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文，很轻，很动人
要说在众多的文人墨客里，我最欣赏的，是沈从文。或许沈先生并不喜欢我冠以其“文人墨客”的形象，因为他的一生，就如那人间的草木，向往的不过是过得去生活，若是博得允许，也想开几蓝的、或粉的小花，妆奁妆奁这个世界。
或许上天嫉妒他的世界过于纯粹美好，总是给了过多的风雨捶打，以至于，当我再读沈从文时，除了崇拜，就是心疼了。
文学赤子，大概说的就是他了。
一千个作家有一千种美，有的凌厉，有的悲壮；有的抑郁，有的哀伤；有的刻薄，有的悲悯……但有一种属于沈从文，而他人不能再得的美，那是属于大自然，属于天和地的美。
他所描述的每一个地方，都烟火气十足，却恍如世外桃源，他笔下的每个人都十分淳朴且可爱。他的文章，像一湾流动的清泉，读下去，使人双目明澈，内心纯净，你不用多么提心吊胆，因为故事总是娓娓而来，或许是悲剧，亦或许是喜剧，但是这一切，都不会让你过度地感到悲壮与欢喜，因为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其自然。
人的生死，都是极其平常的事，人的喜乐，也都十分简单温馨，他的文字间没有大悲大喜，却处处引人心绪，像一只羽毛，总是时时刻刻在人心上荡漾，你想快乐，也不能，想悲伤，也不能，你只能与他一同，淡淡地忧愁，淡淡地欢喜，就像每一个期盼归人的翠翠。
爱逃学的学霸
“我到这街上走一走，看着那些人如何生活，如何欢喜又如何忧愁，我仿佛就有了生活的意义。”
乍一听沈从文这一名字，一个身着长衫，带着黑框眼镜，一手执书，一手背后，满脸温和与儒雅的书生模样就不由其说地印入脑海，但事实上，沈从文一家，包括他自己都是武将出生。
1902年，他出生在湖南湘西的一个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凤凰小城。他的祖父曾经是将军，父亲是中尉，曾经还参与刺杀袁世凯，六弟曾经是军官，而沈从文曾经也是从武之人。
沈从文的家庭在那个时候的当地算是“小康之家”，他的生活没有太多苦难，童年倒是多了许多趣味。大多数人认为，沈从文可能是个神童，从小学富五车，殊不知他小时候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小顽童。父亲把他送进私塾，他觉得先生教的东西不仅刻板而且无趣，便总是想着法子逃学，不是去看鸡打架，就是去城隍庙看人斗鹌鹑，去校场看木傀儡社戏，或是去市上看人打铁，若是饿了，就找个铺子，点一碗烂贱碰香的炖牛肉，用牛肉蘸着盐水辣子，同米粉一块吃，或者来一碗杨怒三家的猪血绞条，这些食物，在他是世间顶好的佳肴。要是实在生了厌就拉着伙伴去赶场子，或者到码头看苗家的花船和穿着花鞋的苗家姑娘。小小年纪的他，跟着吴家少爷在狗肉铺吃狗肉，喝米酒，然后醉醺醺的回家。
为着应付父亲和先生的责骂，他的小脑袋瓜子总也能找些理由搪塞。每回逃学，是极快乐的，因为他认为出去玩的那些代价比起挨先生的戒尺，是十分值得的，于是权衡之下，还是认为逃学更划算，于是逃学总是他犯的事儿了。
学虽是逃了，一天的快乐倒也补充了，可每回到时间回到家时，总忍不住心事重重，祈望着自己逃学的事不要被先生和家人发现。
只要他回到家，面色显得为难些，或是饭少吃了一碗，母亲和姑妈总是要笑他的。
“今天被罚了。”姑妈说。
“我猜是。”母亲也笑笑。
“明日到四姨妈那说说去，让姨爹对你松些。”姑妈说。
因为那私塾的先生正是沈从文的姨爹，也正因为如此，先生对他不仅不管得松，反倒更严苛，于是先生的戒尺在他的小手上和屁股上落了不少印子。
沈先生虽然从小不爱读书，但是确实是个神童，先生叫背的文书，他很快就能记住，所以功课对他来说十分轻松，正是这份轻松，让他不想在学校浪费自己玩的时间，认为逃学成了必要。
沈先生从小，对那种迂腐刻板得教育方式是十分排斥的。他认为孩子时期，没有比玩更该做的事情，因为在玩的过程学会的东西，在课堂上永远学不到。
扛着枪的诗人
1918年，小学毕业之后，沈从文也从了军。在他的军旅生涯中，一切似乎还不是那么糟糕，或许是因为有一个诗人的气质，使得他在枯燥的军旅生涯中也感受到颇多的乐趣，跟着同志们一起值夜班看犯人，却遇见一个性格爽朗，多才多艺的年轻犯人，他们都管他叫二哥。二哥是被人冤枉才进的牢，却在牢中与沈从文一干人建立纯洁友谊。二哥极具音乐天赋，箫和各种乐器都吹的十分动听，不仅沈从文他们被迷住，连排长和副官都会从窗户里伸出脑袋来，让二哥再吹一首。
沈从文也是从他那处学会了吹箫，还相约，等二哥出来便也来参军，到时候带着他们扛着枪去雪地里打猎。
可是二哥最后不幸遇难，沈从文和他的同志们都十分难过，箫也不吹了，猎也不打了。
作为军人的沈从文，也坚毅勇敢，但是比起别的军人，他的诗人气质，让他显得格格不入。
军队人家嫌他懦弱，总是想些虚无缥缈的事情，分析那些人的性情，这不是一个战士该有的东西。一个战士，要懂得勇猛，懂得怎么用枪，怎么杀人，怎么在浴血中生存。
可他，终究是个诗人。
卸甲换长衫，踏上征服之路
1922年，新思潮涌动，沈从文弃武从文。
他脱下军装，穿上了一身长衫，只身前往北京，想要求学，因为那个时候的教育，是真的学学问了，不再是私塾了，他渴望知识与高深的学问。
可是只受过小学教育的他，根本不能入那些教授和绅士的眼。在读书人眼里，他又过于行为粗率，思想简单，与那些文化人，也是格格不入。
可他还是夹着铺盖站在北京前门车站，对着这座充满着故事的城市说：我是来征服你的。
这条征服之路，实在过于心酸。穷困潦倒的他，住在旅馆里蹭吃蹭喝，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写信给北京的著名作家们求助。
最后是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郁达夫相中了他的文才，前往旅馆去解救。
在旅馆的房间里，冷的空气似乎都要凝固了，可是沈从文仍然裹着被子，瑟瑟发抖地伏案写作。
郁达夫把自己的围巾披在他身上给他取暖，还请他去吃了饭，把剩下的钱都给了他。
沈从文握着那还有温度的钱，感动得眼泪直掉。
以至于到他晚年之时，他回想起那五块钱，仍旧老泪纵横，激动不已。
沈从文的文才与好学，使他得以在北京大学旁听，在这期间，他陆陆续续在《晨报》《语丝》《现代评论》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在文学圈里，掀起一股不小的风浪。
1928年，他前往上海与丁玲一同筹办《红黑》杂志，至此，他才正式得以立足。
遇见一个正当年龄的她
后来，他在徐志摩的推荐下，去吴淞中国公学任教。在那里，他遇见此生唯一最爱，他的夫人张兆和。
或许他与他夫人的爱情故事算不得一段佳话，但是同他的文章一样，烟火气里处处是诗歌的美。
张兆和是他的学生，他对那个“模样清秀，皮肤黝黑”的才女校花一见钟情，从此坠入爱河不得自拔，开始了漫长的追求。
诗人追女孩，始终都是浪漫的。那个时候，一切都慢，再激烈的情愫也只能通过书信来传达，沈从文就开始给张兆和写情书，一封接着一封，一封甜似一封。
“我侥幸又见到你一度微笑了，是在那晚风为散放的盆莲旁边。这笑里有清香，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本来你笑时是有种比清香还能沁人心脾的东西。”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证但正当年龄的你。”
……
当这些情书送到张兆和手里时，张兆和是欢喜的，但是她欢喜的是他的诗文，而非那个人。
当时追张兆和的人数不胜数，她收到的情书也不胜枚举，她把那些情书都编了号，青蛙一号，青蛙二号……而沈从文，是癞蛤蟆十三号。
这个癞蛤蟆十三号对她的穷追不舍，让她颇为苦恼，于是拿着一大叠情书找到时任校长胡适，想要校长主持公道。
可是没想到，胡适却笑笑说，“他非常顽固地爱你。”
张兆和很不服气地回道，“我非常顽固地不爱他。”
可是这顽固终究没能挡住沈从文的坚持与深情。
1930年，因为胡适的离开，沈从文也将离开中国公学，离开之前，为了得到一个结果，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了一封长达六页的情书。张兆和的防线再次动摇。
1932年，张兆和大学毕业后，回到苏州老家，那时候正在青岛大学当教授的沈从文从青岛赶到张兆和老家，是有提亲之意，奈何他去时张兆和不在家，是她的姐姐张允和接待了他。没有见到心爱之人的沈从文留下自己住址后失落地离开了。后来张兆和在姐姐的催促下，前去沈从文的旅馆邀请他去自己的家里玩。
他见到了张兆和的父亲，但没有当即提亲，而是返回了青岛。临走前跟张家二姐说：麻烦姐姐试探一下父亲的意见。若是同意，也请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沈从文从来都是以乡下人自居。
张父虽是一个商人，但是也爱好学问，做人十分开明，对于沈从文也十分尊重，对这桩婚事也表示赞同。
回到青岛的沈从文接到张允和的电报：允。
一语双关，意思张父同意了这桩婚事。
张兆和担心沈从文不能理解姐姐发的那封电报，又急忙补发了一封：乡下人来喝杯甜酒吧。
自此，沈从文漫长的求爱之路，在1933年9月9日，得以圆满。他和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了婚礼。
从此，便是一生。
孤独的诗人与爱人
沈从文的爱情圆满了，与张兆和过上幸福生活的他，才华也因此不能安分。1934年，他的《边城》出版，一曲牧歌响彻文坛。
婚后的沈从文仍旧给张兆和写情书，情深蜜意不减当年。可是这两个人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这也成了他们日后矛盾的起点。
张兆和是大户人家，沈从文是个野蛮乡下人；张兆和美丽，沈从文虽一身才气，但却十分自卑。
在这段感情里，沈从文始终是一个卑微的角色，那个角色不是谁设定的，而是他自己。
他一直很担心张兆和会离开他，会不爱他，美好的婚姻生活没有持续很久，他的卑微将他置于一种时刻不能排解的患得患失之中。
而他的夫人，与其说是爱，倒不如说是感动，在这段不是源于爱情的婚姻里，女方是始终不能理解沈从文的。她生活在柴米油盐中，沈从文生活在诗里，他爱得热烈，爱得浪漫，也爱得卑微。
沈从文每回给张兆和写信总少不了诗人的派头，张兆和便说：若是再写那些有的没的，我下次就不回你信了。
廖一梅曾说：人这一生，遇见爱，遇见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见了解。
多寂寞啊，一个满腔炽热的诗人，身着长衫，在每一个黄昏里孤独地飘摇，灵魂的摆渡，仿佛谁也不能救赎。
现实生活里的三三（张兆和的昵称）不能理解他，诗文里的三三总能吧？于是那个生长在碾坊里的美丽姑娘，就被他勾勒出来了。
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一张漂亮的脸蛋，姣好的身段，清脆的声音，活泼也羞涩的性格……一切的美好，他都赋予了三三。
他笔下的三三谁都怜爱，连那个城里来的白脸少爷也喜欢她。三三对那位体弱的少爷何曾不动心？若不然，怎么会时时梦见他，醒来又怎会脸红？可终究是错过的，那位想要把她带回城里的少爷却死在了乡下。众多热心的媒人，也都哑然。三三没有太难过，只觉心里像是做了梦了，究竟是失了些什么也不得而知。
一对有心人到底是错过了，但那不见得完美的结局，却也算是十分美好，毕竟两个人都是彼此怜惜。一段还没来得及化开，隐晦却美好的爱情，终于没有被现实的柴米油盐撕得四分五裂。
这与沈从文的现实生活，倒形成了鲜明对照。
一段看似圆满的爱情，他自导自演，实在寂寞。
一直不被了解的沈从文后来遇见了知己红颜，寻得一方慰藉，于是发生了后来的“高青子事件”。
高青子与沈从文心心相惜，她理解他的孤独，他的文才，他的浪漫，他的自卑，他的一切。两个人总是深谈许久不舍分离，沈从文仿佛找到了救赎一般，一腔情意难以自制，可是他对三三的爱，让他在两段关系里痛苦难耐。
后来在林徽因的开导下，他写信将实情告知了张兆和，张兆和一气之下回到娘家，沈从文哪能舍得自己爱了那么久，也得来不易的心爱之人？从此以后，与高青子便少了往来。
林徽因说，“他的诗人气质造了他的反，使他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迷茫不知所措。”
沈从文是孤独的，迷茫的，他得不到军人的接纳，得不到文人的同情，得不到爱人的理解，他希望得到理解，可是他仍选择了爱，即使爱得遍体鳞伤。虽是出轨未遂，但是沈从文对张兆和的爱是毋庸置疑的。
他一次次将现实宽恕，现实却从未对他宽容
沈从文回归自己的生活，本想和三三相依过完平淡一生，可是在不平凡的年代，每个人，都注定不能平凡。
1937年，中国的噩梦在一声炮响中拉开序幕。慌乱，尖叫，流离，恐惧……一夜之间布满中华大地。
在那个恐慌的时代之下，文人们统统南下，去到民族最后的文化血脉阵地——西南联大。
当炮火已经蔓延到北平，在南方的沈从文一直写信催张兆和带着孩子赶紧也逃到南方去，可是张兆和仍旧呆在北京，并没有要到南方找沈从文的意思。
沈从文着急了，很生气地写信过去：你究竟是爱我，还是爱我给你写的信？
张兆和自然是爱他的信，对他，更多是感动。于是做起决定来，一切都显得十分轻松，而对于沈从文，这一情感路上的艰辛，他终究是承受得太累。
战火纷飞的年代，在爱情也被生活磨得满是斑驳，却也十分光滑时，他似乎也脱去了那一身浪漫，成长为一个更加深沉的男人。他和家人几经漂泊，所有的愿望抖搂着，最后只剩下了“活着”。
1949年，全国人民最重要的时刻到了，他与所有同胞一样，翘首以盼。终于，解放了。
可是在那一片愿望得以成真的欢呼声里，沈从文的另一段噩梦，开始了。
一直视文学为生命的沈从文，因为文风与题材等与当时的时政不符，受到了左翼文学作家的猛烈抨击，认为他，“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
当时被称为文学泰斗的郭沫若批判他是“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
那些站在高台上的政治作家们，义愤填膺，鼓吹文学从属政治的必要性。他们希望诗人的每一句诗里都带着刀枪，都渗着鲜血。
可沈从文终究只是一个“乡下人”，纵使他曾经扛过枪，但那枪，注定要变成笔的，他只是一介布衣，一个文人。他不懂政治，也不想参与政治。
他说，“我这一生，只相信智慧，不相信权利。”
他只想建造一座希腊庙宇，而在那座庙宇里，供奉的，是人性。
可是，在这失去了理智与公平的批判里，正是他一生都不相信的权利使他被迫走下文坛。他被派去历史博物馆当讲解员。五十年代年，现实也并没有宽容沈从文。在这场文人的浩劫里，沈从文被派去打扫天安门的男女厕所，后来又被下放。
多年以后，沈从文接受采访时说，“我最大的功劳就是扫厕所，我把厕所扫的可干净了。”
记者听了，忍不住哽咽，“沈老，您受委屈了。”
当时已经八十多岁的沈从文，听后，竟像孩子一般，抱着记者哭了许久都不能停下。
他的委屈，谁能知道？那段最黑暗的时间里，他孤苦一人，得不到一丝慰藉与理解。一个饱含赤子之心的一代文人，他给生活以热情，现实却予他以绝望。他环顾四周，竟找不到一个出口。
死亡成了他唯一的抗争与选择。
一个饱含爱与热情的人，选择自杀。
或许是这样一位赤子，天见犹怜，他活了下来。但即使生活将他无情地打压，他活着，就仍然爱着这个世界。
人性的庙宇里供奉着他纯洁的魂灵
晚年的沈从文虽辍笔文坛，但却出版了对中国服饰文化极具影响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他把自己的9000元稿费捐给了自己故乡的学校，学校用这笔钱建起了“藏书楼”图书馆。
他的爱是饱含深情的，也是十分低调的，他所有的付出都不需要回报，他只是个普通人，
在人们准备筹建沈从文文学研究会时，已经不能执笔的他，颤巍巍再三写信阻挠。
“我一生都不想出名，只能在风雨飘摇中，活到如今，不至于倒下”。
他始终是一个诗人，诗人一般爱着这个世界，也诗人一般爱着张兆和。
尽管张兆和知道沈从文去世后整理他的文稿时，才真正懂得他，但是沈从文对张兆和的爱，在他的每一篇文章里，在每一个“翠翠”里，在每一个“清秀俊美，皮肤黝黑”的姑娘里。
他对她，已然用了全身心的爱，可在最后的离别里，他仍对张兆和说：三姐，我对不住你。
在这段他本以为是完美的爱情里，一切都是千疮百孔，但是他愿意守到最后。
1988年，沈从文永远离开了这个他爱得太深沉的世界。
他的墓地在凤凰城一座山崖之上，前面，就是山崖。
那个当年背着行囊站在北京城下，信誓旦旦要“征服”这座城市的青年，如今，带着无限的爱与悲悯，离开了。
在时代的洪流里，生存且不是易事，征服，倒显得尤其悲壮了。
带着酒香的文，散着花香的梦
追其一生，沈从文给后人留下的文学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在所有浓墨重彩的篇幅里，他的文风清亮且明澈，每一篇文章都如诗如画。
他是一位被艺术化了的文学家，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的艺术超然，干净，是人们再怎么后天努力也不能及。
他对人物的勾勒，简单明了，却入木三分。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如一点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也不动气……”
他写文章时，像是一个画家，融情于景，几笔勾勒，伶俐而狂放，从不拖泥带水。寥寥数字，已然将翠翠的人物形象刻画得出神入化，仿佛那人要从书里走出来，双目清澈，性格活泼，我见犹怜。
他写作的题材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湘西为题材，一类则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这两者，在他那，基本是对立的。
出生在乡下的沈从文，从小信奉的就是自由主义，他刻画的每一个湘西百姓，都十分可爱，既有其淳朴善良的一面，也有其野蛮野性的一面。比如湘西两个交恶的大氏族，为了血仇，几百人相互砍杀，血流成河，以至结下百年恩怨。后人以铭记血仇为家规，对敌方，绝不宽恕，可是同在一个寨子，每逢集体打鱼时，吴家兄弟仍旧是配合着大家泅水、放炮。在满天星辰的寺庙院里，吴家弟弟仍旧对着那枯萎的野花出神：倘若那是仇家的姑娘，可当如何？他不说话，但是那痴了的神情，给出的答案，还是爱。
而在都市生活题材中，他大多描写的是都市生活的低俗糜烂和萎靡，揭示都市生活中，人性的丧失。但是即使在这样一个虚伪、自私、冷漠的社会环境中，他仍旧探求人性之美。
他用一生来爱这个世界，用一颗赤子之心感化后人，他的爱，太深沉；他的牧歌，太动人。
“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世间悲凉，只希望沈先生能在桃花深处，煮上一壶米酒，写一曲田园牧歌，从此，再也不用体味这人间的艰辛苦楚。
若是醉了，便作一个带着花香的梦，梦里，有一张同样带着花香的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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