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写作

四十之前，我从未想到过写作和阅读。

但有一天，在进入不惑之年的某一天，我不得不写作，我非得写作，因为不写出来似乎会被梗死。但关于写作的动因，直至今日我才认真地纳入反思。

有人曾问及美国人菲利普·罗斯为什么成为一个作家，这位五十多岁的当今著名作家很诚实地回答说是为了遇到女孩。

四十岁的我是不是因为遇到或是为了遇到女孩而写作，我已经记不起来了。这些年来，我的最大困扰不是记忆，而是遗忘。遗忘究竟是我们深层脑海中保留的东西还是遗失的东西呢？有时我会站在镜子前注视着那个神情冷漠绝望的男人，然后用右手掌在额头上轻轻地来回抹擦，像要抹去遗忘症所带来的陌生痛感。

岁暮清闲的时光使我有机会去反思那些曾经阅读并感动过我的好作品。忽然间我意识到，十之八九的写作不过是失败、失意、空虚、期待、震怒、忧愁、焦虑的记录，而这些记录，由于是用了具有渲染力的文学的形式表达，其结果是作者的坏情绪又复被深具悲伤色彩的作品加重，而且，当作者重读那些作品时，昔日的感伤会被唤醒而披挂上阵，并在一遍遍回味联想中，深陷自设的精神炼狱而不能解放。写作，本是用来抒发、倾诉的，是用这种自说自话的形式减轻精神负累的，但到头来却使得负累一再加重、延时。

不要把能写出几篇能打动人心作品的人称之为有才能的人，因为他们多是生活中的失意者（有些专业作家除外），有着一颗看似欢腾实则劳苦之心。他们所以写作，不过是为了倾诉，宣泄一种情绪，利用隐喻叙说不能与人分享的秘密，消除内心的不安。但作者取法各异，痴于情者无异于抉心自食，欲知本味。英国人阿兰·德波顿在一次书展论坛上发言说，“假如观众中有为人父母的，千万别让你的孩子成为作家。阻止的方式就是仔细倾听他们，尽你所能关注他们。因为写作的源起大多带有悲剧色彩，往往因为这个世界不太愿意倾听我们，我们才跑回卧室，开始写日记。而爱却可以阻断这个讨厌的习惯。”

这是作家的心得，是他的真心话。难道不是吗？那些刿目铢心的作家，难道不是因为失去了事业、失去了目标、失去了家庭、失去了祖国、失去了爱，失去了平生最渴望、最宝贵的东西才焚膏继晷的写作，以打发兀兀穷年吗？有志不申、有情无寄、有心无力、有梦难续的失落情绪，都能促使一些人成为作家。张岱在《陶庵梦忆》自序里把写作的动因说得十分周全（一个连环），他说，他写了很多自挽之诗来叙说自己的死亡，就是说死亡需要写作，但他所以还没死，那是因为《石匮书》还没脱稿付梓。他用写作来叙说死亡，又因为写作而暂时搁置死亡。写作令人死亦令人活。那么他为什么要寻死呢？因为“国破家亡，无所归止”。这是他但求一死的初衷，而这种伤于国破的情感在现实生活细节里，随处都可触发更广阔更深层次的关乎人生本旨的痛感而发散深化为志无所归，情无所归，心无所归，魂无所归的浓郁悲情。如此，则大大丰富了死亡的意义和内涵。

你可曾见到哪位心满意足的人天天在油灯下、电脑前用写作去抒发忧伤和不满？所以庄子才称道赫胥氏时代的生活：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

阿兰·德波顿在评价菲利普·罗斯关于写作动因的回答时说，“它的含义远非如此。生活中能激发我们的一样东西就是爱，而最深层次的爱是两个人之间的理解。但在平常的社会生活中，你时时要上进、乐观、简短，不能进入事物深层次，往往很难达到这种理解。人需要找寻时间，去弥补在社会场合中被简化了的内在的、真实的自我。因此我认为，菲利普·罗斯真正的意思是：写作能让人打破日常社会生活的界线，做更真实的自己。”

阿兰·德波顿的重新诠释使得写作有了正面积极的意义，并声称这是他写作和阅读的原因之一。他还说他最喜欢忧郁的文学，“假使叔本华得到更多父母之爱，长得更英俊一些，他还会写作吗？”尼采说，一切文学，我喜欢用血写就的。卡夫卡则说 ，我觉得我们应该阅读那些伤害我们和捅我们一刀的书。尼采和卡夫卡对阅读的要求也就是对写作的要求。他们为什么如此定义写作和阅读呢？因为我们知悉的尼采和卡夫卡的人生，他们的私人生活，那是多么失败悲伤的人生啊！事实上，他们在写作上有多大的成就，他们的生活就有多大的挫败和痛苦。而写作，如果真的还有什么正面作用的话，那就是王尔德的所说的，“通过艺术，只有通过艺术，我们才能完善自身；通过艺术，只有通过艺术，我们才能让自己避过实际生活中后果不堪的危险。”是的，用高明的艺术手段，把某类人的内心隐秘、私性、甚至痛苦的经历具象化，以恰当的语言进行表述，获得共鸣，使作者和阅读者深植于心灵的个体孤独感变成一群人的孤独感，使个体孤独变成一个公共事件，从而减轻他们的孤独感。这恐怕是写作和阅读唯一的积极意义所在。

但我还是赞成阿兰的呼吁，不要让自己的孩子去写作，去当作家。因为写作，从本质上说，不过是饮鸩止渴的权宜之计。与其用一粒药丸让失眠症患者睡个好觉，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不让他患上失眠症呢？如果我们不再觉得孤独，不再失去爱，不再感到恐慌，不再失意，不再怀揣隐秘的沉重，我们还会失眠吗？还会心悸吗？还会孤单吗？我们还需要写作吗？还需要阅读吗？还需要写出“我爱我生命中的晦暝时刻”的诗句并颤抖着朗诵给那个刻骨铭心、爱而不见的情人听吗？

但问题是，一个社会、一个家庭，给了你全部想要的，难道你就不再有失意？不再有挫败？不再有隐秘？不再有痛苦？不再有孤独？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到了那个层面，失意、挫败、隐秘、痛苦、孤独，会弄一个新发型、涂抹一种新香水、换一身新衣服、穿一双新球鞋跑到你跟前，和你达成妥协，握手言和。于是，中断的写作又将以现代、后现代，现实、超现实的形式重新开始。但显然，这是一个更高层面的东西，需要我们做更深层次的冷静思考（仅仅限于思考，因为思考不是生活本身）。就像我在阅读里尔克的《掘墓人》时所作的思考。但我还是认为，一个能从社会、家庭、友人那里获得更多的人，其成为忧伤文学的作者或阅读者的可能性将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