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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短篇小说“双佛”——契佛和卡佛



对大作家来说,最郁闷的恐怕是评论者将他砍手剁脚,丢到一个贴着标签的收纳箱里,更憋屈的是还和某某挤在一起,被称为某某主义某某流派——因为真正的大作家都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老凌说书”曾将索尔·贝娄和菲利普·罗斯绑在一起,仅仅是一个粗略的比较,算是联合推介。同样,本期栏目把契佛和卡佛放在一起,理由也不是异常充分,直观地说,他们都是“佛”——汉字音译的巧合而已,但就他们在短篇小说界的尊崇地位而言倒也有几分神似,同时也暗喻了他们在人生与艺术道路上修炼得道的艰辛历程。


卡佛

 

    值得一提的是,卡佛的英文是CAVER,有雕刻者的意味。(苏童是啃过卡佛的英文原著的,所以,他说“只有复杂的作家会对语言有超常的狠心肠,杀的杀,剐的剐,留下的反而是文字锻造的一把匕首”。多少体现了CAVER的英文含义)契佛的英文CHEEVE,则寡淡不少。


契佛

 

    如果说索尔·贝娄和菲利普·罗斯作为美国知识分子形象的“双杈树”的收纳箱上贴着的关键词标签是“犹太人+移民+晃来晃去的人+受害者+二战幸存者”,那么,“双佛”收纳箱上贴的标签就是“契诃夫+酗酒+灰暗现实+极简主义”。

 

    契诃夫  契佛出版有七部短篇小说集和四部长篇小说,但以短篇小说而出名。而卡佛则更是以短篇和诗歌创作为主。他提到了写短篇的原因,“亨利·米勒四十多岁写《北回归线》的时候,曾经谈到,他要在一个借来的房间里写作,他随时都可能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因为他坐着的椅子可能要被别人拿走。直到最近为止,这种事态一直是我生活的常态。从我有记忆开始,从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开始,我就要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都会被人移走。”

 

    写短篇的前途命运如何,卡佛非常清楚,“我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期望值很低。在这个国家里,选择当一个短篇小说家或一个诗人,基本就等于让自己生活在阴影里,不会有人注意。”写短篇对卡佛与其说是一种生存或名利需求,不如说是一种生命需求。

 

    卡佛去世后,《伦敦时报》称他为“美国的契诃夫”,而此前契佛也被称为“美国郊区的契诃夫”,都是杰出的短篇小说大师,题材稍有不同,卡佛的生存与创作内容都属于底层草根,契佛更关注美国中产阶层的生存状态。

 

    卡佛和契佛在文学艺术上惺惺相惜,他的小说《火车》开始于契佛的早期短篇名著《5.48列车》(曾获1955年本雅明·富兰克林杂志奖)的结束之处,在篇名之后紧跟着一个破折号——“致约翰”。

 

    酗酒  卡佛19岁高中刚毕业就娶了16岁的玛里安为妻,他们生下了一子一女。为了家庭,卡佛做过各式各样的工作:门卫、伐木工、快递员、图书馆管理员等。在1976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之前,卡佛一直受失业和酗酒所扰。酗酒问题也常常出现在他的小说中。小说《维他命》中的底层生活场景就是卡佛的现实写照,女主角挨家挨户推销维生素则是直接取材于他妻子的经历,而“维他命”本身未尝不是对于酒精的一种隐喻。

 

    契佛也好杯中之物。1974年到1975年,契佛作为英语创作课的访问教授任教于波士顿大学。其间他患上了抑郁症,耽于酗酒,以至于不得不被送往纽约州一家酗酒康复中心诊治、疗养。酒是他们的安慰剂和兴奋剂,是解药也是毒药。

 

    卡佛在《凉亭》里说:“喝酒很有趣,我回头想,我们所有重要的决定都是在喝酒时做出的,即使是讨论以后少喝点儿酒的时候,我们也是手里拿着一杯啤酒或威士忌。”1973年,契佛和卡佛曾一起任教于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便经常一起喝酒。

 

    灰暗现实  “双佛”眼中的美国梦是惨淡、虚妄、苍白甚至荒诞的。卡佛的小说人物经常是慵懒、郁闷、麻木、倒霉的,故事本身也灰色,令人看不到希望。这或许与卡佛弥漫着苦难和失望的生活有关。

 

    在契佛的所有小说中,《猎鹰者监狱》是最具有批评性的。作家表面上描写的是一座美国监狱,娓娓道来监狱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和种种污秽的、怪诞的、几乎荒唐的事件,实质上他是在描写“一切都乱了套”的人生和美国社会。他在《老爷》杂志第三届年会上说,因为“在美国的生活就像是在地狱”。所以,“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唯一的立场只能是否定”。

 

    卡佛的小说,乍一看像是流水账,仿佛没有情绪,内心压抑的郁闷不时通过主人公的对话和肢体语言表现出来。契佛的短篇小说通常不以事件为核心,而是以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与发展为核心。在《巨型收音机》中,女主人公通过一台神奇的收音机听到了邻居们的隐私。她震惊于生活表象与本质的巨大差别,甚至为那些鄙陋、粗鲁和肮脏的生活而忧心忡忡、悲伤哭泣。然而,契佛在小说的尾声中却冷酷地摧毁了女主人公艾琳的“天使面孔”。她与自己的邻居一样贪婪、自私和卑微。

 

    极简主义  初读卡佛的《好事一小件》、《大教堂》、《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谈论什么》,和契佛的《巨型收音机》、《游泳的人》等,非常容易混淆,没有特别关注作者的姓名,只是模糊记得是个“佛”,对小说行文叙述风格的直观感受也类似,直白,简练,特立独行。

 

    在卡佛的小说中,不乏类似危险将至的紧张感,而这种紧张感恰恰来自日常生活本身。《纽约时报》书评人Irving Howe曾评论说:“卡佛笔下没有写实小说惯有的特点,也没有象征小说那些暧昧不明的母题。他能让读者在诡异离奇的空虚中漂流,揭开平凡生活的危险可怕,指出平凡生活才是凡夫俗子的真正敌人。”

 

    “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上看起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卡佛这样写道,并且身体力行。

 

    在“双佛”中卡佛似乎更受评论家青睐,在中国的影响也更为深远。卡佛被誉为“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家”。美国文坛上罕见的“艰难时世”的观察者和表达者,并被誉为“新小说”创始者。

 

    卡佛不喜欢“极简主义”“肮脏现实主义”等评论家给他的标签,但是他的确标志着“一种新的小说”、“一种新的语调和文学质地”在美国的出现。正是这种语调与文学质地,深刻影响了日本的村上春树、中国的作家王朔、苏童、韩东、朱文、李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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