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从模仿开始
我一生都在犯错误，一生都在错误的道路上走来走去。
一个作家写作了40年，为什么把自己写成了陌生人？一般情况下读者写作40年，应该读者越来越熟悉，可我写了40年，从20岁写到今年60岁，却把自己变成了陌生人。
我20岁开始写作，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出人头地，想通过写作，从乡村人变成城里人。这是非常恶俗的写作动力，但非常重要。
我1984年时候写过一个短篇小说，非常偶然写成的。当时有非常多的作家红遍天下，我每天读他们的小说，想：为什么他们写一个小说，就能成名成家？
《小村小河》的故事非常像苏联作家拉斯普金的《活着就不要忘记》，我经常开玩笑说，我最初的写作其实是从模仿开始的，在相当程度上，是精神的抄袭，没有抄袭故事、文字，而是抄袭了那个小说的精神。
我的第一篇小说是这么发表的
我把小说寄给一家文学杂志的编辑部，将其中几页用胶水粘了一下，后来稿件被退回了，我发现，那几页果然还粘着，说明没有人看完那个小说。
1984年年底，那个杂志社来了一位青年作家，叫海波，他对我帮助特别大，因为解放军文艺部社长要退休了，要到原来部队去探望，他就陪着社长回老部队看一看。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就陪了他们两天，走的时候，我把稿子交给了海波。当时他红的发紫，随手就把稿件放在小汽车的后背箱里面了。
三个小时以后，我就回去午休，海波居然从开封打电话过来，说：你当过兵没有？我说干吗？他又说：打过仗没有？我说干吗？他说：你没打过仗，怎么写前线的小说？我说：没规定说不打仗就不能写前线的小说。
海波说，你们河南人说话怎么这么冲？
原来，半路上他要上厕所，就顺便把我的稿子拿出来了，蹲在那儿看，看了三分之二，却掉了两次眼泪。
这是我发的第一部小说。
为混个脸熟拼命写小说
1985年，我的孩子出生了，我母亲到开封帮我带孩子，刚好孩子出生时，800元稿费寄来了。我母亲数了一下，大概是20多页的短篇小说，她说：写这么一点就能挣800块钱，那你可以一生就干这件事情，又不用下地，风吹不到，雨淋不到，一生就可以做这个事情。
1985年时，800元钱是非常大的一笔钱，我就想：我要成名成家，让所有人都知道阎连科是小说家。母亲的一句话提醒了我，我就这么做了下来。
那以后，写小说真的像垃圾一样，像乡村的羊，走到哪里屎就拉到哪里，羊粪遍地都是。写中篇一定不会超过一个礼拜，短篇一定当天完。
作为作家，要在读者中间混脸熟。实话实说，你不满足于读者对你的希望，渴望批评家对你的喜欢，因为批评家是读者中的读者，是更高一层的读者，我这样说有点得罪大家，但我确实是那样认为的。我那时候完全混了脸熟，但一个作家要做读者的陌生人，做批评家的陌生人，这中间有非常多的变化，非常多的曲折。
因误读而陌生
我的小说作为读者的陌生人是这时候开始的，于是有了《日光流年》，无论如何这一阶段写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多多少少开始在读者中间、批评家中间变得陌生起来了，他们说这个小说家不是原来的阎连科，他的小说每一篇都发生了变化。
那是我写作最好的时期，两年一个长篇，《黄金洞》、《年月日》、《朝着东南走》等，这是我写作最好的日期，但也变得陌生起来了。
变得陌生后，我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直白地说：我觉得我的小说写的有问题，读者不能接受，批评家不能接受，看着玩玩可以，消遣可以，但艺术上比较粗糙。有些小说，今天我是不会去再写它，如果写，一定会写得非常艺术化，比它好得多得多。
与此同时，就是我的小说经常被误读。有人说，阎连科的小说特别关注现实，其实很多人没看我的小说，我的小说也没那么多人关注。在国外，人们看我的小说，关注的是这本书为什么用这种方法解构小说，为什么写这个人物。
我的小说在全世界已翻译了20多种语言，大家谈论的都是小说的艺术性，只有回到本土，才发现大家根本不关注这些内容，不关心你的小说语言从哪儿来的，不关心这个小说中间和宗教的关系，也不关心小说的人物，为什么每个人没有名字，为什么每个人这么奇特，尤其孩子的形象，也不关心那个中间作家的形象和今天作家有什么关系，所有的这些非常奇特。
希望误读能尽快结束
去年发了一个《寻求共眠》，那个小说没别的，就是希望出版和大家见面，希望聊天，希望让读者看到小说，希望知道阎连科还在写作。
从脸熟熟悉的作家变成陌生的作家，从陌生的作家希望变成读者、批评家、出版社熟悉的人。这个心路历程没有讲的那么全面，但内心就是这么过来的。
从熟悉到陌生，从陌生渴望回到熟悉的人，回到熟悉的人也不是以前的作家，已经发生很多的变化，毕竟走过了40年的写作道路。和读者交流的渴望是越来越强烈，尤其和中国本土交流，尤其让大家不要误读小说，过度的拆解小说，过度扩大小说的某一种东西，作家完全不是那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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