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道德家，罪人与神经症患者
——弗洛伊德论人格的复杂性
编者按
一个人的人格到底有多少复杂？复杂的人格该如何去认识？
1928年，弗洛伊德写了一篇文章，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文章讨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复杂的人格。开宗明义，弗洛伊德直接说陀的丰富人格也许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神经症患者，道德家和罪人。然后弗洛伊德继续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人怎样能适应这样令人困惑的复杂情况呢？而我想继续追问的是，人格的这些不同的方面是否有着一个共同的心理机制？
（一）作为艺术家的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公认为是文学界对于心理描写最精彩的作家之一。弗洛伊德甚至将其与莎士比亚相比，这几乎已经是最高的赞赏。作为艺术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对于心理，尤其是犯罪心理学的描述，无论是在《罪与罚》，还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及其他作品中，都有着令人心惊的犯罪心理学情节。对于这种情节的刻画，几乎使人到了身临其境的地步。体验到这种可怕的感觉，并将其与情境完美地结合，并表现出来，就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尽管对于这类可怕的感觉，我们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恐惧和逃避，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内心深处，我们对于这种感觉都有着一种朦胧的，原始的感受，因此当我们从别人的作品里发现这种感觉被完全地描写出来时，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比震惊更深的可怕的感觉。——但是这种对于心理洞察和描绘的艺术天赋，到底是因为什么产生的？因何他对于犯罪心理有着更深的认识，是因为自身有着某种强烈的犯罪冲动而产生的吗？
（二）作为罪人的方面：首先要说明的是罪人，不是罪犯。罪人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具有宗教概念的描述，即人的有罪。因此它强调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的，而非现实的罪。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如何混乱，但是他毕竟没有真正犯罪，因此作为罪人的人格面向，一定也会引起争论，因为在作品里，他显示了崇高的道德诉求。弗洛伊德也主动坦承了这一点。但是他依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是谁事实上犯罪，这一点并没有什么不同，心理学关心的只是知道是谁富有情绪地渴望这样做和当这一点被做到时，谁感到高兴。”为此，弗洛伊德首先分析罪犯的本质特征：极端的利己主义和强烈的破坏欲。这两者的共同之处和它们得以表现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缺乏爱，缺乏对对象的情感上的认同。实际上在生活中陀表明了他确实如此，他对自己的年轻的妻子，甚至嗷嗷待哺的孩子都不能做到真正的关爱，在他们最需要的他的时候，他依然沉迷于赌博之中，不可自拔。
众所周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的方式是从各种报纸中找到那些犯罪的案件，然后对其整合加工，并赋予其深刻的内涵。也就是说，陀创作的起点总是从一种犯罪的动机和情节开始。当然从这种方式上并不认为确定了他作为罪人的方面的动因比别人强烈，或者罪感比别人更加强烈。因为对犯罪感兴趣，并不代表他本身就是罪犯。真正证明其罪人特质的是第二个方面：即对罪人的一种隐蔽的认可和同情。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情节过于复杂，让我们还是选用《罪与罚》的情节作为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在《罪与罚》中，那个杀死万恶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大学生就是罪人。故事也是以这个罪人的视角展开的，让我们从一开始到犯罪结束，都清楚了看到了他对于这个罪人的隐蔽的同情和认可。让我们举一个比较简单例子来说明：有一天佛与五百商人同行，在夜里他知道了一个阴谋，就是有人准备在商队水中下毒毒死这五百商人。佛不能劝阻这人的犯罪。于是，他将这个罪犯杀死了。因为假如佛将这个事情告诉五百商人，这些人一定会将企图投毒的人杀死，那这五百人都将承担杀人的罪业，佛杀死了这个罪犯，独自承担了杀人的罪业。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个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大学生，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他心目中对杀人罪业的担当的佛或者自己情愿承受更多苦难的上帝。而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陀甚至表现出了对于罪犯的无限同情。当神父得知到德米特里准备弑父时候，他甚至跪倒在他的脚下。“罪犯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几乎就是救世主，他自己承担了一定要别人承担的罪责。”大概也是这个意思。简单地说，假如非要下地狱，那么唯有最伟大最勇敢的人敢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因此，罪人的意识，在陀那里不仅仅是一种上升和被克服的过程，而几乎时一种必须，一种对于现实的破坏性的隐蔽的渴望。
但是，这种对于罪人的方面依然存在着争议：那就是即使这个世界必定会因为自身的恐怖和荒诞而要注定要有人去杀人以抵抗某些非正义的行为，但是无论如何，这与将其作为道德也相距甚远。那么作为道德家的方面，又是如何与罪人方面既联系又区别的呢？
（三）作为道德家的方面：关于这一方面，我将全部摘抄弗洛伊德的分析，我认人无人比他分析得再好。
“一个有道德的人是一个当他在内心中一感觉到诱惑就进行反抗，而绝不屈服于诱惑的人。一个犯了罪，然后又在他的忏悔中树起崇高的道德标准的人容易使其受到责难，因为他把事情变得太容易了。他没有得到道德的本质——克制，因为生活中的道德行为是一种人的实践性的功利活动。他使人想起大规模移民中的野蛮人，他们杀人而又以苦行来赎罪，直到苦行变成使屠杀能够进行的技术手段。恐怖的伊凡就是这样做的，实际上，与道德的妥协是俄罗斯人的一个品质特征。陀在道德上的努力最终也没有产生任何十分光彩的结果。在协调社会要求与个人本能性的需求之间进行最激烈的斗争之后，他最终落到这样的地位：既屈服于世俗的权威，又屈服于精神上的权威；既崇拜沙皇又崇拜基督教的上帝；以及一种狭隘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一个较差的头脑用较少的努力就能达到的境界。这正是这一伟大人格的弱点。他放弃了成为人类的导师和解放者，而使他自己成为一个人类的看守。人类文明的未来将有很少的东西归功于他。”
实际上，弗洛伊德在这里展示和批评正是陀的道德家方面所展示的弱点：一种强烈的反抗精神与一种迫切要归于某种权威的妥协精神。他尤其不认同陀对于罪人的道德辩护，因为在弗洛伊德看来，道德乃是一种自我的克制，我们不能用苦行来赎罪，因为这样就是对于自我克制的无限放松。从而使自己陷入一个无止境的苦行—罪行的循环之中，这是一种病态的机制。
于是，弗洛伊德提出问题：这伟大人格的弱点到底是由什么产生的呢？他认为：这或许应该归于他的神经症。因此所有的问题，最终都指向了一个方面，就是陀的神经症方面。
（四）作为神经症患者的方面：作为神经症的方面，从一开始，弗洛伊德就谨慎地作了区分：病理的和生理的。但是他认为提出了一个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比如所谓的“癫痫症状”可能是神经症的一种表现：这个神经症的本质是通过身体的方式来清除大量的不能从心理方面处理的兴奋。如果我们将这个想法进行拓展，那么我们可以理解很多关于陀的谜，比如他对于赌博的沉迷，则是利用精神的方式来缓解不能处理的破坏性冲动。
赌博就是一种类似于精神的歇斯底里症，说到底是他是一种自我的惩罚方式：他一次次用自己的名誉发誓，却一次次继续去赌博，并将自己和妻子，甚至年幼的孩子置于危险之地。这是一种受虐和施虐的双重倾向：一方面，他对别人是施虐者；但是在更大的方面，他是一个受虐者。折磨他的是他自己，通过这种受虐和施虐，来缓和内心深处极强的破坏性冲动。
但这种复杂的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呢？弗洛伊德回到了他一贯的观点上去，即俄狄浦斯情结。他将《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做了对比研究，以证明正是俄狄浦斯情结引起的问题，使得陀的神经症在幼年时即已经形成，并且伴随着他卓越的艺术天赋，以及不断养成的道德观念，使其形成了复杂的人格。
自此，陀的人格的四方面：艺术家、罪人和道德家以及神经症患者。最终都被弗洛伊德阐释清楚。尽管作为艺术家必然具有某种天赋的因素，但是陀独特的人格内涵本身：罪人、道德家和神经症患者，似乎更加有利于他艺术的实现。当然反之，艺术的天赋也许对于他复杂人格的形成具有某种反馈作用。在发生机制和关系上，我认同弗洛伊德的观点，但是我更认同弗洛伊德在论述中提起但他没有强调的认识，这种认识即是被后来的新精神分析学强调观点：也许弗洛伊德所一直强调“父”，不是血缘上的，而是文化上的。或者说，不仅仅是俄狄浦斯情结，不仅仅是血缘上，也是文化和精神上的。
后记：为了这个题目，我请教了几个人，因为我不确定在这四个并列项之中该选用何种符号。问了一圈之后才发现，这个问题人家根本无法回答。因为在这里的符号，完全取决于这四个选项本身的关系以及各自的内涵是否是相交。弗洛伊德在这篇《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里，从一开始就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格可以分为四个方面，那么就暗示了这是他人格的四个方面，所以假如我必须要用这个题目，那么这中间必须是用顿号；但是我在阅读了文章之后，仍然将其写成“艺术家，道德家，罪人与神经症患者”，而这原因恰恰反映了本文的一个重要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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