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读书随笔》上海三联书店，1999
我想，要在有限的篇幅里恰当而清晰地讲述亨利·贝尔（他以笔名司汤达而出名）的一生，是不可能的。要讲述他的一生，需要写一本书，而且为了使人理解，还必须深入探究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和政治状况。好在这样的书已经有人写了。如果《红与黑》的读者对司汤达本人很感兴趣，而且想要知道比我在这有限的篇幅里所能说的更多的情况，那他最好去读一下马修·约瑟夫森（Matthew Josephson）先生最近出版的那本材料翔实、文笔生动的传记，书名是《司汤达：对幸福的追求》（Stendhal or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既然如此，我在这里只需稍微介绍一点司汤达的生平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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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于1783年出生在格勒诺布尔，父亲是一个颇有地位也颇有钱财的经纪人，母亲是当地一位名医的女儿，不过司汤达七岁时，她就死了。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1792年，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内万特被送上断头台。
司汤达曾详细描述过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对此我们有必要予以了解，因为就在那一时期，他形成了某些影响他一生的偏见。在他所爱的母亲——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怀着情人般的爱去爱她的——去世后，他就由父亲和姨妈照管。他的父亲是个严肃而拘谨的人；姨妈则既严厉又虔诚。他很讨厌他们。他们属于中产阶级，却一心想成为贵族，后来大革命使他们的希望落空。司汤达说他的童年很不幸，但从他自己描述的情形来看，好像并没有多少事情值得抱怨。他聪明、好辩，是个很难管教的孩子。在格勒诺布尔实行恐怖统治时，他的父亲被列入可疑分子名单，他自己把这归咎于一个叫亚马的律师，因为他想抢走他的主顾。“但是，”他聪明伶俐的儿子却说，“就算是亚马使你列入了反对共和国的可疑分子名单，可你确实是反对共和国的。”这当然是实话，但是一个有掉脑袋危险的中年人从自己的独生儿子嘴里听到这样的话，肯定是不会高兴的。司汤达说他父亲是个叫人厌恶的小气鬼，但是当他需要的时候，却似乎总能从父亲手里弄到钱。父亲禁止他读某些书，但他还是有办法读到。这大概是从世上有了书籍以后，许许多多孩子都曾遇到过的事情。他还抱怨父亲不允许他和其他孩子一起玩，但是他有两个姐姐，还有和他一起听课的其他男孩（他们都是一个耶稣会教师的学生），想来也不会像他所说的那样孤独。事实上，他的童年生活和当时许多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并没有什么两样。像所有的孩子一样，他把一般的家庭约束看作是专制，只要有人逼他去读书，只要有人不允许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就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寻常的虐待。
虽然他的童年和大多数孩子一样，但有一点他和大多数孩子不一样，那就是大多数孩子长大后会忘记自己曾受到的管制，司汤达却直到53岁还对此耿耿于怀。因为憎恨那个耶稣会教师，他成了一个激烈的反教权主义者，到死都不相信教会中会有一个人是真诚的。因为他父亲和姨妈都是保皇派，他就热烈地拥护共和派。但是，在他11岁时，他有一天从家里溜出去参加一个革命者的集会，却意外地受到了震动。他发现无产者不仅衣衫褴褛、浑身臭气，而且粗俗不堪、满嘴脏话。“总之，我那时就像我现在一样，”他后来写道，“热爱人民，憎恶压迫他们的人，但是如果要我和人民生活在一起，那我觉得简直是一种不堪忍受的折磨……我过去——现在也依然——有许多贵族倾向；为了人民的幸福，我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我得承认，我宁愿每月在监狱里蹲两个星期，也不愿去和那些店主一起生活。”司汤达的这些话很有意思，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那种经常出现在豪华客厅里的、脸色红润的年轻叛逆者。
司汤达16岁时才首次去巴黎。在那里，他父亲把他介绍给一个亲戚——达鲁先生，他有两个儿子在国防部任职。长子皮埃尔主管一个司，他不久就让他的表弟司汤达担任他的秘书。拿破仑向意大利发动第二次战争时，达鲁兄弟便跟随他去了意大利，司汤达很快也到了米兰和他们会合。他在秘书处干了几个月后，皮埃尔要派他到一个龙骑兵团里去。可是，他喜欢米兰的欢快生活，不想到那个团里去。他趁皮埃尔不在米兰时，就去巴结一个叫米歇尔的将军，并当上了他的副官。皮埃尔回来后，下命令要他到那个团里去，但他找各种各样借口拖延了六个月，后来当他不得不动身时，发现自己实在厌恶到那里去，就干脆以身体有病为借口，放弃了那个职位。他其实连战场也没去过，但这并不妨碍他后来在各种场合吹嘘自己在战场上如何勇敢；1804年，为了得到某个职位，他还真的写了一份证明书（由米歇尔将军签字），证明他在历次战斗中曾立下过许多赫赫战功。
Histoire de la peinture en Italie，1817
马利·亨利·贝尔（司汤达）处女作《意大利绘画史》
他回到巴黎，靠父亲提供的一小笔只够日常开销的津贴维持生活。他想达到两个目标，其一是要成为出色的戏剧诗人。为此他大量研读剧本，还几乎每天都去剧院看戏，并在日记里记下自己的观感。人们后来发现，他在日记里反复谈到的是如何把他看过的戏改写成他自己的剧本。看来，他既缺乏构思剧情的才能，也肯定不是诗人。他的另一个目标是要成为伟大的情人，但在这方面，老天爷并没有给他很好的条件；他身材矮胖，其貌不扬，上身圆鼓鼓的，两腿粗而短，一颗大脑袋上长着一头黑发；嘴唇不厚，鼻子却过于肥大；不过，他的一双褐色眼睛炯炯有神，手和脚也不大，尤其是皮肤，像女人一样细嫩。为了显得有风度，他经常带着一把佩剑，摆出一副神气的样子，其实他是很怕羞的。经他的表兄马歇尔·达鲁——即皮埃尔的弟弟——介绍，他得以经常出入一些贵妇人的沙龙。这些贵妇人的丈夫都是趁大革命之机发了财的暴发户。可惜的是，他说话结结巴巴，很不善于交际。他虽然能想出不少妙语，却没有勇气说出来。这使他往往显得很尴尬，而他对自己的外省口音又觉得很恼火。也许就是为了矫正口音，他进了一所戏剧学校。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个叫美拉妮·居利贝尔的女演员。这个女演员比他大两三岁，但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还是和她相爱了。之所以要考虑一段时间，一方面是因为他吃不准她是否真的爱他，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怀疑她有花柳病。打消了这两方面的顾虑后，他和她一起去了马赛。她到那儿去是为了履行一份演出合同，而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就在一家杂货批发铺里做临时工。但是，他最后发现，她无论在气质上还是在智力上都不是他想要的那种女人，所以当她后来因为缺钱而不得不返回巴黎时，他求之不得地放她走了。
我没有篇幅来详谈他的多次恋爱事件，只能说两三件事，以期有助于你了解他的性格。他是有情欲的，但并不强烈。实际上，在他后期写给一个情妇的那些相当色情的信被发现之前，人们还一直怀疑他是个性冷漠的人。他的情欲是很理智的，也就是说他寻找女人多半是为了满足虚荣心，而非完全出于性的需要。他虽然喜欢高谈阔论，但没有迹象表明他善于向女人献殷勤。他自己就曾坦率地承认，他的大多数恋爱是不幸的。原因很简单，他太优柔寡断。为此，他在意大利时还请教过一个同僚，问他怎样才能赢得女人的欢心，并一本正经地记下了他的忠告。他刻板地去讨女人的欢心，就像他当初写剧本一样按部就班，而当她们觉得他滑稽可笑时，他感到十分沮丧。他总是弄不明白，为什么她们老是认为他没有诚意。确实，他尽管聪明过人，却偏偏就不知道女人只能理解感情的语言，任何理智的语言都会使她们退避三舍。他错误地以为，要赢得女人的欢心就要有策略和计谋，殊不知那只能靠感情才能赢得。
和美拉妮·居利贝尔分手后又过了几个月，司汤达也回到了巴黎。他靠表兄皮埃尔·达鲁的关系在军粮部谋到一个职位，并被派往布伦斯威克。这时他已放弃成为杰出剧作家的理想，决定开始仕途生涯。他以帝国的贵族和荣誉军团的骑士自居，一心想当上薪俸优厚的省长。他虽然热烈拥护共和派，还把拿破仑称帝看作是对自由法兰西的蹂躏，却又写信给父亲，要他为自己买一个爵衔。他还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了贵族专用的“德”，自称亨利·德·贝尔。他是个有头脑、有能力的官员；1810年他得到提升，奉命回巴黎在残废军人宫任职。他获得两匹马和一辆双轮轻便马车，还有一个车夫和一个男仆。他随即找了歌剧院合唱队的一个女演员和他同居，但他并不满足；他觉得还应该有一个能真正为他所爱的情妇，一个有显赫身份因而会给他增添荣誉的情妇。他认定皮埃尔·达鲁的妻子亚历山德拉·达鲁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皮埃尔·达鲁现在已是伯爵，他的妻子就是伯爵夫人，再说，尽管她已有四个孩子，却比丈夫年轻许多，依然美貌动人。没有迹象表明他当时考虑过表兄达鲁对他的友善和长期的照顾，也没有迹象表明他考虑过勾引表兄的妻子是既不策略又不体面的，因为他只考虑自己的发迹和荣耀。他从来就没有想过，世上还有感恩这样一种美德。
于是，他拿出他在爱情方面的全套谋略发动进攻，但是他那倒霉的犹豫不决的性格始终妨碍着他。他时而活跃，时而忧伤，时而轻佻，时而冷静，时而激昂，时而淡漠；但无论怎样似乎都无济于事，他不知道女主人到底爱不爱他。他甚至怀疑她在背后嘲笑他忸捏作态，为此他觉得很羞辱。最后，他找一个老朋友诉说自己的苦恼，并请教他有何良策。他们一起商量这件事。由他的朋友提问，他回答，然后他的朋友把问答内容都记下来。下面的一问一答是马修·约瑟夫森写《司汤达传》时引用过的：“勾引B太太（他们用“B太太”来称呼达鲁夫人）有什么好处？”“好处如下：勾引者的欲望将能得到发泄；他还能从中获利；他能进一步从事对人类情感的研究；他将满足自身的荣誉感。”司汤达还在那份问答记录上加了一条注释：“最好的建议。进攻！进攻！进攻！”这是个好主意，但是如果没法克服自己的羞怯心理，那也是很难行之有效的。几个星期后，他应邀去柏希维勒村达鲁的乡间庄园做客。临行前一天，他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早，他下定决心要实施最后的进攻计划。他穿上一条最好的条纹裤去了。达鲁夫人对他的裤子称赞了一番。他们两人在花园里散步，后面跟着达鲁夫人的一个朋友以及她的母亲和孩子们，大约离他们有二十米远。他们来回散着步，他浑身紧张，就是下不了决心。最后，他暗暗选定前面的一个地方，并把它称作A，把自己正站着的地方称作B，心里发誓，要是他们走到A的时候他还没有说出来，他就要自杀。他终于说了，一边说一边还抓住她的手臂想亲吻她的手。他对她说，他爱她已爱了整整十八个月，只是尽了最大努力没有说出来，甚至想从此不再见她，但实在忍受不了这爱的痛苦。对此，她却回答说——当然态度很友善——她对他的感情仅限于友谊，没有更进一步的感情，再说她不想对丈夫不忠。说完，她就转身招呼后面那些人来和他们一起散步。就这样，他的柏希维勒战役以失败而告终。他的感情深受伤害，但受伤害更深的却是他的虚荣心。
两个月后，依然沉浸在痛苦中的司汤达申请去米兰度假。他当初第一次去意大利时就特别喜欢米兰这座城市，因为在十年前，他就在那儿迷上过一个叫吉娜·皮特拉鲁阿的女人，他的一个同僚的情妇；但那时他是个钱袋空空的副官，她几乎没有注意到他。他想，这次到米兰一定要去拜访她。她的父亲是开店铺的，她年纪很轻时父亲就把她嫁给了一个小公务员。现在她已34岁，儿子也有16岁。他见到了她，发现她依然是一个「高大而美丽的女人，眼睛、表情、眉毛和鼻子依然显露出一种高雅的气质。我觉得她（他补充说）比以前更聪明，更高贵，只是那种娇艳十足的风姿不见了」。她的丈夫薪水微薄，但她却在米兰有一套房子，在乡间有一幢别墅，有仆人，在斯卡拉剧院订有包厢，还有一辆四轮马车。她确实是够聪明的。
司汤达心里明白，自己长得很难看，于是就决定用时髦而漂亮的服饰来加以弥补。他本来就是胖鼓鼓的，现在由于生活优裕，变得更加肥胖了；然而，他口袋里有钱，有漂亮的服饰支撑着他。他觉得，他现在已不再是个穷巴巴的龙骑兵了，要把那高贵的夫人弄到手，理应是有把握的。他于是决定在米兰逗留期间要让她成为他的情妇，但是她却不像他预料的那样顺从。他不得不大费一番周折，直到他将离开米兰去罗马之际，她才同意让他在一天的上午到她家里去。可以想象，他那天是怎样苦苦求爱的，而就在那天的日记里，他写道：“9月21日11点半，我终于赢得盼望已久的胜利。”他还把那天的日期写在她的吊袜带上。和他当初向达鲁夫人求爱时一样，他那天也穿着条纹裤。
1812年，司汤达费了很大工夫才说服达鲁伯爵，把他从巴黎的那个闲职上调离，并给了他军粮部的现役军职。他随拿破仑的大军一起参加了远征俄国的灾难性战争。在从莫斯科撤退的途中，他表现得很沉着，很能干，也很勇敢。1814年，拿破仑退位，他仕途生涯也就到此结束。据他自己说，他当时拒绝了好几个重要职务，说他宁愿流放也不愿为波旁王朝效劳；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不仅宣誓效忠波旁王朝，还千方百计想到政府机构任职。只是这些努力没有成功，他才不得不去了米兰。他仍然有足够的钱住一套舒适的公寓，随意去歌剧院看看歌剧；但是他已失去以前的官位、声望和大笔大笔的钱。吉娜对他冷淡了。她对他说，她丈夫得知他又到了米兰之后一直妒性大发，她的其他爱慕者也都对她疑心重重。她请求他，为了她的名誉离开米兰。他清楚地知道，她是想和他分手，但是她越是想分手，他却越是热情高涨。为了重新得到她的爱，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筹集了三千法郎，并把这笔钱给了她。她这才同意和他一起去威尼斯，不过要她的母亲、儿子以及一个中年银行职员和他们同行。在威尼斯，她还坚持要司汤达住到另一家旅馆里去，说是要顾全一点面子，而使他更为恼火的是，尽管他一再表示讨厌，那个银行职员却老是跟着他们。他真是不明白，那家伙有什么权利跟着他们。下面的话摘自他当时的日记，是用英语写的“她摆出一副样子，好像她到威尼斯来是给了我天大的面子。我真是愚蠢透了，用三千法郎来做这样的旅行。”但是十天以后，他却写道：“我得到了她……不过她还和我谈到了经济上的安排。那是在昨天上午，绝不可能是错觉。政治把我的情欲都搞光了，我的精液一定都被抽到脑子里去了。”
1815年6月16日，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这年秋天，司汤达和吉娜一行回到米兰。司汤达住在偏僻的郊区，这是吉娜的安排。他若想和她幽会，就得在深夜里换几次马车，在无人跟踪的情况下到她的住所，然后由一个侍女把他带进她的房间。但是不久之后，那个侍女可能是和女主人吵了架，也可能是被司汤达收买了，反正她向司汤达说明了事实真相，使司汤达大为恼怒。原来吉娜的丈夫根本没有妒忌，吉娜之所以要搞得那么神秘兮兮，只是为了防止司汤达遇到她的其他情人，说得准确一点，是遇到她的情人中的某一个，因为她有许多情人。那个侍女还让司汤达自己去证实她说的是真话；第二天，她就把他藏在紧挨着吉娜房间的一个壁橱里，他就在那里“透过一个钥匙孔，亲眼看见了她对他的背叛行为，就在离他只有三英尺的地方”。“你是不是以为，”司汤达后来说，“我会冲出壁橱，用匕首捅死那对男女？不，没有这回事……我只是像我进去时一样悄悄地溜出了壁橱，只想到这样的历险实在可笑。我嘲笑自己，鄙视那位夫人，但也为我能重新获得自由而觉得欣慰。”
1821年，司汤达由于和一些意大利爱国者有联系而被奥匈帝国的警察当局逐出米兰。他到了巴黎，而且在以后的九年间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那里。在这期间他又有过一两次乏味的恋爱。他时常在一些清谈家的沙龙里消磨时光。他不再笨嘴笨舌，而是变得既机敏又刻薄，特别喜欢和八个或者十个人一起高谈阔论。他像许多健谈者一样，喜欢垄断谈话，喜欢自说自话，对意见不合的人，就毫不掩饰表示轻蔑。为了出语惊人，他多少有点放肆，常会说些淫秽和亵渎的话，有些不喜欢他的人说，他为了取悦和刺激听他说话的人，还常常滥用幽默。接着便发生了1830年革命，查理十世流亡国外，路易·菲利普登上王位。这时，司汤达已经把父亲留给他的那点微薄的财产差不多全花光了，于是他又恢复了原先的志向，要当一个伟大的作家，然而他在文学上作出的努力既没有给他带来钱财，也没有给他带来名声。他的《论爱》一书于1822年出版，十一年里只卖掉十七本。他曾想到政府部门谋个职位，但没有如愿。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他获得了到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当领事的机会；但是由于他同情自由派，奥匈帝国拒绝他为领事。于是，他又被转派到教皇治下的奇维塔韦基亚城当领事。
领事工作相当轻松，他一有时间就外出旅行。他是个不知疲倦的旅游者。他在罗马找到不少知心朋友。对奇维塔韦基亚城，他反而觉得讨厌，因为他在那里孤身一人。在他51岁那年，他向一个年轻姑娘求婚。那个年轻姑娘的母亲是他的洗衣妇，父亲是受雇于领事馆的一个圣芳济派的修道士。然而，使他感到意外和屈辱的是，他的求婚竟被拒绝了。1836年，他说服外交大臣让别人来临时代理他的领事职务，他自己则到巴黎去任职三年。这时，他已是个肥胖的老人，脸很红，留着一把染过色的大胡子，头发也全脱光了，不得不戴上一顶紫褐色的大假发。他衣着仍然很时髦，就像他年轻时一样，不过对他的外套和裤子式样人们总是议论纷纷，常使他很难堪。他仍然到处求爱，但几乎每次都被拒绝；他仍然去参加宴会，说起话来仍然那样滔滔不绝。最后，外交部责成他返回奇维塔韦基亚城续职；两年后，他在那里中风。恢复健康后，他要求休假，到日内瓦去求教一位著名医生。他从日内瓦到了巴黎，仍然像以前那样生活。1842年3月的一天，他出席了外交大臣的一个大型官方宴会。那天晚上，他沿着林阴道散步回住所，在路上再次中风。被送回住所后的第二天，他便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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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不加掩饰的事实，我们只要稍加思考就不难发现，由于司汤达一生都很动荡，他肯定拥有比其他作家都要丰富的人生经验。确实，他生活在一个社会和个人都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时期，因而能获取广泛的人性知识，但他也只能在其个性所容的范围内获取，因为目光再敏锐的观察者，在观察同时代人时也要受自身个性的限制。他有许多局限，这是肯定的。当然，他有他的特点：他很机敏，容易动感情，有点怯懦，但富有天资，工作勤奋，而且具有卓越的创造力。他还是个很好相处的人。但是，他的性格缺陷也很严重：他抱有荒谬的偏见，而且常常想入非非；他很多疑（因而也容易受骗），也很褊狭、苟刻，但又极不谨慎，往往很自负，甚至极度虚荣；他耽于肉欲而且趣味粗俗，行为放荡却又缺乏激情。然而，我们之所以知道他有这些缺陷，又都是他自己告诉我们的。他不是职业作家，甚至连文人都算不上，但他不停地写，而且几乎一直在写他自己。他长年记日记，因而留下了大量的生活片断，而他记日记显然不是为了出版。他在50多岁时写了一部自传（有500页），但只写到他17岁就不再往下写了。这部自传尽管到他去世时仍未改定，却是准备出版的。在那里，他往往自我拔高，还编造了许多事情，但整体上说，他还算诚实。他写到了许多细节，不少地方一再重复，冗长而沉闷，读起来味同嚼蜡，但我想，无论谁读完这部自传后都应该这样自问：如果要我像他一样率直地暴露自我，我能写得更好一点吗？他去世时只有两家巴黎的报纸作了报道，看起来他是很快就会被人彻底遗忘的。好在他生前的两个老朋友努力促使一家大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主要作品，否则的话，他很可能已经被人遗忘了。然而，尽管当时有影响的批评家圣·伯甫专门为他写了两篇评论，公众却仍然对他不感兴趣。直到后来，在下一代人中间，他的作品才得到广泛阅读。他自己从不怀疑他的作品是会流芳百世的，但他预计要到1880年甚至1890年，人们才会对他的作品作出应有的评价。凡被同时代人忽视的作家，大多是这样来自我安慰的，都说后人会承认他们的成就。遗憾的是，如果真有这样的事，那也是极为罕见的。后人都很忙，而且粗心大意，他们即便想关心过去的文学，也往往只关心那些当初就已取得成功的作品。只有极小的可能，一个默默无闻的已故作家才会被人重新发现。对司汤达来说，他的幸运来自一位教授。那位教授其实并不出名，关于他的情形，人们除了知道他在法国高等师范学校讲课时曾热情赞扬过司汤达的作品，其他便一无所知了。凑巧的是，当初听课的学生中有一些聪明的年轻人——他们日后都出了大名——他们听那位教授如此赞扬司汤达，就去读他的作品了，结果发现他的作品中有许多东西和他们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就成了他的狂热的崇拜者。这些年轻人中最有才华的是希普里特·泰纳，多年后当他成为一个有影响的著名理论家时，他著文盛赞司汤达，称他为古今最伟大的心理学家。自那以来，人们便写了大量评论他的文章，以至到了今天，他被普遍认为是19世纪法国三大小说家之一。
他的名声主要来自《论爱》和两部长篇小说，其中《巴玛修道院》或许更有可读性，人物形象也富有魅力，尤其是对滑铁卢战役的那段描写，可谓脍炙人口。但是，《红与黑》却更加激动人心，更有独创性，也更具深刻意义。正是由于这部小说，左拉称他为自然主义之父，而布尔热和安德烈·纪德则（不正确地）称他为心理小说的创始人。《红与黑》确实是一本令人惊叹的书。
La Chartreuse de Parme，1839
司汤达对自己比对别人更感兴趣，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就是他自己。《红与黑》中的于连，就是司汤达很想、然而又无法成为的那种人。他让于连具有吸引女性的魅力，女人一见他就会神魂颠倒，这正是他自己一直热衷想做而又做不到的事情。他让他一次次赢得女人的爱情，所用的正是那些他为自己设计、结果却总是失败的办法。他还说他是个口若悬河的健谈者，不过他很明智地从不具体写到他是如何健谈的，只是断定他有这种才华。他把自己的记性、勇气、羞怯、自卑、野心、敏感、心计、多疑、虚荣、易怒等性格特点，以及肆行无忌和不知感恩的行为特征，全都给了于连。我觉得，从来没有哪个作家会像司汤达这样，在把自己的性格赋予人物的同时又描绘出这样一幅可憎、可鄙、可恶的人物肖像。
有一点很奇怪，那就是除了滑铁卢战役（他其实并未参加），司汤达好像从不采用他为拿破仑效劳时的生活经验作为小说题材。人们本以为，他至少是那些历史事件的目击者，是完全可以从中提炼出某些重要主题来的。为什么他不这样做呢？我们记起来了，当初他想写剧本时也是从自己看过的戏里面去寻找题材的；看来，司汤达生来就没有虚构故事的才能。《红与黑》里的故事情节，就是他从当时引起全社会轰动的一个刑事案件的有关报道中获取的。我在评论小说时一般都不谈小说的故事来源，不过关于这部小说，我想还是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司汤达借用的是这样一个案件：一个名叫安东尼·伯尔岱的神学院学生，先是在一个叫M.米舒的人家里当家庭教师，后来又到另一个叫M.德·高尔东的人家里当牧师。在米舒家里，他企图勾引或者说确实勾引了米舒太太，而在高尔东家里，他又勾引了高尔东的女儿。为此他被主人辞退。他想回神学院，可是他名声太坏，没有一所神学院愿意接受他。他走投无路，就把怨恨发泄在米舒一家人身上，到教堂去向在那里做礼拜的米舒太太开了枪，然后自杀。但他的伤势并不致命，于是受到审判；在法庭上他还想把罪责都推到不幸的米舒太太身上，以此为自己开脱，但最后还是被判处死刑。
红与黑Le Rouge et le Noir，1831
就是这个既丑恶又卑劣的刑事犯吸引了司汤达；在他看来，伯尔岱的所作所为是一种“美好的罪恶”，是一个具有反叛个性的人对社会所作的反抗。于是，他在小说中把那些受害者的身份拔高，以此使事件具有更重要的社会意义，同时他又把主人公于连写得比现实案件中的那个恶棍伯尔岱更聪明，更有个性，也更有勇气。当然，这个故事仍然是令人厌恶的，于连也仍然是个卑劣的家伙；但是，在司汤达笔下，他却显得非常生动，整部小说也富有深刻的含义。于连，一个出身于贫苦家庭的孩子，对那些出身于特权阶层的人充满嫉恨——他是个在各个时代都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如果我们想对他有一个最初印象的话，那就只要看看司汤达对他的描写就行了：“他是一个18岁到19岁的少年，表面看来，文弱，清秀，面貌不同寻常。他的鼻子好像鹰嘴，两眼又大又黑。在宁静的时候，眼中射出火一般的光辉，又好像熟思和探寻的样子，但是在一转瞬间，他的眼睛又流露出可怕的仇恨的表情。他的头发是深栗色的，垂得很低，只看得见一点儿额头，在他生气的时候，更显得他有的是坏性情。……他那细长匀称的身材使人感到的，与其说是活力，不如说是轻盈。”这不是一幅优美的画像，却是一幅出色的画像，因为它一开始就使读者对这个人物没有好感。小说家一般总希望读者能同情小说主人公，但司汤达由于是选择了一个恶棍作为小说主人公，就不得不从一开始就留神，不能让读者过分同情他。另一方面，他又必须使读者对人物感兴趣，所以又不能让读者过分厌恶他。因此，他就不厌其烦地详细描写于连的漂亮的眼睛、优雅的身材和精巧的双手，以此作为对刚才那一番描写的补充。他时不时地告诉读者，于连确实长得很漂亮，但他也从不忘记提醒读者注意到于连周围的人对他的反感，注意到所有的人——除了那些从未相信过他的人——其实对他都很怀疑。
德·瑞那夫人，即于连教他们读书的那几个孩子的母亲，则是一幅最难描绘的优雅的性格画像。她是个好妻子、好母亲、好女人，她很迷人，有德行，为人真挚；小说中写到她对于连如何产生爱情，这爱情如何加强，她又如何感到恐惧和犹豫，以及她的爱情是如何变成炽热的激情的，所有这些描写都非常出色。她是小说中最动人的形象之一。出身高贵的玛蒂尔德·德·拉·莫勒却写得不可信。司汤达从来就没有对上流社会有过深入的了解，他并不知道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会有怎样的行为举止。以为出身高贵的人总要摆出一副高贵的样子，那只是暴发户的理解。司汤达把德·拉·莫勒小姐的傲慢当作贵族气派来写，实在是粗俗不堪。她的许多行为都写得不合情理。
司汤达很讨厌那种由夏多布里昂使之风行、后来又由数以百计的次等作家拼命加以摹仿的华而不实的风格。他只是尽可能朴素、准确地写下他非说不可的话，没有虚饰，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那些形式化的赘语。他说（也许并不十分真实），他每次动笔写作前都要读一页罗马法典，以此保持用语的纯正。他从不跟随当时的流行写法，矫揉造作地描写风景和其他装饰物。他出色地运用一种冷静、明晰、节制的文体来增强故事的感染力，使之更加引人入胜。我觉得，于连在德·瑞那家里和在神学院里的那些章节写得好得不可能再好了；不过，当场景改换成巴黎和德·拉·莫勒府邸时，我觉得，好像写得有点不可信。他要我接受那些不真实的描写，同时要我相信那些空洞无物的情节，而且超过了我所能容忍的程度。司汤达虽以现实主义风格著称，但不管怎么样，他毕竟不可能完全不受时代潮流的影响。当时浪漫主义还方兴未艾。司汤达尽管有纯正的鉴赏力，对18世纪的写实文学也很欣赏，但还是受到了浪漫主义的影响。他很赞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无视道德的人，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和满足自己的欲望，或者为了荣誉和复仇，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即使为此犯罪也在所不惜。他崇尚他们所谓的坚强意志，崇尚他们对习俗的蔑视和对灵魂自由的追求，而正是这种对传统浪漫倾向的崇尚，使《红与黑》的后半部写得有点荒诞不经。
正当于连使用伪装、欺骗和自我克制等手段将要实现他蓄谋已久的野心时，司汤达却犯了一个错误，一个大大的错误（我只能这么说）。他在前面告诉我们，于连是绝顶聪明和极端狡猾的，而到了后面，他为了使德·莫勒侯爵同意于连娶他的女儿，竟然让于连到德·瑞那夫人那里去求取品行鉴定书。这可能吗？因为于连完全应该知道，德·瑞那夫人曾受到过他的伤害，很可能很恨他，因而她除了泄恨是不会为他做任何事的；当然，也可能她仍然爱着他，但这样的话，她就更加不会帮助他去和另一个女人结婚了。我们知道，德·瑞那夫人是个诚实的女人。于连也应该想到，她完全有可能如实地揭露他的种种丑行。实际上，她正是这样做的。她写了一封信，坦率地讲出了他的真实情况。他呢，既没有否认，也没有自我辩解（比如，说那完全是一个因被弃而愤怒的女人编造的），而是拿着手枪赶到她的住地，并向她开了枪。对此，司汤达没有作任何解释，所以我们只能把它理解为是于连的一时冲动。我们知道司汤达是很赞赏感情冲动的——他认为这是激情的表现——这没错；但问题是，我们从小说一开始就看到，于连的性格力量恰恰在于他有极强的自我克制能力。各种各样的感情如妒忌、仇恨、骄傲和虚荣，尽管他都有，但从来就没有支配过他，就连情欲——这种最强烈的感情——也从未胜过他一心想实现野心的阴谋。然而，在小说的紧要关头，于连却做出了一件使小说致命的事情；他的举动完全背离了他的性格。
司汤达是紧跟安东尼·伯尔岱的案情来构思《红与黑》的，毫无疑问他是一跟到底了。但是，他却没有注意到：第一，他已经把于连写成了一个和原型伯尔岱完全不同的人；第二，伯尔岱是认为米舒太太毁了他的前程，这才满怀怨恨地朝她开了枪，而于连对德·瑞那夫人是不应该有这种怨恨的。如果说，德·瑞那夫人确实使他实现其勃勃野心的希望落了空，那也只能怪他自己的愚蠢举动，而按他的性格，这样愚蠢的举动原本是不可能做的；因为他完全可以用自己拿手的方法加以应付，根本就没有必要造成这样一种简直令人费解的错误后果。然而，事实是，司汤达好像没有这方面的创造才能，他没法为这部小说设计出一个能使读者比较信服的结尾。不过，话得说回来，世上毕竟没有一部小说是十全十美的，因为除小说家都有缺陷外，小说这一体裁本身也有缺陷。所以，不管怎么说，《红与黑》仍是一部非常出色的小说，你不妨一读，相信它一定会给你一种独特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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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司汤达和《红与黑》
题图：Stendhal
by Olof Johan Södermark, 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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