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龙岗 | 回城之路

『时光捡漏』您生活的笔记本

四岁时，我一个县城娃一夜之间成了山沟里的农村娃。

直到十年后，才迎来了命运的转机。

一九七八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西北山区真真切切地吹进了一股春风。那时，我已十四岁，小学五年级刚毕业，正待升初中，却遇教育体制改革，春季班倒秋季班，五年级要多上一学期，无疑又增加了父母的负担。

每个少年都有自己的梦想，而我生活在农村，那时的农村娃基本上只有一个出路，提着鞭子赶牛种地，即“打牛后半截”。艰难境遇逼父母早早给我思谋好了出路，想让我再读两年书，正好初中毕业，身子骨也硬朗些了，就去学木匠。

那时在山区农村，有个手艺，不管好坏，就能混口饱饭。

当时，方圆十里八乡的村子里，匠人行当中，骟匠行日子过得最红火，改革开放后，全公社第一个万元户就是骟匠家，这活比较轻省，就摊一辆自行车的成本。自行车前面插一面红布条拴成的小旗子，走乡串户，吃香喝辣。据传说骟一头牛，牛卵子能炒一大碟子肉，吃了大补。骟一头牲口就一锅旱烟的功夫，钱就挣到手了，更关键的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不准许个人经商，骟匠却被默许，但这行当血腥，也摧残生命。屠夫整天嘴皮油噜噜的，社会咋样发展，人总要吃肉，事也好，但这伤命。听老人们说，天生的屠夫，手上要有攥刀纹，这是命里注定能杀生的，我手上没有，先天就不具备，天命难违。

在农村男大当婚，一辈子迟早得盖一院房，最次也得盖一座或一半间房子，这是生活在农村的宿命。喜事打家具盖房活路不断。活人建阳宅，死人也要造阴宅。谁人都必死，生活在山区农村，一辈子盖不起房，住土窑溜光席片不讲究也行，只要烟筒冒烟就是一户人家。但是，活人可以不讲究，死人不行，必须盖房子（合棺材）打墓坑，装殓也是万不可马虎的。造阴宅合棺材也是积德行善的好事，所以，合棺材是木匠做不完的活路。木匠活虽然全凭体力，比较吃力，相对安全风险也高，但选择木匠这行当，在农村匠人行当里是最佳选择。

然而，因1978年底的这次会议，我们家艰难困苦的境况，就像麦子金黄时的连阴雨突然要停，云山雾罩中露出一束晨曦。一种将要发生根本性变化，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天翻地覆的曙光要照在我们家的窗户，照进烟熏火燎了十年的土窑洞，在似懂非懂中，从邻居们异样的眼光中，我预感到人生的命运，或将有大转折。

在那个年代，对于国家大事件或运动，越是贫穷落后的偏远山区，往往风头越硬，执行起来越紧。

在那个山区农村生活的十年间，我目睹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斗私批修、斗地富反坏右、计划生育、粉碎“四人帮”等等，每一次阶级斗争之类运动的大事件，都是“四海翻腾、五洲震荡”，不折不扣，雷厉风行，一直落实到田间地头。

山沟虽小风浪大，总能让每一个村民都能深切感知到自己在风浪中的位置。不用考核参与率的比例，绝对是百分之百，每一个人从心底里有一种绝对的主动性服务。

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也一样。

隆冬十二月的山村，夜幕被烧炕的浓烟早早笼罩，呛人的柴火味占据了村子里寒冷的空间。刚喝完汤，队长一声哨子响，各家各户匆匆赶往生产队大饲养室开会。

饲养室是一座东西走向、坐北朝南的五间大瓦房，对扇木门朝南开着，室内暗淡的光从门缝里挤出一片，像一面镜子镶在黑夜里。西南角的大土炕上坐着村贫协主席、生产队长、妇女主任、会计、记分员和饲养员，都是队里的上八仙。

炕墙上点着一盏罩子灯，灯芯的火焰突突突不停地跳跃，让人眼花心烦，玻璃灯罩上半截已熏得黑黝黝的。

旱烟味，饲养员烧炕的烟火味，几十号男女裹了一冬的老棉衣合力散发的汗腥气味，一股脑儿混聚在饲养室里，像装在瓶子里的奶茶一样混沌。只有牛粪味，能带来一股相对新鲜的气味。生产队长讲话的声音，随着他近旁的灯光向各个角落传开。

生产队长在传达下午参加公社“三干会”的精神（公社干部、大队干部、小队长共三级一起参加的会议，简称“三干会”）。一般每年初召开一次，年中除非有重大事件发生才临时组织召开。队长下午在公社开完会回来，刚赶上喝晚上汤，随后就马不停蹄地召开传达会。

究竟队长对会议精神弄懂吃透了没有，谁也说不清，理解的程度也许还没有刚喝的汤消化吸收的到位。

总之，队长的表情从声音里略能感受到，和以往的重大事件不一样，很严肃，很凝重。至于队长的表情，房内光线暗，队长人本身又长得黑，看不清是喜是忧。会议内容没说多少，只是说要有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不管天塌下来，广大贫下中农就是要以粮为纲，纲举目张，说到底就一句话，抓好农业生产，农民就是要打下粮食，交够公购粮。

随后，队长强调修水保的活马上要结束了，最近要抓紧开春后农活的准备，男劳力负责把牛圈、羊圈踏的粪抓紧起出来，牵驴驮粪。东庄的女劳力负责牛圈地翻粪和装驮筐，西庄的妇女少，负责羊圈地翻粪和装驮筐。翻粪的劳力一定要把粪打细，扬粪的男劳力要撒匀称，大雪前麦地的粪都要撒完，这才能给麦子盖好被，麦子睡好了，来年开春咱就能吃饱、吃好，吃上白面馒头。

队长传达贯彻会议精神是枣核扯板——三言两语，安排生产却是行家里手，地头的活路讲得很细致，长计划，短安排，很和时节。

生产队的会议，社员都必须参加，要记当天的工分。不参加还要扣工分。

山区农村冬季很冷。天黑得早。那年月也没有手机、电视、网络等娱乐，生产队的会场往往是人最多最热闹的地方。

我们小孩子混进会场，挤在牛槽边，看牛嘴唇左右不停地研磨反刍。牛不分场合，不懂啥文明礼仪，嘴里正嚼着时会肆无忌惮地放个响屁，十几头牛的响屁此起彼伏，或“欻欻欻”毫不顾忌地撒泡尿。

我们几个小伙伴，用柴草挑牛嘴唇线一样扯下的涎水，瞅准机会互相往嘴上抹。忘乎所以地窃笑、打闹，不注意被队长发现了，厉声喝骂道：“你几个碎怂娃，滚出去！”我们被赶出了饲养室。

即便是不被赶出去，我们也完全没在意讲的啥。更不会想到，正是那夜那个饲养室传达的精神，随后真切地发生在我身上。农村回县城，实质是农村户口转回城镇居民户口。那个年代城镇居民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差别，那是天鹅和土鸭子的区别。

山村十年的童年时光，像推着满村跑的铁环一样，转了一圈又一圈，最终还是个圈，似乎回到了原点。

那夜的会后不几天，父亲匆匆忙忙地回来了，和母亲很认真严肃地谈论了好长时间话。父亲又赶着夜色，推着他那辆旧自行车，匆匆忙忙地赶夜路去了县城。

此后的日子，依旧平常的如每天三顿玉米糁子就搅团，依旧冰雪融化出春雨，春风吹开春花，又吹谢吹落，夏花依旧素净地开在无人的山野，荆梢开了花又结了子，酸枣刺依然看护着红得酸牙的枣子，趴在狼眼刺上的知了皮随风摇曳着。生产队的牛铃声依旧从饲养室一路响到水泉沟去，早出晚归，从不间断，除了雨天。

生产队长一天三晌的哨子声，依然威严的虎虎生风，一口气从庄子东头震慑到西头。

我们小伙伴依旧偷完苜蓿偷核桃，偷了豌豆偷西瓜，这山坡挖完柴，又扛把铁锨，挑着襻笼去那山沟拾粪，完成学校给每个学生分配的拾粪任务。

那时拾粪是很开心的，因为是正当的理由，家长都支持。拾粪以牛粪为主，山上很少拾到粪，偶尔找见时，嗅觉灵敏的屎壳郎，早已捷足先登，大堆的牛粪粑粑被分解地散在草丛中了。所以，我们一伙玩伴聚在水泉沟口的草坪上，或坐或躺或爬着，或玩扑克叫对家，或玩三反五反，只要会的扑克玩法挨个玩，直等着午后的阳光从左肩慢慢爬过右肩，从草地一直爬上头顶。

在夕阳余晖地召唤下，暮归的牛铃声由山沟蜿蜒的河道传出来，驾着晚风，由远及近。牛群排成长长一列，不紧不慢，踩着悠闲的步子。饲养员用镢头把挑着一捆柴，跟在最后一头牛屁股后面悠然地走着。

牛群走到水泉沟口，要爬上一道近五十多米高的坡道，那里有水泉下积水的涝池，也是牛群一年四季饮水的大“牛槽”。牛儿一个个吃得鼓着滚圆的大肚子，要用力爬坡，再猛饮一气子水，会留下大堆的新鲜牛粪。

这样平静的日子一晃就到了年底。

突一日，父亲回来说手续办好了，我们全家由农村户口转回了城镇居民。当时，全家六口人，兄妹三个要上学，全靠父亲一人工作。在县城租房贵且日常开销大，父亲就在他工作的县水泥厂附近，借了部队搬迁后闲置的两孔砖窑。全家从县城东四十多里的山村，搬到了县城西近四十里的神泉村。户口在十年间由城镇居民变成下乡农民，又变成城镇居民，坐了一圈过山车。人由县城东的农村翻过了县城，到城西的农村，这趟过山车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命运在十年的翻滚后，终于停在了过山车的起点。

后来，我才慢慢知道，这一年间，父亲不知在县上跑了多少部门，找了多少人。母亲拖着大妹子、抱着碎妹子，领着我们弟兄两去公社找社长，一次次递上回城申请。在一批批下乡居民陆续返城后，终于赶上了末班车。

虽然从千河岸边的山村，迁到了距离关山更近的山村，依然在千河岸边，但飘落山村十年的城镇户口又回来了，拿到了城镇居民口粮供应证。玉米面依然是玉米面，麦面依然是麦面，但这不是按工分分的口粮，是按居民计划供应的商品粮。

从此，十年“下乡居民”的身份，摘掉了“下乡”，改成了“城镇”，跳出了农门。

回城的路，虽然只有四十多公里，却走了整整十年。

END

作者简介

周龙岗  陕西凤翔的一名普通公务员、党务工作者。陕西省散文学会、陕西省诗词学会及宝鸡市作家协会会员，凤翔区作协秘书长。出版有散文集《煮茶听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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