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偶然看到此篇对谈，非常精彩。这是张大春2016年出版《文章自在》时的宣传活动，邀请同为台湾资深作家的好友唐诺来对谈读书、写作。旁观高手对谈有如闯入私人果园，总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为便利日后复习，仅摘要二人各自发言精华，逐段批注个人心得感想。
张大春说：经典常是我们道听涂说以为知道够多的作品，其实我们都没有真正读过它。......我们至今奉为圭臬的很多文章美学，其实是历史因素造成了完全不追求进步的结果。
一语道破，对于经典已经很少人亲自去领会了，我承认真正读完的原典很少，大多只看看导读或精简本。其中一个原因固然是个人学养不够深厚，无法领会其中深妙之处。另一原因，正如张大春直言，经典需要被重新评估，有些作品在当时之所以被捧为经典，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或社会情境造成，而到今天早已失去其典范性，不再称得上经典，而仅仅是见证时代的历史文物。
叶嘉莹说“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文学批评”，必须以今天的眼光更成熟地检视前人佳作，进而给予符合现代标准的评价，然后再传下去的，才是经典。
白话文运动展开的当时，抒情文变成一种掩体，它就像防空洞，所有的炮弹无法打到，因为写者所发表的是真挚的情感。当时表现真挚的情感有一套固定的修辞，那就是把风景、季节跟人内在的情感呼应起来。这种情景交融，以景写情，好像看起来理所当然的抒情手法，后来成了散文套路。我认为这种抒情文后来让人丧失自己情感表达的方法。
非常深刻的提醒，抒情文一但走上套路，感情就流于浮滥而无从深入。难怪每次读套路美文都感觉好假，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劲，原来是大家都写得差不多，读腻了当然就难再感动。
林语堂、梁实秋、张爱玲、钱钟书，这个四人不仅有外语的背景，也都有在行文中讽刺、嘲弄、幽默、谐谑的倾向，正宗美文传统中少见的倾向。......透过不同的语法或修辞传统，去让原先正经八百作文章的心态扩充，更容易有好的效果。
我赞同此论点，语言要保持鲜活一定不能排外，中文的传承自古兼容了多少外来语言，才得以生生不息。张爱玲曾经有一段时间只写英文，之后再次提笔写中文，不但没有生疏，反而写得更好。此外，也可以从古体中汲取养分。舒国治的散文常以文言笔法写西式幽默，营造出一种特殊趣味性，或可称为老派雅痞风格吧。
关于外文的影响，唐诺也有精彩见解。
唐诺说：句型、句法基本上可以用各种角度来谈，但深层来讲我认为它同时是思维及表述的方式。......白话文可以这样解释，那是某代到某一时期为止的中国人大致上想事情的模式。
唐诺写作的句式特殊，比较接近英语结构，繁复而精准，读起来非常过瘾，思维密度高。比起他文名响亮的妻子朱天心，我更喜欢读唐诺的文章。外语对写作的影响，除了增加语汇、结构、技法的新鲜感，最重要的是拓展内涵与表述的维度，而得以更趋近真实世界的复杂性。
文学散文化之后让文学离我们生活太接近，误认为文学与生活有高度的重叠，而忘了文学有其专业及非常困难值得尊敬的一面。
著名的读书人梁文道每天都会留一点时间给文学书籍，我想每一个认真的阅读者，都应当如此。纯文学的创作历程缓慢而深沉，字、句、段落、结构的安排都含有深意，任何简化后的文本都必定失去该作品大部分内涵。记得伍迪艾伦说的那个笑话吗：“我刚上完速读课，用学到的方法读《战争与和平》，然后知道这是一部关于俄国人的故事。”文学作品值得更严肃地阅读，速度不是重点。
康德说“我们太早鼓励年轻人理性思考，却没有让他们累积足够的知识材料。”你逼他想他没办法想，因为他没有东西可以想，你必须要等他有足够的材料，而这材料可能必须要透过阅读，所以对这个阶段的人，我比较希望倡导的是阅读，而不是写作技艺。
阅读先行于写作，然后并行。生活经历固然重要，然而未经过阅读与思索的深化、延展，所能表达的意见或感怀都是浅薄的。太小的孩子看夕阳，仅仅是色彩鲜艳所带来的欢欣，中年之后观看夕阳，却是百感交集。所有的触发与想像都要先有材料，材料多了，自然容易发挥。
散文是逼迫你在不虚构的条件下面对生命所带来的挑战，如果这时候能虚构，那个问题就不会真正困扰你，不会逼你认真思考问题。
关于散文可不可以虚构，已经听过很多似是而非的论调，都没有唐诺这个说法来得好。如果不能直面真实处境，散文即失去着力点，其散行的自由行式无从发挥优势，反而显得松散。既然要虚构，小说还是最适合的文体，各种技法与结构能将虚构的效果扩大极致。
二人谈至后半略偏离“老派文章”主题，而就“阅读”与“写作”展开自由论述。说者题外之言，听者意外收获，遂摘而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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