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伊凡.伊里奇的身世极其普通、极其简单而又极其可怕。
他是个法官，去世时才四十五岁。他父亲是彼得堡一名官员，曾在好几个政府机关任职，虽不能胜任某些要职，但凭着他的资格和身份，从没被逐出官场，因此总能弄到一些有名无实的官职和六千到一万卢布的有名有实的年俸，并一直享受到晚年。
伊里亚.叶斐莫维奇.高洛文就是这样一个多余机关里的多余的三等文官。
他有三个儿子。伊凡.伊里奇排行第二。老大像他父亲一样官运亨通，不过在另一个机关，也快到领干薪的年龄。老三没有出息。他在几个地方都败坏了名声，眼下在铁路上供职。父亲也好，两位哥哥也好，特别是两位嫂子，不仅不愿同他见面，而且非万不得已从不想到有他这样一个兄弟。姐姐嫁给了格列夫男爵，他同他岳父一样是彼得堡的官员。伊凡.伊里奇是所谓家里的佼佼者①。他不像老大那样冷淡古板，也不像老三那样放荡不羁。他介于他们之间：聪明，活泼，乐观，文雅。他跟弟弟一起在法学院念过书。老三没有毕业，念到五年级就被学校开除了；伊凡.伊里奇则毕了业，而且成绩优良。他在法学院里就显示了后来终生具备的特点：能干，乐观，厚道，随和，但又能严格履行自认为应尽的责任，而他心目中的责任就是达官贵人所公认的职责。他从小不会巴结拍马，成年后还是不善于阿谀奉承，但从青年时代起就像飞蛾扑火那样追随上层人士，模仿他们的一举一动，接受他们的人生观，并同他们交朋友。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热情在他身上消失得干干净净。他开始迷恋声色，追逐功名，最后发展到了自由放纵的地步。不过，他的本性还能使他保持一定分寸，不至于过分逾越常规。
在法学院里，他认为自己的有些行为很卑劣，因此很嫌恶自己。但后来看到地位比他高的人都在那样干，而且并不认为卑劣，他也就不以为意，不再把它们放在心上，即使想到也无动于衷。
伊凡.伊里奇在法学院毕业，获得十等文官官衔，从父亲手里领到治装费，在著名的沙尔玛裁缝铺里定制了服装，表坠上挂一块《高瞻远瞩》②的纪念章，向导师和任校董的亲王辞了行，跟同学们在唐农大饭店欢宴话别，带着从最高级商店买来的时式手提箱、衬衣、西服、剃刀、梳妆用品和旅行毛毯，走马上任，当了省长特派员。这个官职是他父亲替他谋得的。
伊凡.伊里奇到了外省，很快就像在法学院那样过得称心如意。他奉公守法，兢兢业业，生活得欢快而又不失体统。他有时奉命到各县视察，待人接物稳重得体，对上待下恰如其分，不贪赃枉法，而且总能圆满完成上司交下的差事，主要是处理好分裂派教徒事件。
他虽然年轻放荡，但处理公务却异常审慎，甚至可以说是铁面无私；在社交场中，他活泼风趣而又和蔼有礼，正像他的上司和上司太太――他是他们家的常客――称赞他的那样，是个好小子③。
他同省里一位死缠住他这个风流法学家的太太有暧昧关系；还同一个女裁缝私通；有时同巡察的副官们狂饮欢宴，饭后还去花街柳巷寻欢作乐。他奉承上级长官，甚至长官夫人，手法高明，无懈可击，从未引起非议，人家至多说一句法国谚语：年轻时放荡在所难免。④这一切他都干得体体面面，嘴里说的又是法国话，主要则是因为他跻身在最上层，容易博得达官显贵的青睐。
伊凡.伊里奇就这样干了五年。接着他的工作调动了，因为成立了新的司法机关，需要新的官员。
于是伊凡.伊里奇就调任这样的新职。
伊凡.伊里奇被推荐任法院侦讯官的职务，他接受了，虽然这位置在另一个省里，因此他得放弃原有的各种关系，另起炉灶，重新结交朋友。朋友们给伊凡.伊里奇饯行，同他一起摄影，还赠给他一个银烟盒留念。他就走马上任去了。
伊凡.伊里奇当法院侦讯官同样循规蹈矩⑤，公私分明，并且像做特派员一样受到普遍尊敬。对伊凡.伊里奇来说，侦讯官的工作比原来的工作有趣得多，迷人得多。以前他感到扬扬得意的是，身穿精工缝制的文官制服，昂首阔步地经过战战兢兢等待接见的来访者和对他羡慕不止的官员们面前，一直走进长官办公室，并且跟长官一起喝茶吸烟；但那时直接听命于他的人，只有县警察局长和分裂派教徒，而且要在他奉命出差的时候。他对待他们总是客客气气，使他们感到，他尽管操着生杀大权，却平易近人，毫无架子。那个时候，这样直接听命于他的人不多。如今伊凡.伊里奇当上法院侦讯官，他懂得就连达官贵人的命运也都操在他手里，他只要在公文上批几句，不论哪个要人都将成为被告或证人来到他面前，并且得站着回答他的问题，如果他不请他坐下的话。伊凡.伊里奇从不滥用权力，相反总是不露锋芒，而这种权力的意识和适当用权的技术，就成了他担任新职后最感兴趣的事。从事这项新职，也就是说审查工作，伊凡.伊里奇很快就掌握一种本领，能排除一切与本案无关的情节，使各种错综复杂的案情在公文上表现得简单明了，不带丝毫个人意见，完全符合公文要求。这是一项新的工作，而伊凡.伊里奇则属于第一批执行1864年新法典的人。
自从在新地方就任法院侦讯官以来，伊凡.伊里奇结交了一批新朋友，建立了一些新关系，获得了新的社会地位，并多少采取了新作风。他在省里同政府保持一定距离，却周旋于司法界头面人物和豪门巨富之间，对当局稍表不满，发表温和的自由主义言论和开明观点。此外，伊凡.伊里奇就任新职后仍旧讲究服饰，注意仪表，只是不再刮去下巴颏上的胡子而听其自然生长。
伊凡.伊里奇在新地方过得很愉快。他跟一批反对省长的人关系很好；薪俸比以前优厚；他逢场作戏，打打纸牌，以增添乐趣。他头脑聪敏，很会打牌，因此常常赢钱。
伊凡.伊里奇在新地方任职两年后遇见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米海尔。她是伊凡.伊里奇出入的圈子里最迷人最伶俐最出色的姑娘。伊凡.伊里奇在公余之暇，找点消遣，其中包括同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戏谑调情。
伊凡.伊里奇任特派员时常常跳舞，但当上侦讯官后就难得跳了。如今他跳舞只是为了要显示，尽管他身为侦讯官和五等文官，跳舞水平可决不比别人差。这样，有时晚会将近结束，他就请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一起跳舞，主要借这种机会去征服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的心。她爱上了他。伊凡.伊里奇并没有明确想到要结婚，但既然人家姑娘爱上了他，他就问自己：“是啊，那么何不就结婚呢.”
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出身望族，长得不错，而且小有家产。伊凡.伊里奇可以指望找到一个更出色的配偶，但这个配偶也不错。伊凡.伊里奇自己有薪俸收入，他希望她也有同样多的进款。她出身名门，生得又温柔美丽，很有教养。说伊凡.伊里奇同她结婚，是因为爱上这位小姐，并且发觉她的人生观同他一致，那不符合事实。说他结婚，是因为在他的圈子里大家都赞成这门婚事，那同样不符合事实。伊凡.伊里奇结婚是出于双重考虑：娶这样一位妻子是幸福的，而达官贵人们又都赞成这门亲事。
伊凡.伊里奇就这样结了婚。
在准备结婚和婚后初期，夫妻恩爱，妻子尚未怀孕，再加上崭新的家具，崭新的餐具，崭新的衣服，日子过得很美满。伊凡.伊里奇认为他原来的生活轻松愉快而又高尚体面，并且受到上流社会的赞许，如今结婚不仅不会损害这种生活，而且使它更加美满。但在妻子怀孕几个月后，出现了一种痛苦难堪而有失体统的新局面，那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而且怎么也无法摆脱。
伊凡.伊里奇认为妻子完全出于任性⑥，破坏快乐体面的生活，莫名其妙地动辄猜疑，要求他更加体贴她。不论什么事她都横加挑剔，动不动就对他大吵大闹。
起初伊凡.伊里奇想继续用快乐体面的人生态度来排除烦恼。他不管妻子的情绪，照旧高高兴兴地过日子：请朋友到家里来打牌，自己上俱乐部或者到朋友家串门子。可是有一次妻子气势汹汹对他破口大骂。这以后只要他稍不顺她的意，她就把他臭骂一顿，显然非把他制服不可，也就是说要他安守在家里，并且像她一样唉声叹气，无病呻吟，这使伊凡.伊里奇感到心惊胆战。他懂得了，夫妇生活，至少是他同妻子的生活，并不能始终维持快乐和体面，相反，常常会损害这样的气氛，因此必须设法防范。伊凡.伊里奇借口公务繁忙，来对付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他发现这种办法很有效，因此常用它来保卫自己的独立天地。
孩子生后，喂养很费事，常常发生这样那样的麻烦，不是婴儿害病就是做母亲的害病，有时是真病，有时是假病。不管怎样，伊凡.伊里奇都得照顾，尽管他对这些事一窍不通。而伊凡.伊里奇保卫自己独立天地、不受家庭干扰的欲望却越来越强烈。
妻子的脾气越来越暴躁，要求越来越苛刻，伊凡.伊里奇也越来越把生活的重心转移到公务上。他更加喜爱官职，醉心功名。
不久，在结婚一年后，伊凡.伊里奇懂得了，夫妇生活虽然也有一些好处，但却是一种很复杂很痛苦的事。而要尽到自己的责任，过一种受社会赞许的体面生活，必须像做官一样建立适当的关系。
伊凡.伊里奇就给自己建立了这样的夫妇关系。他对家庭生活的要求，只是能吃到家常便饭，生活上有照料和过床笫生活，而这些都是她能向他提供的。他主要的要求是维持社会所公认的体面的夫妇关系。此外，他就自寻欢乐，获得了欢乐也就心满意足。要是家里遇到不愉快，他就立刻逃到公务活动的独立天地里去，并在那里自得其乐。
伊凡.伊里奇当侦讯官，声誉显赫，三年后就升任副检察官。新的官职、重要的地位、控诉和拘捕任何人的权力、当众的演说、辉煌的功绩――这一切使伊凡.伊里奇更加官迷心窍。
孩子一个个生下来。妻子变得越来越乖戾，越来越易怒，但伊凡.伊里奇确立的家庭关系几乎不受妻子脾气的影响。
伊凡.伊里奇在这个城市里任职七年，接着被调到另一个省里当检察官。他们搬了家，手头的钱不多，妻子又不喜欢那新地方。薪俸尽管比原来多，但生活程度高，再说又死了两个孩子，因此伊凡.伊里奇就感到家庭生活比以前更乏味了。
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搬到新地方后，不论遇到什么麻烦，总要责怪丈夫。夫妇间不论谈什么事，尤其是谈教育孩子问题，总会联想到以前的不和，引起新的争吵。夫妇俩如今难得有恩爱的时刻，即使有，也是很短暂的。他们在爱情的小岛上临时停泊一下，不久又会掉进互相敌视的汪洋大海，彼此冷若冰霜。要是伊凡.伊里奇认为家庭生活不该如此，他准会对这种冷漠感到伤心，不过他不仅认为这样的局面是正常的，而且正是他所企求的。他的目标就是要尽量摆脱家庭生活的烦恼，而表面上又要装得若无其事，保持体面。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尽量少同家人待在一起，如果不得已必须这样做，也总是竭力找有旁人在场的机会。不过，伊凡.伊里奇这样过日子，主要靠的是他有公务。他把全部生活乐趣都集中在官场的天地里。而这种乐趣支配了他的整个身心。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对任何人都操有生杀大权，每次走进法庭和遇到下属时那种威风凛凛的气派（即使只是表面的），在上司与下属之间周旋的本领，尤其是自觉高明的办事能力――这一切都使他扬扬得意，再加上跟同事们谈天、宴会和打牌，他的生活就显得很充实。总之，伊凡.伊里奇的生活过得合乎他的愿望：快乐而体面。
就这样他又过了七年。大女儿已经十六岁，另外又死了一个孩子，只剩下一个男孩在中学念书。这个孩子是引起夫妇争吵的一大因素。伊凡.伊里奇要送他读法学院，而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却偏把他送进普通中学。女儿在家里学习，成绩良好；儿子学得也不错。
三
伊凡.伊里奇婚后就这样过了十七年的光阴。现在他已是一个老检察官了。他推辞了几次工作上的调动，一心想找个更称心的职司，不料出了一种不愉快的事，把他生活的安宁给破坏了。伊凡.伊里奇想谋取大学城首席法官的位置，但被戈佩捷足先得。伊凡.伊里奇十分生气，提出责问，同戈佩吵嘴，又冒犯顶头上司；他从此受冷遇，下一次任命也没有他的份。
这是1880年，也是伊凡.伊里奇一生中最倒霉的年头。他一方面入不敷出，另一方面又被人家遗忘。他觉得人家待他极不公平，人家却认为对他已仁至义尽。就连父亲都认为无须再帮助他了。他觉得大家都把他抛弃了，并认为他有三千五百卢布年俸已很不错，甚至可说是十分幸福了。人家待他这么不公平，妻子经常责骂他，家里入不敷出，开始负债。这种情况当然谈不上正常，而且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今年夏天，伊凡.伊里奇为了节省开支，同妻子一起到内弟乡下度假。
在乡下不做事，伊凡.伊里奇第一次不仅感到无聊，而且觉得十分愁闷。他认定无法这样过活，必须采取断然措施。
伊凡.伊里奇不能入睡，在露台上踱了个通宵，决定上彼得堡奔走一番，争取调到其他部门工作，以惩罚他们，惩罚那些不会赏识他才能的人。
第二天早晨，他不顾妻子和内弟的劝阻，乘车上彼得堡。
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弄到一个年俸五千卢布的位置。他不再计较是哪个机关，是哪个派别和哪种工作。他只要一个位置，年俸五千卢布的位置，不论政府机关、银行、铁路、玛丽皇后御用机关，甚至海关都行，但一定要有五千卢布收入，一定要离开那个不会赏识他才能的机关。
伊凡.伊里奇此行取得了意外收获。在库尔斯克火车站，头等车厢里上来一个熟人，名叫伊林。伊林告诉他库尔斯克省刚接到电报，部里最近人事上有重大变动，彼得.伊凡内奇的位置将由伊凡.谢苗内奇接任。
这次调动，除了对国家有一定影响外，对伊凡.伊里奇具有特殊意义，因为起用了新人彼得.彼得罗维奇和他的朋友扎哈尔.伊凡内奇。这对他伊凡.伊里奇极其有利，因为扎哈尔.伊凡内奇是伊凡.伊里奇的同学，又是他的好朋友。
在莫斯科，这个消息得到了证实。伊凡.伊里奇来到彼得堡，找到了扎哈尔.伊凡内奇，后者答应给他在原来的司法部里谋一个好差事。
一星期后，他给妻子发了一封电报。
“扎哈尔接替米勒，我申请后即可提升。”
伊凡.伊里奇通过这次人事调动在他的旧部里获得意外任命：比同事高两级，年俸五千，再加调差费三千五百。伊凡.伊里奇消除了对原来对头和整个机关的怨气，感到十分得意。
伊凡.伊里奇回到乡下，兴高采烈。他好久没有这样快活了。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也很高兴，夫妇俩变得和好了。伊凡.伊里奇讲到他在彼得堡怎样受祝贺，原来的对头怎样厚着脸皮巴结他，怎样羡慕他的地位，特别讲到他在彼得堡怎样受人尊敬。
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听着他讲，装出相信的样子，也不打岔，心里却盘算着怎样到新地去重新安排生活。伊凡.伊里奇高兴地看到，她的想法同他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一度坎坷的生活重又变得快乐而体面了。
伊凡.伊里奇只回家几天。九月十日他就得走马上任。此外，他还得在新地方安顿下来，把家具什物从省里运去，再要添置和定做许多新东西。总之，要根据他同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几乎一致的想法把新居布置好。
现在，一切都进行得称心如意，他同妻子又意气相投。他们俩一起生活的时间很少，像现在这样投契，除了婚后头几年，还不曾有过。伊凡.伊里奇想把家眷随身带走，可是姐姐和姐夫⑦对伊凡.伊里奇一家忽然十分亲热，弄得伊凡.伊里奇只好独自先走。
伊凡.伊里奇走了，事业上一帆风顺，同妻子言归于好，这两件事互为因果，使他心情愉快。他找到一座精美的住宅，恰合夫妇俩的心意，高大宽敞的老式客厅、豪华舒适的书房、妻子的房间、女儿的房间、儿子的书房，一切像是为他们特意设计的。伊凡.伊里奇亲自布置房间，选择墙纸，添置家具――从旧货店买来的，式样特别古雅，定制了沙发套和窗帘。房子布置得越来越漂亮，符合他的理想。他布置到一半，发觉比他希望的更美。他相信，等全部完工，将更加富丽堂皇，而决不会流于庸俗。临睡前，他想象他的前厅将是什么样子。他瞧着没有布置好的客厅，仿佛看到壁炉、屏风、古董架、散放着的小椅子、墙上的挂盘和铜器都已安放得井井有条。他想到妻子和女儿在这方面跟他有同样的爱好，看到这种排场，准会大吃一惊，不禁暗暗高兴。她们一定想不到会有这样的气派。他特别得意的是买到一些价廉物美的古董，使整座房子显得格外豪华。他在信里故意把情况说得差一些，这样她们一看到就会更加惊讶。他热衷于装饰新居，就连心爱的公务都不那么感兴趣了。有时法院开庭，他也心不在焉：他在考虑究竟用什么样的窗帘顶檐，直的还是拱的。他对这事兴致勃勃，亲自动手安放家具，重新挂上窗帘。有一次他爬到梯子上，指点愚笨的沙发裁缝怎样挂窗帘，一不留神失足掉下来，但他是个强壮而灵活的汉子，立刻站住了，只是腰部撞在窗框上。伤处痛了一阵，不久就好了。这一时期，伊凡.伊里奇觉得自己特别快乐和健康。他写信说：“我感到自己仿佛年轻了十五岁。”他原想到九月底把房子布置好，结果拖到十月半。不过，房子布置得十分雅致――不仅他自己这么认为，凡是看到的人都这么说。
其实，房子里的摆设无非是那种不太富裕、却一味模仿富裕人家的小康之家的气派，千篇一律地尽是花缎、红木家具、盆花、地毯、古铜器、发亮铜器，等等。一定阶级的人总是拿这些东西来表示他们一定的身份。伊凡.伊里奇家里的摆设同人家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引不起人家的注意，但他却扬扬自得，以为与众不同。他到车站去接家眷，把他们带到装修一新的寓所里，系白领带的男仆打开摆满鲜花的前厅，他们走进客厅、书房，高兴得欢呼起来。他领他们到各处观看，得意扬扬地听着他们的称赞，容光焕发，感到十分幸福。当天晚上喝茶的时候，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随便问到他是怎么摔跤的，他就笑着做给他们看，他怎样从梯子上掉下来，把沙发裁缝吓坏了。
“幸亏我练过体操。要是换了别人，准会摔坏的，可我只在这儿撞了一下，摸摸有点疼，但已经好多了，只是有点青肿。”
就这样他们在新居开始生活，并且也像一般人移居到新地方那样，觉得还少一个房间，收入虽然增加，但还嫌钱少――少这么五百卢布。不过总的来说，他们感到称心如意了。最初他们过得特别愉快，房子还没有完全布置好，需要再买些什么，定制些什么，有些东西需要搬动，有些东西需要调整。尽管夫妇之间有时意见分歧，但两人对新的生活都很满意，而且有许多事要做，因此没有发生大的争吵。等一切都安排舒齐，他们开始感到有点空虚，但当时还需要结交一批新朋友，培养新习惯，因此生活还是很充实。
伊凡.伊里奇上午在法院办公，下午回家吃饭，开头一个时期情绪很好，虽然为房子的事有时也有点烦恼。（例如，他发现桌布或沙发面子上有污点，窗帘系带断了，就会发脾气，因为看到他煞费苦心置办的东西被损坏，心里难过。）不过，伊凡.伊里奇的生活还是过得合乎他的理想：轻松、愉快而体面。他每天早晨九时起床，喝咖啡，看报，然后穿上制服去法院。那儿已为他准备好“轭”，让他一到就套到身上：接见来访者，处理诉讼有关的问题，主持诉讼案件，出席公开庭和预备庭。他必须排除各种外来干预，免得妨碍诉讼程序，同时严禁徇私枉法，严格依法办事。要是有人想探听什么事，而这事不属伊凡.伊里奇主管，他就不能同这人发生任何关系，但要是这人有正式公文，上面写明事由，那么伊凡.伊里奇就会根据法律许可的范围尽力办去，并且办得不违反人情，也就是说面子上过得去。但只要公事一结束，其他关系也就结束了。分清法律和人情，这种本领伊凡.伊里奇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且凭着天赋的才能和长期的经验，他有时故意把法律和人情混淆起来。他之所以敢于这样做，那是因为他自信总有能力划清两者的界限，如果需要的话。伊凡.伊里奇办这种事不仅轻松、愉快和体面，简直可说是得心应手。在休庭时，他吸烟、喝茶，随便谈谈政治、社会新闻和纸牌，而谈得最多的还是官场中的任命。然后，他好像第一小提琴手，出色地演奏完毕，疲劳地乘车回家。回到家里，发现母女俩出去了，有时在接待客人，儿子上学了，有时在跟补课教师复习功课。一切都井井有条。饭后要是没有客来，伊凡.伊里奇就看些当时流行的书籍。晚上，他坐下来处理公事：批阅文件，查看法典，核对证词。他干这些，既不感到无聊，也不觉得有趣。要是有机会打牌，那么处理公事就感到无聊；要是没有机会打牌，那么处理公事总比独自闲坐或者跟妻子面面相对要好得多。伊凡.伊里奇喜欢举行便宴，邀请有权有势的先生夫人参加。这种消遣跟其他同样身份的人没有差别，犹如他的客厅跟人家的客厅没有差别一样。
他们家里还举行过一次舞会。舞会办得很好，伊凡.伊里奇心情愉快，可惜最后为蛋糕糖果的事同妻子大闹了一场。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有她的打算，但伊凡.伊里奇坚持要到最高级糖果铺去买糕点，结果买了许多蛋糕。争吵就是由于蛋糕太多吃不完，而糖果铺的账却高达四十五卢布引起的。争吵很激烈，闹得很不愉快。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骂他：“傻瓜，低能。”伊凡.伊里奇气得双手抱住脑袋，恨恨地说出离婚之类的话来。不过，晚会本身还是很快活的，前来参加的都是社会名流。伊凡.伊里奇同特鲁峰诺娃公爵夫人跳舞。特鲁峰诺娃公爵夫人的姐姐就是著名的“消灭苦难会”的创办人。身居要职的乐趣在于自尊心的满足，社会活动的乐趣在于虚荣心的满足，但伊凡.伊里奇的真正乐趣却在于打牌。他认为，不管生活上遇到什么烦恼，那像蜡烛一样驱除黑暗的最大乐趣，就是同几个规规矩矩的好搭档坐下来一起打牌，而且一定要四人一起（五人一起打就很难有结果，虽然得装出很感兴趣的样子），认认真真地打（要是顺手的话），然后吃点夜宵，喝一大杯葡萄酒。打过牌以后睡觉，尤其是稍微赢一点钱（赢得太多也不好），伊凡.伊里奇觉得特别愉快。
他们就这样过着日子。他们家的来客都是达官贵人，有的地位显赫，有的年少英俊。
夫妻和女儿待人的态度完全一致。凡是满脸堆笑、投奔到他们那间墙上装饰着日本盘子的客厅来的潦倒亲友，他们都加以排斥。不久，这些寒酸的亲友不再上门，高洛文家的来客就限于达官贵人。年轻人纷纷追求丽莎，其中包括彼特利歇夫。那是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彼特利歇夫的儿子，又是他财产的唯一继承人，现任法院侦讯官。他也在热烈地追求丽莎，弄得伊凡.伊里奇已在跟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商量：要不要让他们一起坐三驾马车，或者举办一次堂会看看表演。他们就这样过着日子：一切都称心如意，没有任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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