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军主持:当代小说四季评：步出孤独的精神荒原
2017-11-28 00:09 来源:秀色中文
（原载《当代小说》2017年第12期）
冬季主持：张丽军
步出孤独的精神荒原程孝阳张丽军
现代社会快速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然而人们的精神生活却没有随之得到相应的满足。虽然身处繁华的现代社会中，享受着物质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是无数人仍然感觉自己如一座孤岛，在生活的海洋中挣扎、浮沉。在喧嚣的背后笼罩着的孤独，似乎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种常态，无所依傍的感觉已经成为悬挂在现代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回顾本季的文学期刊，作品中的孤独情绪依然弥漫在现代人的生活中，面对此种情形，作品中的主人公采取了不同的行动：有些人抵挡不住孤独带来的恐慌，选择投入到更加喧嚣的社会中，以各种游戏、荒诞的态度来对待人生，力求以各种各样的刺激来消解孤独感；有些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人，则力图回到心心念之的故乡，从充满原始气息的乡村自然图景与童年回忆中去找回自己的灵魂寄托；有的人则选择与孤独相伴，以孤独为友，主动远离繁华与喧嚣，沉浸在自我的世界建构中；有的人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在爱情、艺术中实现自我的救赎。
物质的生活的富足永远无法填补精神的苍白，看似精致的生活品质背后往往掩藏着一颗渴望刺激摆脱孤独的心。旧海棠的《假日》（《山花》2017年第9期）讲述了已为人妇的“我”戏耍了一位年轻人的故事。“我”原本来自“内陆一个穷旮旯的地方”，由于丈夫J家世优越，从一个灰姑娘变成了粉凤凰。“我”住上了豪宅，有了保姆，穿爱马仕的衣服，拿Birkin的手提包，用最新的电子产品，让所有人“都认为我这一生不可能有比这更幸福的生活了”。然而家庭的生活捆住了“我”，让“我”拥有一种失落感。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夏国威，但没曾想夏国威是丈夫J的手下，而夏国威也并不知道“我”是J的妻子，不过这依然引起了J的怀疑。原本两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可这之后“我”决定掩盖自己作为J的妻子的身份和夏国威有进一步发展。小说的最后写到：“他有一天得知真相后一定会憎恨我，但我的心思谁又可能明白？我不只是想放荡一场，出格一次，我想要的是一种明知故犯的远离，远离当下的体验，然后对我厌倦的富足生活生出珍惜和怀念，并借此在罪念中安分守己地过完无趣又漫长的一生。”另有王刊的《夜精灵》（《清明》2017年第5期），写代驾员孔心禁不住年轻漂亮有钱的离异少妇舒馨的诱惑，在已经有了未婚妻的情况下，与之发展为情人关系，每个晚上开着豪车穿梭在城市中，梦想成为所谓的“夜精灵”。他们以偷自行车为乐趣，以为在暗夜中无人可见就肆意妄为，最终逃不过满城的电子监控被警察抓了去。一时的享乐与刺激最终化为虚无，孔心“仿佛看见江若对着手机的微笑，也仿佛听见她锁屏的声音，就在那一秒，孔心无力地闭上了眼睛”。
现代人生活在孤独的荒原中，找不到故乡的所在。故乡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缥缈的存在，他们不是没有故乡，就是在寻找故乡的路上，然而最后没能成功。钟求是在《愿望清单》（《十月》2017年第5期）中借人物之口写道：“运气大不过命定，其实我早就知道，所谓故乡，于我是没有的。”苏颐是一位都市白领，在出差的路上遇见了以树井为代表的诗人在高铁车厢里进行诗歌朗诵，偶然地机会她得到了树井的联系方式。出差回来两个人再次见面之后，苏颐才知道树井正在进行一场品尝死亡的游戏，于是苏颐决定加入监督者的行列，督促树井在“死亡”之前完成他的“愿望清单”。在这个过程中，苏颐得知了树井是被抱养的身世。对于树井来说，寻找到故乡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然而故乡对于树井来说只剩下一个城市的名字、一棵大树以及被树的根须挂入的方口水井。但是，当他们还剩下两个村子没有找的时候，树井却选择了放弃，他说：“我的故乡是存在记忆里，眼下在现实里找，怎么能找到呢。”因此，故乡之于树井来说更像是一个精神的归宿，寻而不得，他就从死亡游戏中走向了死亡的现实。树井选择了自杀，即便最后跳楼没死成，他也早就放弃了生的希望。树井作为诗人，本身就是孤独的，“一边约在日常的喧闹里，一边希望自己走开”，再加上他特殊的身世，这种孤独感就更加强烈。遗憾的是，树井没有走出来，诗歌没能带给他生的力量，却给了他走向死亡的勇气。同样在徐衎的《肉执林》（《收获》2017年第5期）中主人公也与文学有关。鲁贝贝是一位作家，但她却说：“我擅长的写东西这件事多么小众啊，我应该是婺城的边缘人。”而与她一直通信的那位朋友在信中也说：“如果热闹是一只西瓜，那么充其量我只能啃到一点西瓜皮。”他们都是“害怕和别人不一样，也害怕和别人一样”的人。
对于很多人来说，文学能够给人带来力量，让孤独的人找到栖身的所在，音乐也是如此。丁小龙的《幻想与幻想曲》（《清明》2017年第5期）有关音乐，有关爱情，更有关孤独。以梦和荀生在大学期间是一对恋人，毕业晚会的时候一起以天衣无缝的配合弹奏了舒伯特的《幻想曲》（D940），这成为一段佳话，可是他们却分手了。以梦嫁人并在大学里成为了一位大学钢琴教师，而荀生则成为国际有名的钢琴演奏家，可是却一直未娶。多年后，荀生要回到长安城举办钢琴演奏会，想再一次与以梦一起弹奏舒伯特的《幻想曲》。以梦接受了荀生的邀请，并且与他再续情缘。虽然演出很成功，但是他们却依然没能在一起。对于以梦和荀生来说，他们都面对着一个孤独的世界，唯有钢琴与音乐才能让他们不感到孤单。荀生说：“我喜欢独处，钢琴是我的孤独王国。在这个王国中，我既是国王，又是奴隶。”童年时期被同性钢琴教师性骚扰以及由此带来的父亲对他态度的巨大改变，给荀生内心留下了深刻的创伤，唯有从钢琴中才能找到安慰。而以梦的童年也不甚美满，在母亲眼里以梦只不过是母亲嫁给平庸的父亲这一错误的结果。因此从小到大，“只有和钢琴独处时，我才会感觉真正的快乐与安全”。丈夫的出轨，让以梦终于决定做出一些为人妇所出格的行动，她与荀生再次走到了一起。两个孤独的灵魂再次发生了碰撞，彼此间终于有了归宿。但最终以梦还是选择了家庭，“人和事都改变了”，一切都回不去了，但幸好她还有音乐相伴，它永远不会改变。因为有音乐，她终究不是孤独的。
爱情是治疗孤独的一剂良方，但是如果追求而不得的话可能会落入更加孤独的境地。王晓云的《绿野之城》（《清明》2017年第5期）讲述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吴媛和徐爱平在大学期间是一对情侣，临近毕业徐爱平回到故乡金城在当地的广播台实习，吴媛在“毕业分配的号角还没有吹响”的时候，“就紧跟着徐爱平跑到了他的家乡”，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罕见的大水灾阻碍了两个人的见面，也摧毁了他们的爱情。在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香港遭受了战争的摧残，反而成就了范柳原和白流苏的爱情，然而获得爱情的白柳苏似乎并不怎么满足，仍然有一种失落感，因为范柳原不再对她讲之前讲的情话了；而在《绿野之城》中，洪水将金城淹没，同样也淹没了吴媛和徐爱平的爱情，从此相忘于江湖的二人再也没有了诉说情话的对象。漫长的人生被生活的琐屑所侵蚀，爱情也在天灾和时间的流逝中改变了模样，变得无法诉说：“有谁能够理解一场没有相遇的探望，有谁能够了解一些不能言说的细部！”面对失败的婚姻，徐爱平也只能在梦中弥补自己的遗憾了。对美满爱情求而不得的还有周李立的《安放之年》（《当代》2017年第5期），小说中的“她”为了男友大卫去往香港读博士，结果大卫却辜负了自己，于是毕业后“她”再次回到北京在一所大学里当了教师，然而一种无处安放的孤独感萦绕在“她”的心头，于是“她”给自己买了处墓地，去抚慰自己的不安与孤独。杨静南的《新娘》（《山花》2017年第9期）则叙写了一位剩女将自己嫁出去之后却发现自己并没有获得自己理想爱情的故事，婚姻才刚刚开始她就已经有了失落。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走向城市，有的通过教育的途径获得较高的学历，从而得以在城市中找到一份故乡人看似光鲜靓丽的工作。他们很多都已经在生活的城市中站稳了脚，但是由于家庭背景的原因，他们显然要比一般人付出更大的努力。面对巨大的生活、工作压力，城市没有办法给予他们想要的归属感，然而表面的光鲜靓丽，又使得他们成为故乡人眼中的他者。于是，他们就只好在童年的回忆中，找回曾经的故乡。宋凌潇的《温凉的时光刀》（《人民文学》2017年第9期）讲述了在北京金融街工作的田原在奶奶过世后赶回家乡奔丧的故事。从农村走出来的田原，在京城刚刚站稳了脚跟，但是他依然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尤其是所在公司即将上市的这一时期，更是忙的不可开交。虽然父亲打电话告诉田原，奶奶过世如果工作忙不必回来，并且那个“为了事业已基本不睡、基本不回家、基本没人味”的老板章鱼不准假，但是田原对奶奶有着很深的情感，于是毅然决定回家。从小就看不惯亲人对待奶奶的冷漠、刻薄，回到家的田原就没有参加奶奶的葬礼，也没有见包括父母在内的所有亲戚朋友，只是在山坡上远远地望着发生的一切。至亲奶奶的去世，让田原觉得故乡的人事已经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了，他已经无法融入到这种环境中了。然而关于奶奶的美好回忆并没有消逝，具有乡土气味的景色依然存在，作者用无比温柔的语调描写了与奶奶有关的花草树木、自然风光，在舒缓的氛围中，消解了田原生活与工作的压力以及对家人的怨恨。回到家后，田原得知一直拼命工作的老板得了直肠癌晚期，内心再一次受到触动，他将从老家带来的荚迷种子种在了自家花盆中，抱着自己笑着跑过来的女儿，平静地笑着，想着即使将来有一天他会像奶奶一样老去，被冷落，但是他仍然会爱自己的女儿，视她为珍宝。这一刻，田原找回了生活的勇气，得到了灵魂的救赎。同样从城市回归乡土的还有九零后作家崔君的《炽风》（《人民文学》2017年第9期），作家以沉稳的笔调抓住了人物内心深处的挣扎。
还有一批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人，他们并没有太高的学历，而是凭借自己的体力劳动在城市中赚取更多的收入。在这些人身上，孤独感不再那么强烈，他们在新的生活中实现了蜕变。顾维萍的《白莲》（《雨花》2017年第9期（A））讲述了一位农村妇女来到城市当月嫂，最后实现华丽大转身的故事。白莲家境并不富裕，随着女儿考上了三本大学，丈夫被骗去了传销花光了家里积攒下来的六七万块钱，她不得不出来做月嫂。然而白莲很努力，再加上运气比较好遇见的雇主都很通情达理，所以她渐渐在城市站稳了脚跟。虽然丈夫欺骗了她的钱，女儿和男友之间的事情让她觉得担心，但是她依然积极从生活方式到精神状态等各个方面融入到城市中，以致带她出来的女老乡小群再次见到她都认不出来了。白莲拥有了自己的梦想，她要带满100个宝宝，而在秋风送爽的时候，穿着新买的秋装与大学教授一起跳舞的时候，白莲终于旋转成“风中一朵婀娜多姿的荷花”了。如白莲实现这种蜕变的还有郭晓琦的《磨刀的掌柜》（《清明》2017年第5期）中的朱大掌柜的屋里人，她不顾朱大掌柜的阻挠，走上了外出打工的道路，当她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家过年的时候，终于得到了朱大掌柜的理解。
孤独不止存在于成年人的世界，它还环绕在孩童的周围。孩童的世界是单纯的，所以当他们面对孤独的时候，成年人身上背负的沉重感消失了，只剩下不想一个人的单纯想法，那单纯地渴望朋友的眼神足够打动任何人了。张悦然在中篇小说《天鹅旅馆》（《收获》2017年第5期）中就塑造了这样一位单纯的孩童形象。达达家世优越，外祖父是高官，一家人依靠外祖父的关系生活在优渥的环境中，食物、衣着、教育、出行都是精挑细选，然而他却身处孤独中，他感受不到父母的爱，也没有任何朋友。他也有疑问：“人必须得有朋友吗？”虽然嘴上说着“没有朋友也不要紧，我们可以和自己玩”，但是他仍然渴望着朋友，这种表面上的逞强更能引起人们的心疼。终于保姆余玲被打动了，她放弃了与男友冬亮一起绑架达达的行为。外祖父的落马，父亲的被捕，母亲的出逃，奶奶糟糕的身体，让达达没有了可以依靠的亲人，他只能依靠余玲了，虽然冬亮最终骗了余玲的钱，余玲还是选择留在达达身边。达达需要余玲，而余玲为这种需要感到幸福，至于将来会发生什么，那都无关紧要，只要拥有此刻就足够了。比之于《天鹅旅馆》的温馨，张悦然的另一篇短篇小说《阿拉伯婆婆纳》（《人民文学》2017年第10期）虽然也与孤独有关，但多了几分压抑。《昴宿星团》的作者海瞳到底是谁？我们不得而知。子辰的自杀我们也不甚明了。死亡与疑团让人感到压抑。此外，孙频的《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花城》2017年第5期）也有类似达达的孩童形象，不过这里的孩童小调并没有达达优越的家世，他的父亲进了监狱，母亲担负不起他上学的费用，于是只能辍学在少有人涉足的桃园玩耍。那独自玩耍的孤独背影与渴望被爱的眼神形成巨大的张力，刺激着无数人的心灵。
本季，莫言发表了剧作《锦衣》（《人民文学》2017年第9期）和诗歌《七星曜我》（《人民文学》2017年第9期），尤其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再度发表小说新作《故乡人事》（《收获》2017年第5期）成为文坛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故乡人事》由三个短篇组成：《地主的眼神》《斗士》《左镰》。与莫言之前的小说相比，这三篇小说呈现出了新的特质。小说的叙述语言变得舒缓，不再有所谓的“狂欢”性质了，每一个文字似乎经过时间的洗礼，变成了历经沧桑之后的平淡，这让人联想到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也为莫言的小说增添了之前少有的“散文”性质。而以家乡人物为描写对象，以及返乡的小说模式也让人联想到莫言在鲁迅先生的《故乡》《祥林嫂》等作品中受到的影响。总之，莫言在保留了原有的讲故事的才华以及对乡土农民命运关注的特色外，对小说写作技巧以及对人物命运与历史变化之间的思考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莫言创作出更出色的作品。
现代人生活在精神孤独的荒原中究竟该何去何从？文学似乎永远不可能给我们一个完美的答案。大千世界，众生万象，每个人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文学的责任就是将它们描述出来，展现在不同人的面前，总会有人能够了解孤独并从中走出来，最终找到灵魂的寄托。
在生活失落处笑看人生
刘玄德 张丽军
生活总是最真实的艺术。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是人生常态，却每每让人为之动容，仿佛一次次的经历不是增加了自己的生活阅历，反倒是一次次拨动了心中柔软的情感触动，让悲伤的愈加透人心扉，让欢喜的也渐渐有了沉郁的底色。但生活便是生活，你若用心，总会看到自己的价值所在，哪怕是在生活的失落处，也会开出花来。
崔晓琳的短篇小说《若果就此老去》（《鸭绿江》2017年第9期）里所写到的，她的母亲和父亲两人的生活悲剧，就是如此。父亲是知识分子，又是退伍军人，对于精神生活的要求很高，而母亲的无知和这种世俗的家庭生活让他失望、悲伤。但是陈阿姨的出现让父亲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点燃了他内心深处对于纯真爱情的幻想。可他们并没在一起，而且随着陈阿姨一家的搬离，父亲和母亲便离了婚，一个人单独居住。后来他又与另一个女人同住，却一直没有和她结婚。父亲荒唐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行为，其实是他对自己内心的空虚一种自欺欺人式的妥协。同样，胡学文在他的中篇小说《双向道》（《北京文学2017年第9期》）中，也非常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悲剧的生活源于自己愚蠢的行为这一真理。胡学文在作品后附有一篇有关于本文创作思路的解释，说《双向道》不仅仅是在于父子两人不同的道路，同时有意侧重于城市与乡村的“双向道”，但是作品整体呈现出来更多的是对于父子二人命运的刻画和家人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以及父子两人因自己的愚蠢行为而带来的生活上的悲哀，虽是殊途，却也同归。
说起城市与乡村的两相对立，桂子的《风镇一日》（《山西文学》2017年第9期）是很能够体现出来两者在生活、环境、人文、发展等等方面的“双向道”。文中虽然主要是描写“我”为了工作而来到风镇这一古镇的经历，对于城市生活甚至没有一丝涉及，但是通过“我”在遇到各种事情时的表情和感受，间接而且清晰地将城市与乡村的差异展现出来。向本贵的短篇小说《路》（《山东文学》2017年第9期上）这种对于人性上的城乡对立也有着类似的体现，只是向本贵是在侧面无意识的描写之中将两者的不同进行了比较，有一种隐含的寓意。
时代在飞速发展着，生活的节奏也从未停止过，而房子对于人们的意义却并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变化。小人物对于房子不断地追求在孟焕军的《理想生活》（《莽原》2017年第5期）中体现的十分明显。因为一段失败的婚姻，“我”独自带着儿子在城市里挣扎求存，幸而闺蜜们在各方面都一直帮衬着“我”，尤其是在买房的问题上，闺蜜们的意见对“我”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在别人以一种“离异的女人”的眼光中经历了几十年的摸爬滚打，最后“我”将儿子培养成了优秀的人才，而自己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并且拥有了两套不错的房产。徐向林在他的短篇小说《磁悬浮》（《东京文学》2017年9月，上旬）中，也有着同样的体现。阿雯对刘颂说如果没有房子，绝不会和他结婚，但是他们的爱情并不是没有感情基础，可如果结婚，确实是要面对许多现实的事情，房子就是避不开的问题。一直以来，房子的问题在农村和中小城市的男女婚姻上，在很多时候都起着决定性作用，即便在北上广深这些城市，房子对于人们生活而言，也是避不开的话题。
芦芙荭在短篇小说《平安着陆》（《东京文学》2017年9月，上旬）里对婚外情有着不一样描写。老莫是在大家看来很有“本事”的，因为他背地里偷偷找了情人又能够甩的一干二净，让周围的朋友很是佩服。但是“他”和菲儿之间，却并不是一般的婚外情，而是在彼此心中产生了深深的真挚的爱情。作品对于两人的真挚的爱情有着隐约的赞许，但是最后的“他”又控制住了自己而没有迈出那一步，又是将人的理性克制放在了情感之上，也是对于道德伦理的一种妥协。班琳丽在《来生不要错过我》（《莽原》2017年第5期）里却是站在一个女人的角度来写婚外情。安小雅承认是因为婚后生活的平淡促使她去追求这种激情，她把自己对陈述的爱归为了自己“灵”与“肉”的矛盾，一面继续和老公生活，一面在心里愈加爱恋着陈述。这种矛盾不仅是安小雅的，也是作者的，更是读者的。刘宁的短篇小说《爱你一万年》（《西部》2017年第5期）刘淑琳和高可攀之间的爱情，也同样带有这种超出身体的精神情感，却将这种矛盾自然淡化至趋于无，虽然两人彼此压抑着这种强烈的精神欲望，但是当蒲叙岚去世后，这种主观的压制很快就被强烈的精神渴求所冲破。他们对于爱情的追求似乎是顺理成章地立于道德之上。
王怀宇的短篇小说《爱喝小酒的老周》（《山西文学》2017年第9期）中的老周，就是活在工作里各种的人情事故中人，只是他与别人不同，是很享受其中的。老周的人情，让我们看到的是与我们不一样的内心自律，而不是带有明确的目的或者功利性的人情。与之相对比的是付秀莹的《秋已尽》（《芒种》2017年第10期上半月）。《秋已尽》所写的是学者圈子里在混乱复杂的各种关系和人际交往下，掩盖着利益的驱动和地位的追求，而关于这些秘密“学者”们互相心知肚明，甚至为了竞争暗中互相攻击。遇钧混了十几年，却并没有多大成就，为了能够拿到更好的项目，他和系主任吴欢做了情人。而吴欢也是凭借着暗箱力量才坐上了一把手的位置。所谓的圈子里所有人都在想的不是如何踏实地做学问，而是如何凭借别人的力量寻求捷径，眼中全是对性感可人的美女的意淫，把作为学者真正的工作抛诸脑后。文章极具现实讽刺意味，将所谓的学者之间龌龊的交易和肮脏的思想揭露出来，但其中也有对于这种现象悲哀却无奈的情绪。
相比较而言，许仙的《陈观鱼的关停生活》（《长城》2017年第5期）里的陈观鱼和妻子赵美仙的生活，给人一种难以理解和想象的极度吝啬和拮据之感。张耘的短篇小说《洋葱》（《山东文学》2017年9月刊（上））也有着同样的表现，而陈观鱼夫妻两人的生活给人的感触更加深刻，体会更加复杂。
曾瓶的短篇小说《母亲在乡下》（《北京文学》2017年第9期）包含了母亲对父亲那种忠贞不渝的爱情和一生走来互相扶持的夫妻之情，动情之处让人为之感动落泪，而且父亲和母亲这一代人对于家乡土地的热爱和怀念，更是当前农村老人们共有的情感。与《母亲在乡下》截然不同的是汪肯堂的《舅舅死了》（《北京文学》2017年第9期）。因为前一辈人口的极大不平衡，舅舅继承的大量地产，一直被他众多堂兄弟们惦记，后来又被一群堂侄们惦记。因为舅舅执拗暴躁的性格，虽然娶了两个媳妇，但是都没能过下去，只剩下舅舅孤家寡人，由“我”和妹妹照顾。但是当舅舅去世以后，从未跟舅舅有过瓜葛的他的堂侄们却都跳出来，想尽一切办法争夺舅舅的地产，甚至阻止让棺材入土。当他们正在为了如何既不沾染舅舅去世的晦气又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舅舅的遗产而绞尽脑汁时，舅舅的亲生儿子突然出现，打破了所有人的计划。文章揭露了人性中自私自利的丑恶面目，同时也表现了隔代人越来越淡漠的亲情，和唯利是图的丑陋嘴脸。
郝炜华在他的短篇小说《一张跟爸爸一样的脸》（《山东文学》2017年9月刊上）里依然采用铁轨和火车这一类他所常用的意象，描写了一个辍学少年陈树森在回乡之路上的见闻。陈树森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个像玉荣的女孩子，她像玉荣一样心地善良单纯，不仅特别能干，而且乐于助人，对所有需要帮助的人都没有任何犹豫地伸出援手。两人同路回山东，而且她主动跟陈树森坐在一块，既是为了保护他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然而面对喝酒男子的性骚扰，她突然间变得惶恐无助，反抗却无用的恐惧让她向陈树森寻求帮助，一向胆小懦弱的陈树森也在沉默许久之后勇敢地站出来，做出了男子汉应有的表现。仿佛是回乡的火车和前方的家乡，让他突然间变得勇敢，让他一下子长大了。文中的一切都充满着浓重的故乡的气息，洋溢着浓浓的乡愁，把对于故乡的情感表现得自然而亲切。
李西岳在小说《军婚》（《解放军文艺》2017年第9期）中，向我们展示了一家三代作为军人的“无选择”生活。储跃进的父亲是军区司令，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有着渗入血液中的军人情感和军人绝对服从的性格。赵德发的短篇《担架队》（《解放军文艺》2017年第9期）所写的是临时选拔出来的为前线部队运送伤员的担架队中的事情，回忆的是战时的生活。刚结婚不久小罐和小壶被选为担架队的成员，与来自各地的临时担架队一起到前线运送伤员。从两人极为俏皮对话和毫不在意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们对战争死亡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和了解，总是以为在闹着玩。但是当他们运送的两个伤员全部都死在了转移的路上时，他们终于真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悲痛，对于参加战斗的士兵们在内心深处产生了难以言说的情感。文章到了最后军民之情才豁然明朗，而且是如此自然动人心绪，让人感到一种悲伤和对于牺牲的战士们的无限敬仰。
泥淖之中仰望彩虹
张璇 张丽军
普通人的生存窘境常常是作家书写的着眼点，在适者生存的城市竞争中，无依无靠的底层人物往往总会被最先淘汰。李西闽的《苍蝇》（《江南》，2017年第5期）描写了由乡进城者内心的窘迫，讨论了人与城的关系问题。作为诗人的李响，在农村被视为异端，出走来到城市，一无所有的他没有经济基础和谋生技能，在城市同样难逃被人瞧不起、被耍弄的命运。朱雀的出现和安慰让他暂时找到了温暖和归属，但在这样的温暖中，他很快迷失了自己，他学会了“忘记”，忘记了别人对他的嘲讽和辱骂，忘记朱雀的忍耐和照顾，他身上好吃懒做、朝三暮四的劣根性逐渐体现，甚至背叛了救助并深爱自己的朱雀。小说结尾，李响不再是胆小鬼，在朱雀语言的刺激下，他用最极端地方式进行忏悔和救赎，以回报朱雀的恩情。
在城市中每天都在上演利益的纠葛，外来打工者、小人物往往总是最后的输家，利益就像一张捕鸟的鸟网，把网中的所有人都扣紧，动弹不得。禹风的《市郊的油田》（《江南》，2017年第5期）讲述了在突如其来的利益面前，每个人的挣扎和选择。小说把宁城帮的野蛮、执拗、团结的群体形象刻画得很饱满，城市的生存规则对他们就像个谜，曾经信誓旦旦宣称“土洞在信念在，信念在梦想在，梦想在人就有盼头”的宁城帮，因为在城市中始终没有取得话语权和社会地位，最终也只能失望而归。
媒体通过网络这一媒介，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矛盾和摩擦无限传播和夸大，供看客议论。许华荣的《蔓延》（《安徽文学》，2017年第9期）中，一起校车事件蔓延到网络上，被网友高度关注和评论，网络暴力和舆论压力让“任性”的圆圆处在暴风中心。小说分别通过网站高管、圆圆、圆圆妈妈、圆圆爸爸、校车司机五人不同的视角，分别讲述了校车事件的经过。五个人都生活在各自的生活维度之中，眼中只能看到自己的难处，通过他们各自的讲述，我们知道网上耸人听闻的标题背后，每个当事人都有自己的苦衷和无奈。媒体为了获取点击量而传播的网络消息真真假假，拿事实真相的一角而大做文章，这样的传播背后，充斥着谋利者的贪婪、人们过重的戾气、互不体谅的自私、以及看客的满足。
生活在快速变迁，人们的道德标准也非一成不变。刘庆邦的《英哥四幕》（《上海文学》，2017年第9期）中，每一幕的开头都引用了《秦香莲》剧本中的对白作为统领，讲述了一家三代人面对相似的诱惑做出的不同选择。小说宋景辉幼年救场临时上台扮演了秦香莲的儿子英哥，角色扮演的富有灵气、深入人心，但此后，一家三代人的婚姻命运都没能逃开《秦香莲》的戏剧情节设计。面对诱惑，宋景辉和其父亲以《秦香莲》为戒，选择重返家庭，而其子宋阳不顾父亲的劝诫，坚持离婚，要做现实中的陈世美。在小说中，《秦香莲》这幕戏对生活的警示意义，随着一代代价值观的变迁而逐步瓦解，最终已不足以挽回宋阳的婚姻，宋阳的思维方式和道德底线显然已与祖辈父辈相去甚远。唐女的《幼儿园》（《滇池》，2017年第9期）中描述了在功利的社会中，天真烂漫的小帘是如何一步步丧失掉童真的故事。
凡一平的《上岭村丙申年记》（《长江文艺》，2017年第17期）中，对传统的伦理道德观提出了质疑。蓝能跟因相貌丑陋45岁才娶得妻子美伶，他的妻子是弟弟开发出来的智能机器人。蓝能跟爱上了她，把美伶当做真实的人对待，对她尽心尽力地照顾。但很快，妻子的美貌引来了同村人的质疑和嫉妒，韦甲韦乙两兄弟更是趁蓝能跟醉酒之际，强奸了美伶，然而妻子机器人的身份并不能让警察定韦甲韦乙的罪，蓝能跟虽然警觉到了危险，但也没能阻止狡猾的韦甲韦乙对美伶的觊觎，两兄弟变本加厉，将美伶作为赚钱的工具供别的男人享乐。最终，找回美伶的蓝能跟失望透顶，他决定毁掉美伶美丽的容貌，将两张丑陋的脸庞紧紧贴合。蓝能跟对待美伶，不是对待一件玩具的喜爱，而是将她看做自己真实的妻子去爱，智能机器人的发明，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我们传统的道德观念。
这一季的当代小说，在表达道德标准变迁的同时，也在大量书写人们对自我定位的迷茫和错位。李治邦的《鹅卵巷》（《江南》，2017年第5期）中，苏运成继承了父亲的装裱店，作为一名手工艺者，他享受简简单单的生活，但在内心他一直纠结于自我的身世：父亲究竟为什么会离开自己？我究竟是不是父亲的亲生儿子？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身份，在与高、韩两位叔叔、兰英、刘曼等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苏运成开始认识自己所生活的世界，也让他开始学会正视自己。虽然父亲作为苏运成的至亲，始终像个谜团，但父亲的出走让他真正长大了，小说最后，苏运成又回到了他最留恋的童年记忆中，他始终渴望着一份归属和依附。陈思安的《冒牌人生》（《上海文学》，2017年第9期）中，同样表达了对自我定位的思考，充满了讽刺和荒诞意味。“他”穿巡在社会的各个场合，“寻找那些被等待着却又没有人出现的位置，”冒充着别人的身份，扮演着他人的角色。在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生存方式中，带有作者对“真实人生”的质疑，以及对自我合理定位的困惑。王小王的《愿人人都有一个悠闲的午后》（《广西文学》，2017年第9期）中，描述了身为政治官员的他，看云时思想的流动。从他意识的流动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忏悔的灵魂，与对自我错误定位的反思。袁凌的《戴手铐的三姐妹（外一篇）》（《天涯》，2017年第5期）中，涉及了社会对底层小人物的定位问题。三姐妹在殴打小三后，被小三告上法庭，法官并没有挖掘真相合理宣判，而是在满足了看客的偷窥心理后，判处三姐妹有期徒刑三年并赔偿经济损失。在《“奴工”的儿子》中，吴小安的父亲出狱后在黑砖窑干了十年整，没有工钱，最后不明不白地去世了。无依无靠的吴小安，为了生存利用一切课余时间打零工赚钱，没有人真正去关心他、爱护他。正如吴小安所说：“在别人的世界里，我们是一滴雨。”人生而平等，却没有平等的社会地位，三姐妹和吴小安的命运走向放在偌大的社会中不值一提。西楠的《主流人》（《广州文艺》，2017年第9期）向我们展现了“我”在努力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中，人物的成长历程。
“人生而自由，却不往不在枷锁之中。”李浩的《国王G和他的疆土》（《江南》，2017年第5期）是一篇架空小说，国王G的疆土是一个用无数规则打造的笼子，身为国王，本该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绝对权力，但实则国王G没有任何的人身自由。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走出这一成不变的世界，为此，他费时费力费钱的去看两军对骂，在皇宫内复制街市，通过这些无意义的游戏，国王以为自己摆脱了过去所厌恶的牢笼，但他收获的其实是自以为已经“走出去”的假象，实则进入了另一个由王宫大臣们精心打造的牢笼，小说结局官员和国王两方皆大欢喜，但实则国王G现在的生活在本质上于过去并无二致，荒诞的讽刺意味跃然纸上。詹政伟的《我们都是有聊的人》（《长江文艺》，2017年第17期）也在与我们探讨生活的意义。央岩工作之余，对除了睡觉的一切都不感兴趣，别人津津乐道的摄影、户外运动、谈恋爱等有趣的事情在央岩眼里都是无聊的，统统与他无关。此称的《剃度》（《滇池》，2017年第9期）中，“他”用上半辈子学习吸烟，又用下半辈子去努力戒烟，最终想要选择剃度修行。在生命的长河中，我们总在花时间学习一些东西，又花时间将他们戒除，生命就在这过程中无声无息地流逝了。
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的衰败与凋敝同样也是作家们所关注的焦点。此称的《奔跑的羊群》（《滇池》，2017年第9期）用次仁和领羊的双重视角，记录了面对生态移民，村民们的困惑和迷茫。小说提出了生态移民带来的社会问题，道出了对未来的种种困惑和迷茫。洪放的《说话》（《安徽文学》，2017年第9期）涉及了农村空心化问题，作家表达了对老人与故乡关系的思考和困惑。柏庄的人们都接连离开了乡村，去往城市，留下的老人们也都相继去世，最后只剩下青枝奶奶独自一人守着整个柏庄。作家借柏庄提出了农村空心化问题，在农村的变迁中，年轻人相继离开故土去往城市，再也不愿回到农村，而老人们不愿离开自己熟知的故乡，守着日渐荒凉的土地，老无所依。与洪放的《说话》不同，唐建华的《凉水井》（《广西文学》，2017年第9期）描写了黄井生从城市回到凉水井村子，帮助村民大力发展金橘事业，并收获爱情的故事。
困顿痛苦的现实生活，过程总是充满了温情和欢乐。李焕才的《夫妻船》（《长江文艺》，2017年第17期）讲述了青和红的婚姻关系。红具有女性的独立意识，执意要与青一同出海打渔，一起挣钱，真正做到与青平等的对话。李云雷的《我们去看彩虹吧》（《上海文学》，2017年第9期）由“我”的童年记忆展开，通过片段的回忆，向读者拼凑出了自己记忆中小锐的人物形象。小锐是个与众不同的女生，活泼好动却又骄傲安静，她带“我们”第一次看到了雨后的彩虹。后来我与小锐已没有联系，直到有一天，“我”看电视中有一位华人女导游操着流利的英语介绍南非风光，她的长相和小锐极为相似，虽然并不能确定，但在“我”心中，小锐一直是童年中那个特别的、一直仰望着彩虹的女孩，不幸的家庭变故没能打消掉小锐对未来的期待，“她站在一座小桥上，看着彩虹从天边升起，久久地凝视着这天上的奇迹，在她的面前，一扇神奇的大门缓缓打开”。
老年人同样应该享有健全的、有尊严的、幸福的生活，而不是受子女们的摆布。阿宁的《夜里闭不上眼睛》（《上海文学》，2017年第9期）展现了在春辉养老院里的一幕幕温情画面。院长和护工们细心照料着院里的一百二十位老人，其中，年纪相差29岁的护工小刘和37床的宁姨相恋，面对家人和院长的反对，两人各自为了这段“出格的恋情”坚守着、抗争着，过程充满了无奈、心酸却也不乏幸福和希望。这样的温情书写也存在于李金桃的《大雪纷飞》（《天涯》，2017年第5期）中，大雪纷飞的坝上，已故的刘日成的媳妇雅思来到下头村，她想来给日成的父母磕个头。下头村村民得知后纷纷聚在一起要热闹地招待她：男人们打扫刘家的积雪，点炉子，女人们张罗着做饭，孩子们围着雅思问东问西。下头村村民的质朴和热情温暖了雅思，似乎把纷飞的雪、寒冷的气温都挤出了冬天，小小的村落中充盈着人情味，正如炕上的孩子们念起的童谣：“大雪当棉袄，风来挺胸膛，别的花儿怕冬天，只有腊梅开得旺。”
文学书写着千姿百态的生命体验，陷在泥淖之中的小人物，活得卑微、艰难，但内心深处却始终存有人之为人的良知和秉性，不肯丧失最后的尊严。文学在表达存在之虚妄的同时，也给人以仰望彩虹的希望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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