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岁末年初，各种标题党又集体出动了：《2017年我读了1000本书》，《2018年还要再读800本》……大多都是打着“读书”旗号的行为艺术——虚伪又造作，本身和读书并没有什么关系。问题在于，大家都知道这是假读书，为何还会东施效颦趋之若鹜？
这个问题当然从各种角度去解释，经济学、社会学等都可以用来分析这类群体冲动的背后成因。我最近比较感兴趣的一点，是政治哲学中关于现代化的主观性的解释，认为自媒体时代的盲目骚动都是“恶的主观性”的产物。即使是一个哲学解释，也有很多不同的视角。
譬如前天好友推荐我的一篇刘小枫先生的文章，《当代西方自由派如何面对古希腊先贤的痛斥》，当中提出了一个观点：
在苏格拉底看来，任何与文字打交道的人都应该懂得，“（自己）所写的东西其实微不足道”，除非“与正义的或好的事情的真实沾边”。
这涉及到文字的两个品质——正义，真实——当然在自媒体时代都是极其欠缺的。“正义”且不说，“真实”也做不到：多数“文章”只是拙劣的相互模仿甚至抄袭，作者根本就不懂自己所写的对象和内容。当然这里的“正义”、“真实”和我们日常话语中的用法可能略有出入，所以刘先生随后就用《文心雕龙》的《原道第一》来展开论述——倒是很触动我：
任何与文字打交道的人首先必须而且应该搞清楚什么是真实的正确和不正确，什么是真实的好或坏，而非凭靠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或生花妙笔鼓吹时髦的政治意见。
文字当中缺乏正义与真实，可看做正如《文心雕龙》所批评的缺乏“道”的现象。文字与“道”的分离，当然与近代以来“文学”概念独立的结果相关。模仿西学将“恶的主观性”的扬起形象化为“上帝之死”，姑且将文字与“道”的彻底撕裂称作“文学之死”。
现在已有一些研究“文学”的概念史的论文，认为“文学”一词出于《论语》中的“四科”之一：“文学，子游、子夏”。子游，子夏的“文学”，就对象而言是指先王政典，这是“道”的载体。“文学”一词的概念史梳理这里不再展开了，只说说读《世说新语》时的感悟。
《世说新语》的第四篇是《文学》，我参照的几个版本，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中未讨论这个篇名，仿佛“文学”是个人人都能理解的问题。然而，读《文学》篇的内容，头三条都是关于郑玄的，第四条是关于服虔的——这是两位经学家。第五条开始讲锺会的《四本论》，以下都是关于玄学的内容。和今人口头所说的“文学”，似乎都有不同。
杨勇的《世说新语校笺》中提到了这个问题，指出：
《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本篇所举，则系文章博学，与《言语》篇所载并无大异，可见时人对文学概念之实。
“文章博学”是宋人邢昺对《论语》中“文学”概念的解释：“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邢昺：《论语正义》）问题是这个解释对于今人而言，因为没有处理“文章”这个核心概念，所以等于没有解释。
因为《世说新语》的头四篇就是按照《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这“孔门四科”去编排的，说此“文学”即“四科”之“文学”，当然没错。但是说《文学》和《言语》篇“并无大异”，含混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并没有去追究古人所谓的“文学”究竟是何意。杨著进一步说：
一至四条属经学范围，时人所谓之儒学。五至六十五条属玄学范围，有《周易》、《老庄》、《佛典》等，人称玄学。其余三十九条属文学范围。（这个“正文书局”的台版书，标点真是粗糙）
那还是认为《文学》的前六十九条不是“文学”咯，而只是魏晋人以为的“文学”。综合这两段引文，大意无非是说：古人和时人所说的“文学”指向的对象不同。这显然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视角的不同：以“时人”所谓的“文学”为标准，还是以“古人”所谓的“文学”为标准？
不得不涉及一点“文学”的概念史的梳理：鲁迅《门外文谈·不识字的作家》中指出“时人”所谓的“文学”一词“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上割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的，他们的对于英文‘literature’的译名。”
译名混为中用，是我感兴趣的“移植词”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本进一步就转换为：这个“文学”的移植词用法，所造成的“古人”与“时人”之间的撕裂，要怎样去弥合——这才是如何去理解古代思想史的根本问题。
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中第一章《绪论》首先即谈“文学之定义”，是在萧统《文选序》的基础上再讨论的。其中提出了“狭义的文学”的概念：
狭义的文学，专指“美的文学”而言。所谓“美的文学”者，论内容，则情感丰富而不必合义理。论形式，则音韵铿锵而或出于整比……梁昭明太子萧统序《文选》“譬诸陶匏为入耳之娱，黼黻为悦目之玩”者也。
显然狭义的“文学”，即“时人所谓的文学”，简单地说，这种文字为耳目之娱而作，在“义理”的探究上往往浅尝辄止。当然钱氏本人对文学的定义是“兼发情智而归于情”，无论中西古今，任何严肃的文学史都不会认为“文学”只有情绪而没有哲学作为底蕴。
但是类似“《红楼梦》中含有哲学思想”这种表述，本身就暗示着“文学”和“哲学”相分离的世俗化解读。所谓的“文学的思想性／艺术性”这种似是而非的问题，都是以这种暗示作为前提的。我们当然可以假定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两分去谈论问题，但不能忘了这个谈论是基于这样的“假定”的前提。
这不是个定义的问题，遮蔽掉问题的前提而直接灌输结论，这与自媒体时代的生存逻辑相配套。所以归根结底，这还是个政治问题：这种话语方式是自媒体政治生态的结构。苏格拉底所说的文字的“正义”与“真实”，在自媒体的语境中是不可能存在（没有影响力的存在等于不存在）的。
就像2016年被视为“后真相”时代的元年，文字与“道”的撕裂在自媒体时代之前是渐进的，而现在已经达到了它的极致。只有在自媒体时代，文字才能彻底沦为工具，彻底碎片化地独立讨论“文学的思想性／艺术性”才能成为现实——这就是自媒体的存在结构。
遮蔽掉问题的前提，就永远免于真正面对问题。这就是在这里的语境中提出“重读经典”的荒谬性所在：它只能是一场以“阅读”为主题的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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