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复生丨1980 年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想再评价

刊于《文艺争鸣》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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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980年代的启蒙主义，以往我们过于强调了它与既往历史经验相断裂的一面。当然，毋庸置疑，叛逆、挑战和断裂的一面是存在的，甚至在形式上极为明显。但是，在我看来，恰恰不是断裂，而是它与60年代革命的延续和联系才真正决定了80年代启蒙的性质，正是60年代的历史语境才赋予了它具体的社会政治内容和真实的精神指向。80年代的启蒙最典型的时段是80年代早期，事实上，在1985年之后，启蒙主义已逐渐式微，并加速蜕变，被扭转到另一个方向，从而为1990年代以来的主流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

正是针对这种转变，才引发了“人文精神讨论”，它援引启蒙的话语，试图坚持和重申启蒙主义的理想，对正在变质的启蒙主义进行批判（与此相关的还有“二张”即张炜、张承志现象）。有趣的是，这种对于80年代式的人文精神的坚守，受到了来自以“二王”（王朔、王蒙）为代表的所谓世俗主义者的嘲讽和阻击。“世俗主义”对“高调”的人文理想的反对，显然是敏感地意识到了所谓人文精神与革命理想的某种内在联系。关于这一点，王蒙其实说得相当直接和明白。

1990年代中期以后，针对市场时代的基本状况和新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界发生了分裂，爆发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这种左右之争，其实只是80年代启蒙主义的正式分化，是两种启蒙主义的争执，这也是甘阳明确拒绝“新左派”的称谓，坚称自己是“自由左翼”的原因。见甘阳《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究其实质，关于80年代早期的启蒙主义的性质，它的初衷，以及它落实在社会实践上的目标，随着启蒙主义的曲折展开，终于到了一个必须进行明确判定和表态的历史时刻。事隔多年，再次重读当时的论战文章，不难发现，这些80年代的启蒙主义老战友，争执的核心问题不过是如何界定启蒙主义的理想，以及当代社会实践和“启蒙”运动的关系。“新左派”坚持启蒙主义和革命遗产的精神血缘，从而认为启蒙主义的展开背叛了普遍自由和平等的初衷。而“自由主义”则强调启蒙主义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对革命的反思，市场时代不过它的一个必然结局甚至终极目标，它的不完美只有通过将这种启蒙逻辑彻底贯彻下去才能解决。当然，经过论争之后，启蒙主义作为一个统一的思潮也彻底分裂并走向终结，所谓“新左派”逐渐告别了启蒙主义的话语体系和潜在的思想资源，抽身而出，开始从外部把启蒙主义作为现代性的表征来加以知识批判，重心落脚在这套知识实践和80年代末以来的历史实践之间的关系上。与之相对，“自由主义”也将“告别革命”的启蒙主义逻辑推向了极致，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全球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的特征。

90年代末以来思想界对现代性的批判的历史贡献毋庸置疑，但是，它对80年代早期的启蒙主义的复杂性和名实背离也还是有所忽略。潘维/玛雅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三联书店,2010年版)收入的多篇论文曾指出改革时期的革命红利,隐约提示了启蒙主义的历史实践和革命的关系,但未专门展开论述。'>对于80年代启蒙主义的清理，很大程度上，简单化地把新意识形态和现代性当作是启蒙主义的全面展开，一个必然的逻辑推演，而没有细致分析这其中所隐含的启蒙辩证法的反转，也没有真正厘清二者之间的内在断裂。当时的批判，有时往往是根据字面化的表述，进行单纯的哲学化的批判，而忽略了当时的启蒙主义话语在能指与所指上的背离，在话语和实践上的扭曲。一直被忽略的是，“启蒙”词不达意，言不由衷，如果借用拉康式的表述，我们可以这样说，某种意义上，80年代的启蒙主义只是一场能指追逐社会理想这一所指的话语实践，“主体”并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它的欲望对象，甚至它的欲望本身，都悄悄地回溯性地指向了60年代。那里隐藏着启蒙的秘密。

70年代的“地下文学”和知青写作，作为向80年代启蒙主义的过渡，表达了对这种政治文化体制的反思。在这种背景中，它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某种绝望、颓废的气息和青春期的叛逆色彩，这在“白洋淀诗歌”或早期“朦胧诗”及“手抄本”小说中打下了深深的精神烙印。在本质上，当时的青年们仍然是以革命的方式反思革命，这在“新思潮”运动中表现为成熟的理论形态。社会主义理想，简而言之，是建立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基础上的普遍自由的公共生活，所谓“自由人的联合”，它伴随着人的异化状态的消除，新的人性状态和德行的形成。在当时那些焦虑地探寻道路的人的心目中，启蒙主义，已经被抽离了18世纪的历史语境，承载起社会主义的新内容，它所针对的批判对象，是社会主义的异化状态和具体历史实践，而不是西欧式的封建主义和神权统治。70年代至80年代初的知识群体的理论来源，其实不是18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而是马克思的早期“人道主义”时期的理论文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苏联东欧内部反思社会主义异化的思考和文学创作。在我看来，新启蒙运动的初期，究其实质，就是一场社会主义思想内部的自我批判运动。但在形式上，它却表现为对个人自由的强调和对集体生活的反思，这在20世纪其实是个普遍性的世界现象，正如左翼作家奥威尔创作出了《1984》和《动物农庄》，但他的思想底色却不是所谓自由主义。见李零:《鸟儿歌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这种底色只有在90年代市场社会来临之时才能再度显现。

如果我们仔细梳理一下当时流传的“灰皮书”或“黄皮书”，就能清晰地理解所谓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它并不是什么普遍意义上的欧洲启蒙思想，相当大一部分其实是30年代以来的左翼内部对社会主义运动或斯大林体制的理论批判。

因此，不难理解，70年代知识界的一部分人和后来的启蒙主义者通过文学研究呼唤的人性权利，是对违反社会主义“异化”的反思，他们对自由的肯定，肯定的其实只是被压抑的能动的历史主体性。

从根本的意义上，周扬的“反异化”，试图表达的真实含义正是“人”的丧失，他从革命者的立场上深刻体会到了革命主体性的泯灭。这种深刻的对“社会主义”的内在的自我批判无疑含有对70年代体制的反思。尽管启蒙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征用，它仍然顽强保留了最初的诉求。

这种暧昧，正是80年代“新启蒙”的起点。也是启蒙被扭曲的起点。“新启蒙”不是往前走，而是退回“五四”。但在最初的暧昧时刻，重回“五四”却带有直接的针对性。

这种意义上的“启蒙”正是后现代主义者所要解构的。中国式后现代运动所要针对的核心其实也正是“启蒙”的这种革命性残余。作为中国后现代哲学在美学上的投影，文学写作出现了解构革命史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它虽然名为新历史，却对中国漫长的古代史毫无兴趣，重心是重述民国史。新写实主义小说在现实维度上和新历史小说打配合，瓦解的其实是50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和它所塑造的公共生活原则，从而为市场时代丧失政治行动性的原子化状态张本。美术中的政治波普以直观的形式表达了所谓中国式后现代的本义。中国式解构主义完全背离了西方语境中的反现代性和反本质精神。

80年代的“启蒙”在90年代来到了它的世俗阶段和庸俗化时期，它逐渐堕落为市场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和当初的启蒙主义，其实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这就是“启蒙的辩证法”和“理性的毁灭”。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结局。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困境。这种困境的最深刻的表现是，“革命”被一种深刻的虚无主义所裹挟，被“革命”的历史诅咒所缠绕，它既丧失了构想未来的明确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勇气和能力，也丧失了自己的语言，从而不得不借用旧世界的概念体系，或者干脆全盘拒绝一切语言。面对似乎不可战胜、无可撼动的庞然大物，革命话语遭遇诸多挑战，它只能把这种政治可能性投向不可名状的“诸众”。

中国的启蒙主义，至少它的一部分，正是丧失了自己的语言的“革命”意志。

在70年代以后，知识界开始以康德的语言讲述马克思，以启蒙的人道主义反思历史对人性的压抑，以人性权利呼唤原本应有的政治主体身份。彼时对美学旗帜的高扬，正是以隐喻、象征的抽象的方式，试图再度打开人的自由空间，追求消除异化的“自由联合”的世界。它潜在地呼应着马克思意义上的全面解放的梦想。它既是反思“左”倾冒进，回过头来对资产阶级的历史成果进行再度审视和认真吸纳，也是对旧有理想的重申，这种合理的回退使“市民社会”和世俗生活获得了合法性。

思想语言当然绝不是中性的。丧失了自己的语言必然会丧失自己的思想。启蒙主义在90年代以后的蜕变，揭示了“启蒙”所暗含的内在缺陷——其实从最初，它就隐含了中国式启蒙辩证法的结局。而这种反转又塑造了新的社会现实，“启蒙”和它的实践展开有着必然的深刻的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80年代初的启蒙主义并非纯洁无瑕。

启蒙思想的曲折反转的线索，在新时期早期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投影，它也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拖曳出清晰的脉络。在经过70年代末的人道主义阶段之后，文学在80年代初对自然人性和欲望给予了神圣化的颂扬，欲望的革命性意义在美学中获得了激动人心、感人至深的表达。历史地看，这种久经压抑的世俗生活与欲望，挟带着巨大的政治激情和美学强度，和90年代的市场时代的“欲望”断然不同。从王安忆的“三恋”到90年代之交池莉的“不谈爱情”，从酒肉穿肠过的“受戒”（汪增祺）到“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池莉）的“一地鸡毛”（刘震云），再到何顿的“就那么回事”和朱文的“我爱美元”，文学写作标识出了清晰的启蒙的蜕变轨迹。

大体而言，这基本上是一条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再到新写实主义的演化逻辑，就这样，80年代的“诗化哲学”慢慢叠化到了90年代的心灵鸡汤式犬儒主义，从瓦尔登湖畔过渡到了MBA总裁班的心灵课堂。社会性的外在解放方案和内在灵性的探索都被放弃，只剩下成功神话和对市场时代的现实秩序的认可与归顺。市场时代是一个重新被“理性化”的社会，被科层化管理的社会，在各种意义上，市场的管理者和社会精英重新成为社会的主人。所以，市场时代的理性规制并不是简单地走向现代性体制，而是在继承已有社会管理的前提下展开的“启蒙”方案，这就使中国80年代以来的“启蒙”甚至还达不到康德所呼唤的现代启蒙所实现的历史水平，尽管它可能只是形式上的——而这也正是80年代初的启蒙主义的历史进步性所在，甚至这样的主题直至今日还没有过时。

尽管这种历史记忆中仍然依稀召唤着它的政治潜能，在90年代中期的特定情境中闪烁出刺目的光辉，却只能是孤立的和片段的昙花一现，它已经不可能具有远大的眼光和历史意识的自觉。这种历史悲凉境遇在《那儿》《钢的琴》中留下了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