合理性: 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杀人何须王法，仅仅觉得委屈，就可以草菅人命。陈小手的死，是守旧的观念和乱世造成的。这是他的夙命。
但这一切，汪曾祺一个字都未透露。他像一个冷峻的讲述者，不带悲伤，不加批判，然而，读者看到这样的结局，不会发笑，只会长长地叹息一声: 怎么会这样?可又能怎样呢?
作家曹文轩在《阅读是一种宗教》中指出，汪曾祺的作品是水洗的文字，可谓一语中的。洗净铅华的语言，没有了浓墨重彩，没有了艳丽的修饰，恰如素服淡妆的女子，透着一股天然的俏丽。
《受戒》中描写英子姐妹的外貌时，语言极富特色:
她们的眼睛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溜溜的，衣服格挣挣的。
用最平常最富生活气息的语言描绘出两个健康、美丽、干净、利落的女孩儿。这样的文字，不纷繁绮丽，却生动传神，真正是水洗过的美: 简约素雅，淡极而艳。
文字的背后，隐藏着作家的气质和性格。汪曾祺的作品，有种安静的力量，阅读者往往会沉浸在一种恬淡的氛围中，沒有亢奋与焦躁，沒有失意与颓废，有的是淡泊、旷达与通透。岁月洗刷掉一切不满与仇恨，悲喜与苦乐，剩下的是一颗洞悉世间沧桑的灵魂，挥就悠闲淡定的笔触，平静地叙述着过去。
即使回忆起在西南联大的岁月，战火四起、警报不断，头顶上随时都可能有炸弹落下来，本应该是极度恐慌、命悬一线的时刻，但汪曾祺仍然以贯有的从容为读者献上了幽默的一幕:
警报长鸣，其他同学都仓惶逃跑，但一罗姓女同学偏偏不跑，因为一有警报，大家都跑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一人就可以敞开来洗，想洗多久就洗多久。另一郑姓男同学，则用漱口缸在热锅炉上煮冰糖莲子，有次炸弹在不远处乒乒乓乓地响，而他却神色不动地搅着羹汤。
大灾大难面前，气定神闲，镇靜自如。这种表面上的'不在乎'，实质上是一种浸入骨髓里的不屈服。
1957年，汪曾祺被划为'右派'，下放到河北张家口农场。对于这段经历，他在《随遇而安》中写道:
'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起猪圈、刨冻粪，扛起170斤重的粮食走45度的高跳。繁重艰苦的劳动，他咬牙坚持下来。后被派往沽源马铃薯研究站画画。风沙苦寒，积雪深厚的边塞孤城，怎比得上烟柳画桥、风和日丽的江南? 但在汪的笔下，苦难不见了，而是'日子逍遥之极，既不开会，也不学习，也没人领导自己。'
在坝上沽源，他画各种马铃薯的叶子、薯块，再把马铃薯切开来画剖面。没用了的就扔在牛粪火堆里，烤熟吃。最终完成巨著《中国马铃薯图谱》(可惜此书在文革中被毁)。
别人把这样的境遇叫'逆来顺受'，而他则认为这未免太过'苦涩'，倒不如哄着自己，叫'随遇而安'。生活嘛，是很好玩的。
有玩性的人必定会千方百计享受生活。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汪曾祺好吃，他在多篇散文中不厌其烦地写各地的传统美食，很多都是老百姓饭桌上极其平常的小菜，但他却将其来历、作法、吃的感受写得头头是道。内蒙的手抓羊肉、北京的豆汁儿，曲靖的韭菜花，高邮的咸鸭蛋……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写尽一碗碗人间烟火的滋味。金庸说他是'满口噙香'的作家，此言不虚。
对食物的包容，也是对人生百态的包容。这是经历了岁月沧桑看淡世事变化后的大智慧，才有了处世不惊、恬静淡泊的文字。正如王安忆所言:
与如今将简单的道理表达的百折千回的风气相反，他则把最复杂的事物表达得明白如话。他是明察秋毫便装了糊涂，风云激荡后恢复了平静，他亦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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