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本书不是为这种多数人而写的。”“这本书的出版，即或并不为领导多数的理论家与批评家所弃，被领导的多数读者又并不完全放弃它，但本书作者，却早已存心把这个‘多数’放弃了。”
这个宣称敢于“把这个多数放弃了”的作家是谁呢？答案是沈从文。
以上的话摘录自从文先生为自己的小说《边城》写的《题记》，这篇文章《题记》发表于1934年4月25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61期。《边城》全文分11次发表于1934年1月1日——21日，3月12日——4月23日《国闻周报》第11卷第1——4期，第10——16期。
沈从文写作、发表并出版《边城》的时期正是中华大地战争彤云密布的时期。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不到一年的时间东北三省已完全沦丧到日本人手中。
“从前，我是迷恋着‘文艺作品是给人作消遣的’，可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我醒了，从昏沉的梦中惊醒了，自己这样问自己，‘你该把这种抒写闲情逸致的笔调，转为反抗你的敌人的武器！’”东北作家李辉的这段话不可谓不具有代表性。
文以载道，女神缪斯也必须拿起“武器”，去攻击，去揭露，否则，就会被斥责为“落伍”，可“多数人谁不害怕落伍”？于是，我们看到了当时已经是知名作家的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人纷纷转型。大势所趋，那些所谓的逆“流”而动者，不仅显得那么不合时宜，而且更因为“刺眼”而被潮流所不容，被斥为“落后”。
“照目前风气说来，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及大多数读者，对于这种作品是极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前者表示‘不落伍’，告给人中国不需要这类作品，后者‘太担心落伍’，目前也不愿意读这类作品。”
通过从文先生写于《题记》中的话，我们不难窥见沈先生及其《边城》在当时面临的“窘境”。即便如此，作家沈从文仍坚信自己作品的价值，毅然绝然地拒绝“先进”，直言“我这本书不是为这种多数人而写的”。
“太凡念了三五本关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问题的洋装书籍，或同时还念过一大堆古典与近代世界名作的人，他们生活的经验，却常常不许可他们在‘博学’之外，还知道一点点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因此这个作品即或与当前某种文学理论相符合，批评家便加以各种赞美，这种批评其实仍然不免成为作者的侮辱。他们既不想明白这个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便无法说明这个作品的得失，——这本书不是为他们而写的。”
从沈先生的话中，我们不难领略到作为作家的从文先生那令人佩服的禀气。站在时间的此岸，反观时间彼岸的从文先生，我们仍然觉得他的话语没错，而且此话语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当下我们许多人的不堪与艳俗。针对另一类人，从文先生也直言拒绝。
“至于文学爱好者呢，或是大学生，或是中学生，分布于国内人口较密的都市中，常常很诚实天真的把一部分极可宝贵的时间，来阅读国内新近出版的文学书籍。他们为一些理论家，批评家，聪明出版家，以及习惯于说谎造谣的文坛消息家，同力协作造成一种风气所控制，所支配，他们的生活，同时又实在与这个作品所提到的世界相去太远。——他们不需要这种作品，这本书也就并不希望得到他们。”
如果说占有话语权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代表着权威，代表着方向，代表着潮流的话，那么包括大学生、中学生在内的文学爱好者就意味着市场。拒绝二者的结果只能是被拒绝甚至被抛弃。如果说此时沈从文仅仅是被权威和市场联合起来和风细雨般的拒绝的话，那么，建国之后甚至早在临近建国前，沈从文的被抛弃就是狂风暴雨式的了。缪斯蒙尘，浸润着湘西山水灵性的文学之笔干涸于权威扬起的意识形态“风沙”之中，久久，久久……
“照我思索，可以理解我；照我思索，可以理解人。”
沈从文——不愿意被时代裹挟的孤独行者，终被时间还以公平。由《亚洲周刊》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作家联合评选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榜单上，沈从文先生的《边城》高居第二。1987年、1988年，沈从文先生连续两次入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
“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逝水滚滚，时间的河流淘尽了一切外在的喧嚣与尘杂，唯有那“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叫我们觉得亲切可人，叫我们感怀生命的缺失，叫我们努力追寻那一份美好与永恒。当下，无庸讳言，只怕文学的圣洁早已被金钱、市场裹挟着逼入了世俗的一隅，更有甚者，主动对金钱、市场、票房投怀送抱，眉来眼去。试问，此情此境，怎不令人唏嘘，怎不令人感怀作家沈从文的禀气？试问：面对裹挟，有几人能够像从文先生一样不害怕“落伍”，懂得拒绝?又有几人敢于像从文先生一样直言“我这本书不是为这种多数人而写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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