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者、著名专栏作家毛尖如是说：
文学界的天才捕手，电影界的理论导师，批评界的先锋教父，在拿下中国首届短篇小说奖后四十年，李陀再次亲身示范：需要重新发明小说。
《无名指》2017年刊载于《收获》长篇专号，前一段时间推出单行本，为李陀首部长篇小说，历时数年，可见用心。35年前，李陀从小说转向评论，其实一直对小说念念不忘，此次《无名指》的出版，也算了结一个心愿。
说起李陀，不得不提那个黄金的八十年代，年轻的他不啻为时代的弄潮儿之一。作为小说家，他早在1977年就凭借《愿你听到这支歌》斩获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奖，在其后的小说《自由落体》《带五线谱的花环》《七奶奶》当中表露出他的探索，这些作品在当时的文坛独树一帜。
作为编剧，他创作了较为成熟的剧本《沙鸥》，发表《谈电影语言现代化》，直接开启了八十年代新电影的思路，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都在实践新的主张，毛尖说他是“电影界的理论导师”，名副其实。
作为编辑，他慧眼识珠，陆续发现了莫言、苏童、余华，这些小青年刚刚踏上写作的道路，却很有想法，大有跟当时文坛相背离的姿态，李陀正是发现了他们的不凡之处，给他们做了“先锋文学”的嫁衣，后来又如大浪淘沙般挖掘出王安忆、史铁生、张贤亮、方方、贾平凹等各具风格的作家们。他站在民间的立场，举起先锋文学的大旗，与当时代表官方的王蒙、刘心武等人分庭抗礼，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作为批评家，他更是始终如一，成绩斐然。他提出的“小人时代的文学”在网上招致骂声一片，他仍然告诉记者，至今还是有着同样的观点。
他说，他很欢迎大家对他的观点提出质疑，和他进行讨论，只要提出了问题，就能够通过探讨取得收获。
李陀在《读书》上号召广大作家，为工农写作，替群众代言。他说：“那些没有笔杆子的下岗工人、民工、还在穷困中挣扎的农民，他们怎么办？他们的感情、思考、喜怒哀乐、他们的‘显意识’和‘潜意识’，怎么来表达？”他认为，如今的文学可以称作“小人时代的文学”，特征之一是“文学的内容越来越琐碎”，很少有作家再去关注底层的生存状态和需求。
针对网上不少人支持的“小人时代的文学正说明了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没有人需要代言，是一种文学的进步”这种观点，李陀认为，持这种意见的人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而没有考虑到真正的最底层的人的需求。
“他们说，网络发达了，每个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倒要问问，那些没钱买电脑的人呢？那些没钱上网吧的人呢？人们怎么倾听得到他们的声音？”李陀坚持认为，作家不能太过“小资”，要有社会责任感。或许，这就是他长期坚持的“知识分子要用‘文学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这种观点的表现吧。
不久前，李陀的台湾同行南方朔告诉记者，写评论是他的谋生手段而非兴趣所在。记者把这个问题抛在李陀面前的时候，李陀的表情显得有些凝重。他说，自己不是个聪明人，不可能同时做很多事情——“今后，我就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搞文学批评。”
无论是编剧李陀，还是编辑李陀，亦或是批评家李陀，又或者是小说家李陀，探索精神一以贯之。《无名指》当然也是这种逆流而上的探索。写的是都市和都市里的人们，这一点与《朝霞》的着眼点不谋而合。要知道，中国自现代以来就缺乏真正的“都市文学”，但近年来都市的发展有目共睹，都市新人也登上历史舞台，可谓文学创作的契机。
对于《无名指》的介绍，有这么一段话：
主人公杨博奇，中文系出身，在海外又拿了社会学和艺术史的硕士学位，为了从“人的内部”理解人的秘密，又修了心理学的博士学位，回国以后以心理医生为职业在北京谋生。这个职业使他见到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人，有大老板，有公务员，有家境丰裕而内心迷茫的家庭妇女……经济在不断发展，而人的内心却无处安放，自己个性不羁的女友突然宣布分手，至交朋友历史学教授出轨，朋友聪明绝顶的妻子要出家。深研过文学和心理学的博士在光怪陆离的现实面前也失去了判断力，仅仅在不是自己病人的那些打工者身上看到了些许微光。
杨博奇身上多少有点浮士德的影子，他始终在追求对人的终极理解，尽管这种努力困难重重，难免落空，打工者身上的微光或许意味着“秘密”有了揭开的可能，就像浮士德，经历大起大落，最终找寻到自己的真理。
评论家项静将杨博奇这类人比喻为“知识流浪儿”是比较恰当的，他们有知识，有眼界，有抱负，但他们没有根。李陀自己就说：“杨博奇就是一个没根的人，他整天跑来跑去的，在城市里找不到安放自己灵魂的位置。”无根的焦虑。李陀或许就是要抓住这点，来描写这一群人。
说起创作的动力，李陀不无感慨地说：
什么是我写作《无名指》的最持久的动力？其实是一种冲动，就是我想反着来——在写作的最基本的追求上，面对长时期以来流行的小说写作习惯（或者叫范式，叫教条，怎么叫都行），处处都“反着来”，用一个不很准确的说法，就是在长篇小说写作上做一次反向实验。
怎么反着来？就是现代主义将目光投向意象、心理、概念等等之上，弱化人物在小说中的分量，以形式突破传统，掀起“先锋小说”的浪潮，而李陀则逆流而上，把人物视为小说的内核，重拾古典，致敬曹雪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这样的魄力实在让人吃惊。李陀是评论家，这一身份就决定了其小说创作的难度。理论家搞实践，做得好，锦上添花，要是力不从心，那就贻笑大方了。但是，小说家未必真懂小说，倒是真的，因为他们乃是“当局者迷”。就这点来说，李陀写《无名指》又是无可厚非，甚至占有极大的优势，因为他深谙小说的历史，也在多年的探究中不断寻求小说写作的“解药”。
李陀坚定地说：
为什么我这么固执？那是因为，今天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不彻底摆脱现代主义的阴影，不形成新的写作理想和习惯，文学要有大成绩，写作要想比肩曹雪芹，那绝不可能。九十年代以来，不少新作家崛起，他们起点都很高，都有才华，也有很高的抱负，可是为什么一直没有“大作品”出现？这已经成为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话题。追究起来，原因很多，但是其中一个比较隐晦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我觉得是今天的很多写作，仍然都和现代主义写作有着很亲密的血缘关系，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可是往往不自觉。
又说：
关于“反向实验”，最后还要说几句的是，这个“反向”并不是倒退，也绝不是在写作上复古——如果说复古，那和文化史上多次发生的“复古”一样，从“古”寻找资源和灵感，不过是为前进找到新的支点，为一次新的跳跃找到更合适的踏板。那么，《无名指》是往哪里跳？这我也说不大好，但有一点很清楚，这小说的一个内容是揭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病态，我怀疑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动荡里生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很多人在精神上、心理上，都是带病的，让我常常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在《无名指》的反向实验里，这些人物成为某种实验剂），其中最自觉的一些，都不免卷入了一场内心里发生的精神战争，并且在其中苦苦挣扎，寻找出路，而另外为数更多的群体，则毫不察觉，乐于病态之中，混名混利，实际与鲁迅先生所说的庸众并无区别。
这两段话显然是肺腑之言。如今的写作确实仍陷于现代主义的深渊之中无法自拔，哪怕是最现实主义的写法，也要带上“魔幻”的“桂冠”。但是，要彻底与现代主义决裂，抛弃现代主义，那也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的，毕竟我们正（或者将来仍）处于现代的笼罩性影响中。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所说的焦虑与诗人奥登提出的“时代焦虑”并无本质区别，指的还是“现代的焦虑”。
有一些问题：很多作家孜孜以求的先锋究竟是什么？当下的写作者他们的写作先锋吗？有没有必要继续先锋？小说的出路何在？诸多的问题都是上述问题的延伸。这些问题一时半会儿是回答不清的。没有哪一个评论家能够包揽有关“现代”的所有问题，即便只是在文学上。
但《无名指》是可以读完的吧？作者的意图是可以揣测的吧？作者的个人努力是可以看到的吧？当下的很多写作者恰恰忽略了如李陀一般对传统的审视，更别说致敬了。有必要说明的是，李陀所说的向十九世纪传统致敬，并不是简单地向中国的话本小说致敬，而是向整个辉煌的十九世纪致敬。李陀这种探索是对当下同质化写作的挑战，他像一个执剑的斗士，先锋姿态展露无遗，这一点值得肯定，至于《无名指》本身的价值，以及它是否达成了作者的愿望，有待时间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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