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短的篇幅里分析四十年来的李陀，似乎是一种痴心妄想，但我仍想勉力为之，谈一点琐碎感触，因为李陀是如此游离而重要，每年夏季他的回归，都会成为文化圈不大不小的事件。他与当代文化生活的关系当然不如国内批评家那么密切，但套用一句不知谁说的话：他是“不在而属于”——透过这只云游大洋两岸的“老牛虻”，仍然可以依稀捕捉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流过的印痕。”
近来在学术界很热的王汎森，说史学工作者的任务之一是捕捉“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的流风。李陀可谓对“风”最为敏感的批评家之一，他的《雪崩何处》篇幅不长，但四十年来的飘风急雨无不纳入笔端或洇在纸背，借知堂老人的一句话，堪称“伟大的捕风”。
《雪崩何处》著者：李陀
活字文化·中信出版社 2015年11月
《雪崩何处》为六册“视野丛书”之一，是作者李陀数十年来在文学艺术领域最为重要的评论文章合集。贯读全书，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直到新世纪，一条文化变迁的时间线索清晰可见。作为作者数十年深度参与文化界的思考成果的记录，本书称得上是中国当代文艺的见证者。
1970年代末，李陀由工人而编剧而作家而批评家，个人与时代的命运紧紧纠缠，亦同时发生着巨变。他敏锐地发现，旧秩序的崩解急需新思想的引入，新生事物蕴含着无限的可能，他因此成为“新”的鼓吹者。在《概念的贫困与贫困的批评》里，他提出要重视新概念、新理论，并大胆运用到文学批评中；他很早就注意到汪曾祺老树开新花的拓荒意义；他对莫言、阿城、马原等新锐作家给予极大的肯定和期待，认为他们所代表的新的小说写法、新的叙事技巧体现了一种“陌生的”审美经验，而稍后当余华、格非、苏童等崭露头角时，又受到他热情洋溢的鼓励与支持；他表彰大闹天宫的文坛顽童，批评未老先衰的世故文人，闻变化而色喜，感动荡而欢欣，成为八十年代著名的喜“新”厌旧者之一。他对“新”是如此迷恋，以至于将之移情于青年，在看到《黄土地》摄制组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时，深感巨变之将至，不禁热泪盈目……。
然而，1989年去国之后，李陀对“风”又有了新的感知。在同代人仍被新启蒙思潮的巨大惯性所裹挟时，身处异域的李陀感受到了完全新鲜的国际理论风潮的吹拂，他意识到了福柯、德里达、本雅明、卢卡奇、阿尔都塞、萨义德等等理论家带来的重要思想转向，意识到20世纪后半叶国际学术界的风向所在。他开始将话语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概念，尝试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重新质疑、解构当代文学史（包括当代中国史）的固有叙述，并对知识分子与现代性话语之间的复杂关联进行批判性的考察。他注意到90年代市场经济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剧烈冲击和影响，看到以市场为导向的大众消费文化正在崛起，将他所熟悉、认可的一切“都一下子冲得七零八落”。由此，李陀开始编辑出版《视界》辑刊，编辑“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当代大众文化批评丛书”，并重新介入国内知识界的思想论战——他将自己所感知到的“风”传达给读者，并试图唤醒那些感官失灵、麻木不仁的故交旧友。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视界》叫好不叫座、文化研究无人喝彩以及一顶“新左派”的帽子。李陀开始被描述为自由主义的“叛徒”，反西方的西方中心主义者，变来变去、自相矛盾的风派人物。他重新回到了漩涡的中心。
观风察月，餐风露宿，气候四时而异，人亦不能不变。李陀自己也承认从八十年代到现在，“有两个李陀”。事实上，也许不止两个李陀。然而，无论有几个分身，变化之中自有不变者在。无论风朝哪个方向吹，李陀自有他的定风丹。
李陀极其重视语言，这是他的文学批评的精髓，数十年来一以贯之。早在“改开”时期分析当代文学的起源时，李陀不是将伤痕文学而是将朦胧诗看作当代文学变革的开端，就是因为他认为朦胧诗打破了常规语言的写作，推动了当代汉语的变革；在当代作家中，他对阿城、余华、王蒙多有揄扬，也是看到了他们在语言上的大胆探索，以及对当代汉语文学的贡献。到美国之后，他受到理论界“语言学转向”的影响，吸纳话语理论，更写出了《丁玲不简单——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和《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两篇重要的论文，提出了如何理解现代性语境中的“毛文体”、“毛文体”与当代中文修辞的复杂关系等问题，将语言问题从批评推进到学术层面，极大拓展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空间。新世纪以来，他对格非《戒指花》、北岛《波动》的批评，依然是从叙述语言、叙事速度等形式问题入手，分析其成败得失。究其实，如何转换生成一种既现代又中国、既准确谨严又富有张力、既体现国民精神又向未来开放的文学语言，始终是李陀念兹在兹的核心问题。
《波动》
著者：北岛
活字文化·三联书店 2015年7月
本书为中篇小说。初写于1974年，定稿于1979年。北岛唯一发表的小说。小说讲述文革中一对青年的爱情和几个人物的故事。无论是爱情本身的凄婉与苦涩，还是非脸谱化的人物性格与命运的复杂性，抑或是叙事角度的快速切换、大量使用人物对话等等，都显现出这篇小说远超出时代的早熟与“现代”。著名批评家李陀的长序，对小说的把握高屋建瓴，鞭辟入里，是近年非常难得的文学批评佳作。
李陀的另一层坚持，是对现实的批判性思考。翻开《雪崩何处》就可以知道，李陀80年代的文学批评之所以尖锐而有力，就在于背后有他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四十余年的当代史经验，有他对历史伤痕、体制痼疾、社会弊病的严厉诊断与救治的期许。游历西方，使他的视野从中国扩展到整个世界，知识结构与理论工具也有根本的更新，但批判性思维并没有改变，只不过是从局部的政治历史批判转向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左翼知识批判。这一转换，使他在返观中国问题时，时有独特的认识与发现。其最新的果实，就是他十年磨一剑写出的长篇小说《无名指》。
小说以留学回国的心理医生杨博奇为主要叙事人，通过他接触到的各色人等，描绘了上至巨富名媛下至平民打手的京城众生相。故事围绕几条线索交错进行，老板金兆山、恋人周缨、残疾编辑石禹、佛教徒苒苒、工人王大海等各具特色，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主人公杨博奇也在不断介入他人生活的过程中，借助不同心灵的镜像寻找、拷问着自我。对于这部重返文坛的新作，李陀寄望甚高，前后数易其稿，相当看重。为了让外界了解其写作意图，李陀不惜走到前台，多次接受采访，反复阐述其“重返十九世纪”、进行文体的“反向实验”的思路，指点读者注意小说与经典批判现实主义之间的隐秘联系。
《无名指》
著者：李陀
活字文化·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8月
中国当代文学重要批评家李陀的首部长篇小说。与时下小说多以“叙述”作为核心，描摹人物意识、心理等有所不同，作者将“对话”作为统合整部小说其他要素的核心。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和一切晦涩、灰色的写作告别，回到十九世纪，向曹雪芹、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习。
然而在我看来，这部小说最值得关注的是提出了“小资群体”的问题。李陀从2006年谈格非《戒指花》时，已经开始关注小资问题，在《<波动>序言》中又谈到新小资与文化领导权，因此，《无名指》其实是李陀十余年来对“小资”问题思考的一份总结，小说主要人物虽性格各异，烦恼不同，但都代表着不同小资类型的时代疾病，综合起来正投射出当代中国小资群体的整体谱系（其中也包括了李陀这样的学院/精英小资群体）。当然，小资产阶级或曰中产阶级绝非仅仅是一个文学或文化概念。当代中国小资群体的兴起来自发展的幻象，来自于四十年的经济繁荣造成的对未来的乐观预期，是建立在“房价永远会涨”的判断基础之上。然而在中国，因为缺乏稳定一致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更大的可能是有经济上的中等收入群体而无“阶级”。即便退一步，承认中国中产阶级的存在，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是，一旦经济下行，中产阶级将何去何从？他们的时代症候将如何发作，怎样疗治？
当然。《无名指》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这样宏大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作家不是先知，小说也不是神启。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我们可以将这部小说的出现，视为一个象征性的承诺：从危机中诞生的当代文学，面对一个新的危机时代的来临时，应当也必将做出自己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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