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我们每个人心里的一盏灯 ——范小青21世纪小说论
施 军
作者单位：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
21世纪以来，范小青依然对当下现实题材保持高度热情，描写了农民工的生存境况与当代社会众生相。在小说题意指向上，表现出对现代人精神与心理的揭示、对现代物质文明与人的关系作出思考。留白、象征、“迷宫”等艺术形式与形态的运用，使其小说纹理严密，质地厚实。
关键词：范小青；现实；物质；深度
被叶兆言称为小说界创作“劳动模范”的范小青，进入21世纪以来，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情，笔耕不辍，成果丰硕，创作了百篇（部）左右的小说作品。她的创作既保持了对现实生活一贯的高度敏感性，使小说闪烁着当代生活的现实面影；又重视现代物质文明与现代生活关系的洞察，从而探寻人类发展普遍性的深度意义；同时在写作形态上，更显著地表现为对留白、象征以及“迷宫”式小说的艺术追求，呈现出新的美学特质。
一 近与远：当代生活的现实面影
就范小青创作题材的时间维度而言，范小青比较关注近距离的当下生活与人生的描写，对遥远的历史想象与叙述并无太大的兴趣。可以说这一创作倾向形成了她创作的原始基质。从早年对大学生的描绘，到对知青题材的热衷，以及对生活在周围的市民人生书写，无不表现出范小青对当代生活经历这一创作资源的重视，加上她得天独厚的敏锐观察力与细致表现力，她的小说总给人真实、踏实的感觉。进入21世纪以来，范小青依然对当代现实题材保持高度热情，通过对时代近距离描写，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生活图景与丰富多样的人物谱系。
农民工题材是范小青21世纪小说创作的重要选择。范小青说：“有一天我们打开门来，忽然发现我们的生活中一下子多出来那么多的农民（他们已经不是农民，他们是出生于农村，但现在生活和工作在城市的中间人）。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群体是十分新鲜的，是过去很少接触到的，但现在他们进入到我们生活中，送饮用水，收旧货，装修房子，修马路，等等，我们（城市人）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他们。”现代生活发生了变化，创作资源就会有变化，对于一贯紧贴现实描写当下“近距离”生活题材的范小青来说，自然把真切关怀的目光投向了他们，投向了他们所从事的各种职业：收旧货的（《在街上行走》），送水工（《像鸟一样飞来飞去》），摆地滩的（《路边故事》），代理员（《我在小区遇见谁》），小区门卫（《幸福家园》），以及伴舞女（《茉莉花开满枝桠》），等等。
就农民工这一题材而言，不同的小说家可能有不同的写法，比如描写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的辛苦，描写农民工的低素质，或者描写农民工家庭与婚姻矛盾，无论是悲情还是血腥，抑或是性与欲，当然都不失为描写当代农民工的一个个切入口。不过在范小青这里，似乎已超越这些物质层面的描写，而是站在城市化进程中来考虑农民工的身份、心理、精神方面的问题。21世纪以来的农民工已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初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那时的农民工赚钱是主要的目的，而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收入越来越高，打工群体的年龄、文化素质等都发生了变化，他们虽然也要赚钱，但他们的主体意识如平等、尊重、融入、被接受的观念越发强烈。范小青也意识到了：“随着城市化进程，人群发生很大的变化，比如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的农民工，作家要关注他们的心灵，不仅关注他们的生活，更要关注他们的精神，这是我们要关注的最重要的东西。”于是范小青无意对农民工的苦、脏、累的工作环境与状态作更多描述，也无意于对农民工劳资纠纷、家庭婚姻作过度的情节设置，而是回到农民工本体，关注他们在异乡务工的心灵需要与精神变化。
范小青笔下的农民工形象是一群温和内敛的群体，他们与城市、城市人保持谦恭友好的态度，为能获得城市的容纳在心理上采取调适迎合的态度。《城乡简史》中的王才即便住在城市里闷热的地下车库，靠捡破烂为生，却也过得有滋有味。《百日阳光》里的厨师田二伏除了帮饭馆干活，还时常为周边市民免费炒菜，夜里主动蹲守抓小偷，一副城市主人公姿态。然而他们这样温和的态度与谦卑的工作，其实并没有被城市与城市人所接受，他们平静的外表里伏动着一颗焦躁不安的心。《这鸟，像人一样说话》中写到，要过年了，小区物业小黑板上打出“物业业主如一人，严防死守外地人”的标语，外地人就是小说中像收破烂的老王这样的一些城市农民工。物质贫困、生活艰难、环境恶劣固然使人痛苦，然而身份飘移、精神失落、心灵无处安放更令人心酸。王才的满足感使人心酸，小区门卫王大栓皮肤黑，买了雪花膏拼命往脸上涂，为的是像城里人一样白，同样使人心酸，一对恋爱男女为了融入生活的城市，悄悄学起当地方言，彼此隐瞒真实的出身而以城市人自居则更令人心酸。也许城市中的农民工注定像鸟一样飞来飞去，无所归依，他们的灵魂与肉体只能在城市间穿梭漂泊，无法生根。范小青以文学的方式呈现出对当代城市农民工问题的深切关怀与思考。
除了农民工这一现代城市中的特殊群体之外，范小青还有大量作品直接描写了现代社会的当下现实状况，从多个层面书写她对当代生活的勘察与反思。如果说范小青对农民工的描写是怀揣一颗悲悯温情之心的话，那么她对当代其它生活的描写则是以一种怀疑、焦虑的目光打量着她所生活的城市，考量着当代生活种种怪现象：民间集资的欺骗与混乱（《颊带惆怅为哪桩》）；大学生村官找不到报到的村子，在一片坟地里与村支书接头（《接头地点》）；为多得拆迁补偿款假离婚（《老虫的婚姻生活》）；警察办错了案，给普通百姓带来心灵创伤（《乌妹》）；小吃街存在的严重食品安全问题（《桂香街》）；炒作墓地发死人财的投机者（《谁住在我的墓地里》）。在范小青笔下，当代现实生活充斥着欺骗、造假、无序等种种怪现状，迫使人们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进行沉重思考。然而范小青最担心的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的人们却见怪不怪，麻木无知。《法兰克曼吻合器》中的水站女经理在报纸上用虚假信息征婚，男朋友小史用谎言来应婚，两人都表白着与实际不符的谎话，然而彼此却心照不宣，相互默认，最后旅游结婚去了。在现代假冒成风的社会里，如果有一天连质朴的农民送水工郭大都不再为此感到困惑与不理解，那这个社会真的很可怕了。我们可以体察到范小青在描写这些现代生活现象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绪，着急、不安，甚至是焦虑，因为作为一个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作家，她不会对这些现状无动于衷，“是现代生活中种种现状，让我觉得焦虑……长期以往，焦虑的情绪就占据了我们的内心，当然也包括我自己，所以我会在作品中反复表现这个主题。”
对当代官场社会的描写，是范小青21世纪创作的另一重要内容。作为本身就在体制内的范小青来说，她非常熟悉官场生态，熟悉各个层级干部官员的心路历程。除了像《城市表情》《女同志》这样的长篇巨制从宏观上表现高级干部改革者形象与干部队伍的特殊群体——女干部的成长史外，范小青把目光重点聚焦在下层官吏身上，对他们有同情，更多的是婉讽。到了退休年龄还不想退位，到处找晚出生证明的科长（《科长》）；工作表现好应该被及时提拔，却因同事叫早了“局长”而仕途一波三折的（《钱科钱局》）；担心机构合并位置不保的处长暗地里把自己的名画挂到领导办公室的墙上去的（《谁住在我的墓地里》）。在对这些下层官员的描写中，没有大事件，没有重要场景，但却是最现实的官场生态再现，写出了部分干部本质上已经异化的一面。
范小青热衷于对自己身处当下时代的描绘，尽管她谦虚地说缺乏想象力而很少对历史题材的眷顾，但她对生活的敏锐性特点，使她始终不忘对当代生活与现实的呈现，她自己也说她的小说题材“更注重当代性，或者叫当下性”。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观照，对当代社会众生相的描摹，对现实世界官场生态的讽刺，构成了范小青当下现实题材的三个维度。对当代农民工，范小青怀着敬畏与悲悯，充满温情地表现他们对生活的忍耐、接受与宽容；对当代社会的众生相，范小青是心怀焦虑之情，几乎是全景式地表现出了现实生活的诸方面，大都呈现出问题意识，让我们意识到现代化进程的目标还有多远；而对当代官场与会场的描写，尤其是对基层干部队伍的描写，从这一特定角度再现了当今的政治生态的退化与恶化，呼唤着政治环境营造与建设的急迫性，作者虽对此充满讽刺与批判，但也体现出范小青善良与责任担当的作家人文情怀。
二 表与里：小说文本的深度意义生成
批评家金梅早在1990年代就希望范小青“在反映现实的同时，尽量使现实超越升腾，以引导其进入更高的境界。……从改革开放的背景上去思索范围更广阔一些，意义更深远得多的有关社会人生客观的普遍性的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范小青在平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有不少作品正是按照批评家所希望的那样，达到了深度反映世界、社会与人生的“普遍性”要求，其作品从反映生活与社会现实之“表”，走向内在、思辨与哲理之“里”，使其作品具有深度的意蕴指涉。在我看来，文学创作的“深度性”主要有三个维度的基线，一是主体向度，人的精神世界、情趣意向、个性心理的描写与挖掘。二是客体向度，客观物质世界与社会、人类的辨证关系及其影响度。三是文化向度，小说对生活及人类普遍性哲理的表达。只有这样，小说意蕴才能从作品的表层结构走向深层内里，从而达到意蕴更加高深，境界和效果更加悠远一些的效果。
现代人的精神、心理问题是范小青21世纪以来思考与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此类小说中范小青让改革发展作为小说的背景，其着笔的重点是现代人在现代社会快速发展、衣食无忧的境况下，精神无处着落、心理空虚无聊的现实症候。
在社会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看上去富有、幸福，但又好像脆弱和迷惑。范小青总是抱着对当代生活小心翼翼的态度去触摸它，表达它。然而当代社会始终像一个无法解开的麻线团，范小青在不停地追问，她的很多小说题目都是询问的语气，都在表达这样的一个观点，现代生活的答案到底是什么？疑问与询求的语句占了范小青小说题目不小的比例，这既是范小青的疑问，更是现代人精神的疑虑与心理的咨询！询问仅仅是开始，而寻找才是真正的行动。于是“寻找”就成了范小青表现现代人生活与精神的重要情节支撑，也成了她小说母题的重要形态。《寻找卫华姐》找寻的是往日同学情谊，《寻找失散的姐妹》是寻找旧时邻居，《哪年夏天在海边》寻找的是往日情人，《父亲还在渔隐街》寻找的是父亲，《右岗的茶树》寻找老师，《回乡记》寻找妈妈丢失的包等等。然而这所有的寻找都是徒劳的。当代人物质富足，可缺失的是亲情友情，当代人生活安定，可不能妥贴安放的是灵魂的躁动与心绪的烦乱。也许不停地询问“谁”与在“何方”，不停地“寻找”将是范小青不断重复的主题，因为我们依然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疑问需要寻找的世界中，即使我们询问得很疲惫，寻找得很辛苦。
对现代物质文明与人的关系的思考，是范小青21世纪小说创作的又一深度意义指向。人类生活离不开物质文明，交通、通讯、娱乐，可以说衣食住行，没有一样能离开物质文明的支撑。我们的小说曾经是多么关注人们战天斗地、攻坚克难的艰苦岁月，又是多么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物质发达繁荣后的欣喜。然而当今天因特网几乎联络了所有家庭，手机几乎成了每个人手中的通讯工具时，我们却发现，便利、便捷却又麻烦不断。如《短信飞吧》因发错了信息给别人，引起了一场误会；《我们都在服务区》表达的是每天不断地被来电来信干扰的烦恼；《关机总比开机快》的主人公手机死机后孤助无望，记不起号码，耽误了开会时间等等。范小青描写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代科技，它一方面是现代社会生活必然组成部分，是人类物质文明的体征。但同时范小青发现这些物质文明在不知不觉地主导着人，控制着人，使人纠缠在平静与烦躁之中。范小青说：“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高科技，技术的高度发展，给人们带来无比方便快捷舒适的生活，但同时，又让人们时时处于被动的状态。我们被技术主义所束缚，却又离不开技术，痛苦快乐着。”在这里，范小青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如何合理地利用现代技术，而不被现代物质文明所控制所异化？范小青看到了现代技术的危害性，担心人类最终被物质所异化，失去自我，失去主体性。“英特网与手机在日常交往中，已经成为普泛的媒体工具，它们为生活所带来的东西已经超出了过去的服务于使用者的确定性，虚拟空间的信息或者言语符号渐渐反作用于确定性的生活指向——它们不再仅仅是为人做事的客体，而是时常僭越使用者的原初目的，成为生事者制导人的行为主体。”如果有一天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人类只能成为匍匐在物质文明技术主义脚下的奴隶，人类将会异化为没有热情没有温度的冰冷的机器。
范小青不光意识到物质对人的奴役性，也看到了现代物质文明给人类生活秩序带来的巨大冲击。比如现代生活节奏因为高铁、快递、动车等这样高速度事物的出现而被彻底改变了。我们看到范小青笔下的人物为了踩准出差时间节点，精确到小时与分钟，最后还是因紧张过度精神紊乱连自家的门都摸错了。范小青反思道：“一个人，如果进行的速度过快，身体过度劳累，心灵过度疲惫，是有可能产生出一些错觉的。那么，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现代物质与技术带来的不仅仅是速度，还有复制、雷同等现象。《谁在我的镜子里》的主人公在火车上错拿了同座的包和手机，竟然几天没有发现，因为手机一样，包一样，甚至包里的年底总结发言稿也几乎一样。他买的是某小区1202的房子，可错装修在了1702，两户都姓吴，装璜也几乎一样，悄悄地对调过来，竟然也没有谁发现。每晚播出的电视剧，一个是《把鬼子杀干净》，一个是《杀鬼子一个不留》，剧情几乎雷同，最后自己连镜子里的“我”也不认识了。小说充满了荒诞性，但它所揭示的现代同质化严重，缺乏个性化生命的问题却引人深思。本雅明说，真正优秀的小说是“在生活的丰富性中，通过表现这种丰富性，去证明人生的深刻的困惑”。对物质技术与当代人的关系的艺术揭示，正是其深度意义的又一表达。
通过对社会现实与人生的一般性描写，而达到对世界的深刻性、普遍性认识，呈现出哲理的高度，这是21世纪范小青小说新的特质。在范小青很大一部分篇幅的小说中，作者已不满足于在一般平面上再现生活，反映现实，而是通过一般故事与情节的勾连，让人有想象的余地，让读者有再阐发的空间，而这一余地或空间主要是“哲理”的想象。什么是哲理？即“是指人们对待大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一系列关系的观念和态度，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意义”⑩。《你要开车去哪里》中子和的前女友出国前送了块翡翠玉蝉胸挂给他做纪念，却被贪财的妻子偷偷地拿去变现买了辆车，结果是妻子驾车撞死了花季少女，过度忧虑神经出了问题。小说揭示了“不是你的东西不要去占有，贪婪最终会得到命运的报复”这一生活哲理。《我的名字叫王村》小说描写了丢失弟弟又寻找弟弟的过程，然而透过道德层面的意义，作者却也揭示了“当你拥有时不知道珍惜，当失去时才觉得珍贵”的这一基本生活心态。范小青说：“我们拼命地加快速度扔掉的东西，当他真正丢失的时候，才发现似乎又得重新寻找它们了。比如土地，当我们看到那么多土地最后不是土地了，我想，可能每一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种强烈的不舍，有一种回归的欲望。”
哲理是对宇宙、自然、人类、社会与生活的思考，它具有超越地域、阶级、种族、时间的普遍意义，正是在这一维度上，我们发现范小青小说的意义，它已不是一般的道德诉求，也不是一般的阶级性表达，而是带有普泛性意义的文化探寻。因而范小青说她的小说所揭示的“不仅是苏州的问题，也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了”12。这就是带有哲理意味小说的价值所在，它的影响可能更广泛，价值更久远。
三 简与繁：留白、象征
与“迷宫”的艺术形态
21世纪初范小青的小说基本上还是延续了1990年代的艺术风格，创作了《朱家园》《医生》《浦庄小学》《女儿红》《苏航班》《天福楼》等一些列作品。这些作品或叙一件事，或抒一段情，或写一些人，慢慢道来，不见波澜，随意而至，味淡而永。然而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范小青很难再有悠闲的心态去表现散淡的人和事，原先创作的理念有了动摇。有评论者发现其21世纪小说既有着“隐匿、模糊、连续与残损的形式特征”，同时“许多作品在情节设置上留下了空白、短路、混搭与穿越，给人以未知、神秘、错觉与幻觉”。也就是说范小青的小说已不那么单纯了，不那么清澈见底了，而是变得复杂了，变得深不可测了，它需要读者有足够的耐心去阅读去品鉴她的作品，去挖掘其深刻的意义。
讲究留白，不把故事说完，不把意思点透，这是范小青创作的一个追求，这是小说达到题旨超越性，走向小说饱满性、繁复性的一种选择。所谓留白就是让读者有回味的余地，有想象的空间，在文字、在情节、在故事之外，还有读者可以思索的东西，做到言外有意，弦外有音。《父亲还在渔隐街》写一位刚考上大学的女儿寻找在城里打工的与家里已失联的父亲，可是并未寻到，原先的单位已被拆迁了，但为什么说“父亲还在渔隐街”？因为她找到了很多与她父亲一样的人和事。作者在平淡的描写里蕴含着不平淡的意蕴，在简单的语言叙述里蛰伏着更深的意义，这是范小青在21世纪小说中所精心追求的。“我习惯用大白话的形式，写出有寓意有深度的故事，或者换句话说，就是用大白话说出言外之意。”所谓“大白话”就是她的小说以事件叙述、人物语言为主，不去过多地描写景与物，不经营字面上的晦涩深奥，她的小说就像碧螺春茶，看着色淡不浓，然而入口有余味。
与留白、言外之意相关的是范小青对开放式结构的坚持。“我想说的开放式小说，就不是圆型的，是散状的。因为我总觉得，散状的形态可以表达更多的东西，这就是我所认识的现代感。”所谓开放式结构，就是突破传统小说故事从开端到结局的写作范式，不给小说以明确的结局，或有好几个可能性的结局，让小说构不成内在循环的一个圆型形态。开放式结构一般表现为多头并进，在一个主情节外，附加多重情节，形成繁复多义的特点。《在街上行走》主要写的是农民工收破烂的故事，然而又穿插着主人三年日记被保姆当废品意外卖掉人们在不停寻找的情节。《低头思故乡》着重写职员姚一晃中秋节向农民工捐送月饼的善举，却又穿插着食品造假，当代媒体过度采访报道、有意炒作新闻热点的种种现象。《从前有座山》多头并进，信息量很大，历史与现实交融，写真与荒诞并存，清晰与神秘互融。王才杀人逃匿是条线，蒋桃英回乡创业是条线，罗公公寻找刘婆是一条线，大学生来度假向往着山上的和尚庙又是一条线，每条线最终都没有结果，却增加了作品的厚重感。这种开放式多线条并进的小说叙事信息量大，内容饱和度高，意犹未尽的结局也是留给读者最好的“空白”。“我认为开放式的小说提供的信息量多，而且我说不清楚，我喜欢说不清楚的东西，就像织毛衣，留好几个线头，最后也不把线头接起来。”接不起头，找不到传统的程式化的结局，也许是范小青叙事由简到繁的一个重要体现。
象征是文学表现的一个重要手法，现代作家大都与象征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象征一是体现小说内涵的普遍性，黑格尔说：“象征所要使人意识到的却不应是它本身那样一个具体个别事物，而是它所暗示的普遍性意义”，因而作品的价值指向更有超人类的普适性原则。因为象征由表层与深层两部分构成，表层是指小说的情节内容，而超出表层之外的是其深层结构的意义指向。综观范小青的小说，其在象征形态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整体式象征，小说通过表层故事情节的描写，内涵却指向某一集中内核，如《你要开车去哪里》《嫁入豪门》，试图说明的是“不是你的别去占有”“过度的物质贪欲会遭到命运的报复”的生活哲理。《火车》没有主要人物，也没有主要事件，就写火车穿过白天，走过黑夜，穿过村庄，越过大桥，在人群吵杂声中一站一站向前，人生难道不是如此？一路奔波，一路向前。第二种形态是意象式象征，通过物化的意象描写形成象征的氛围，达到一种隐喻效果。《冯余的日子》中压在冯余箱底多年的一张发黄了的画，谁又说不是冯余少年时代对画画老师的朦胧而又持久恋情的寄寓！第三种形态是非写实性象征。作者主要通过虚构的神鬼世界以及拟人化的动物世界来营构象征的天地，从而达到对现实世界象征的目的。现代文学中的张天翼的《鬼土日记》、老舍的《猫城记》等都属于这一类。范小青的《香火》描写了鬼的世界对信仰的坚守，对承诺的践行以及对亲情的呵护，与人的世界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人的世界是打倒、摧毁、猜疑、污蔑，“‘人的世界’和‘鬼的世界’在小说中具有象征性的对照意义。”《蜜蜂圆舞曲》中的蜜蜂因为养蜂人老乔夫妇设计毒死了同在岛上养蜂人老朱所有蜜蜂后，老乔的蜜蜂在乡村集体自残或蛰人，甚至连它们的主人老乔也不放过。作者对昆虫失去“人性”攻击的拟人化象征描写，让我们看到的是人性的贪婪与狰狞，这是对人类与人性的隐喻。至于《我的名字叫王村》中弟弟只说鼠语，也有着范小青的象征用意，她说：“关于鼠的这些语言，是有一些用意的，可能更多的是为了表达作为‘鼠’的弟弟和作为‘人’的我（以及所有人类）的区别——有时候，人不如鼠。”范小青的象征书写使她的小说既有“意义”，更有“意蕴”，有了“情节”，更有了“情味”，有了“平实”，更有了“疏远”，给读者多了一些想象的空间以及形而上意蕴的咀嚼快感。
对小说叙事繁复性追求的极致，应该说是近些年来范小青对小说迷宫式表现的热衷了。她说：“写小说是要用心的，是要费尽心机的，迷宫造得别人头昏，走进去钻不出来，钻出来后才恍然大悟。”这一小说创作理论来自于博尔赫斯的“写小说和造迷宫是一回事”的主张。迷宫式小说表现在写法上大都具有悬疑性，主人公往往带着疑问或问题去寻根刨底；其二是事件过程的复杂和曲折性，寻找的过程一圈套一圈，一环扣一环；其三是寻找的结果往往是虚无的，是没有结论的。迷宫的重点是小说叙事过程，其中“互相靠拢、分歧、交错或永远不干扰的时间组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21。《谁能说出真相》中沙三同的笔筒好像丢了，沙三同不停地寻找，涉及到七八个人物，可最终笔筒是否丢了他自己也糊涂了。《万丈高楼平地起》的结尾使人很迷惑，高楼盖好了，有传说地产商红姐得忧郁症跳楼死了，有的说红姐受了刺激搬进了平房，仍觉得住的是高楼，口中喃喃地说楼房真高呀！也有说高楼最终并未盖起来，是资金链断了，或城市限高了，不能随便卖天空了。小说结尾写到当天电视报道有一女子从高楼坠下，原因待考，这女子又是谁？小说“内容上真假难辨，虚实难分，一个圈套套着一个圈套跨出去每一步都是陷阱”。因此范小青自己说她确实是造了一个迷宫。那么这样一个让人透不过气来的迷宫主要表达的是什么？“生活已经没有确定的答案，只有不确定的现象”，“小说中的那许多圈套，最后体现的是一个‘无’”。出了迷宫，还在迷宫。范小青的迷宫小说确实引起了读者很大兴趣，早期单线条的清淡文风也由故事曲折多变所代替，无疑她的小说纹理更密，质地更厚，显得更加饱满和厚重。然而有意为之的迷宫情节设置，多少带有小说游戏的成分，尽管这一类的小说所表达的意蕴带有哲学的思辨，不过作者对历史对生活中的真相观也只是表达了她自己一份独到的见解而已，对真相是否存在，是否是“无”的结论，似乎还可作深入的艺术探寻。
范小青说“文学是我们每个人心里的一盏灯”，她以小说之灯，烛照了现实生活，烛照了当代社会，她传递了对人类、人生、人性的一份敬畏之心，表达了对现代化进程中城乡社会发展的一份关切之情，同时也呈现出她对艺术创新追求的一份热爱之意。正像她自己所说多年来一直是“温柔的坚守，温柔的执着”，坚守的是作家的人本立场与人文情怀，执着的是艺术的探索与热爱。当我们浏览其21世纪以来一百篇（部）左右的作品时，我们有理由说范小青承担起了一个作家的责任，树立了一位职业作家的勤奋写作的标杆，同时她的创作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新世纪江苏和全国文学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END
（注释省略，具体注释请参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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