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旭 | 过年习俗是怎么丢失的

『时光捡漏』您生活的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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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已经过半，街道上还冷清得来只狼都没人撵。于是，我又想起了这些年人们经常唠叨的一句话：“这年越过越没有味道了。”我已经年逾古稀，这句话却是在少年时听父辈们说的，足见这个观念形成已经年代久远。

我有个别人见不得的习惯，遇事爱刨根问底。年轻时找不到依据，就老在心里挂着。后来到文化馆工作，图书馆还没有分出去，我就有了看书的条件。从旧书报杂志中，我才知道年味虽然远去，却与我们挥别不久。

公元1912年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在孙中山领导下成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有别于此前的任何一届政府，废除了之前的君主制，实行共和制。国家形制变了，政策法令等等一切都得变。变成什么样子呢？当时没有一个成熟的方案，不过，变的宗旨却是有的。在那时的革命者眼里，新成立的民国政府必须除旧迎新，学习西方以自强，这是革命者的必然选择。中华民国的共和制国体，就是向西方学习而来，其他法令也必然要学习西方。

中华民国政府1912年成立，次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便颁布了命令：“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看上去，沿袭了几千年的夏历，就要被这一纸通令宣告废止了。宣布1913年为民国元年，从元年的1月1日的“元旦”起，一切都要“除旧迎新”。

民国政府的“除旧”就是废弃清政府执行的一切政令，甚至细致到了改变人们穿衣的形状，改变男女发型。更换历代封建政府使用的农历自然也在其列。

这一改变的结果当然是向西方列强看齐。“新政”执行的结果，中国女子几千年来盘在头顶的发鬏被绽了下来。姑娘们可以梳成辫子吊在身后，婚后的女人不分老少都被剪成了齐耳短发。人们由于不习惯，便将剪了发的女人称为“时髦头”。

女人剪了发，男子汉脑后那根长辫子也被拦腰斩断，成了齐颈短发，这还是在实行新政初期。到了蒋介石执政，他提出了所谓的“新生活运动”，男人们头上连那半截辫子把把也保不住了。少年儿童不能“总角”、“垂髫”，爱子心切的父亲只好在孩子囟门口那里留手片大的发茬，叫做“帽盖”。成年男子被迫剃成光头，只有读过书的“洋学生”和在外 “干公事”的人才能躲过剃头这一劫，可以留成“偏分”、“倒背”、“小圆”等发型。这也许就是老一代人把蒋介石称为“蒋光头”的起因吧。

在新政开始实施的那一阶段，民国政府剪辫子的手法几乎和清朝入关后留辨子时的手法如出一辙。清朝统治者为了使汉民族从形式上归顺满清，要剃光汉族男子的脑门。而汉族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于是，清政府就提出了“留发不留头”的口号。民国政府推翻的是清朝，学习的也是清朝，只是把“留发不留头”的“发”字换成了“辫”字。

除过衣着打扮，民国政府在历法上也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按民国政府颁布的法令，全国实行西历，也就是西洋历法。政府将西历称其为“阳历”，与农历相对。老百姓则称其为“洋历”，与本土历法的“土历”相对。

实行了洋历，农历新年的一切规矩都被按阳历的日期安排，就连元宵节也不例外。这一改革当年闹了不少笑话，报纸上大炒元月十五过新元宵节，可这一天按土历是腊月二十七，天上没有月亮。于是，南方的老百姓不吃元宵，北方的老百姓不点灯笼，让官府大为扫兴。

好在当时地方上的小官员对新政府的新法令心里还没有底，不敢太过作威作福，因而得过且过。在广大农村，除过农历新年时的公开活动被禁止，走亲访友等私人活动影响不大，人们依然按照传统习惯进行。可在城市里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如果违反了新政府的法令，随时有被扣上“复古”帽子的可能，严重者甚至可以拉出去枪毙。

辛亥革命初期发布的新政对农民的触及不是很大。至于更改历法，对农民的影响就更小。农民只要知道节气也就掌握了种庄稼的时间，庄稼成熟了就知道收割。老百姓又没有几个人识文断字，好日子也就记在心里，管你土历洋历，我看看月亮也就知道个大概。至于服装改革，农民们本来就是“两截穿衣”，你还能改成光身子不成！要说改革，也只对那些穿长袍有身份的人管用。

民国政府将新历法在农村只强制推行了几年，国民党还没有来得及对农村实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孙中山就去世了。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民国政府就陷入了军阀混战。这时的当政者把所有的注意力全放在了争权夺地上，于是，农村在打着过“洋”年的旗号下偷偷摸摸地过了几个“非法”的夹生“洋”年以后，又慢慢地过回了自己祖先留下的“土”年。自然，这个“洋”指的是西洋，“土”指的是本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筹备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与会的代表们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西元纪年，也就是所谓的“公元”纪年。西历也由此被称为“公历”，废除了人们口头上所说的“洋历”这一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次的历法改革没有沿用中华民国政府废除农历那一套，而是确定了公历和农历两种历法并存。

两历并存这一决定使中华民族的历法瑰宝得以传承，但是公历1月1日抢走的“元旦”这一叫法并没有归还给农历。因为就是在西方世界，新年1月1日也没有更好听的叫法，只是叫做“新年日”。于是乎，农历的正月初一只好把“元旦”让给公历，自己委屈地被称为“春节”了。

说把正月初一叫做春节有点委屈，是因为这个叫法名不正言不顺。在南北朝时期的陈叔宝写《同平南弟元日思归》，北宋的王安石写《元日》诗时，“春节”还指的是“立春”之日。由此向前推到上古，向后推到清末，“元日”指的都是农历正月初一，元日的清晨就是“元旦”。而“春节”则指的是立春之日，也就是凤翔人所说的“打春”。

流传到今天的“打春牛”等立春习俗，才是正确的古代“春节”习俗。而现在过年时的敬神祭祖吃团圆饭等习俗，都是古代“元旦”习俗的遗留。说“遗留”是因为在民国政府强推洋历年的时候，将传统过年的大部分规矩都给禁止了。民国政府虽然在几年之后就放松了监管，却没有明文取消禁令。加之此后战乱不断，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苦，民不聊生，谁还有心思去关心恢复那些花钱不打粮食的名目。也只有那些不愁吃穿的大户人家，还保留了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习俗。长此以往，就造成了大户人家知书达礼，小户人家不懂礼法的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没有像民国时期那样废除农历，政府却没有提倡恢复传统过年的习俗。人们只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恢复了部分习俗。待到日子过得稍微宽裕，人们再想恢复往常过年时的繁华热闹的时候，才发现那些深谙此道的老人已经作古，没有人能完整的把历史上传承下来的过年习俗演绎出来了。于是，只好想起什么是什么，再次过起了不洋不土的夹生年。这就是“年越过越没味道”的原因。

洋历的1月1日抢去了土历正月初一元旦这个名称，却抢不走土历元旦节日的习俗。况且西洋元旦本就没有什么仪式，就是有仪式，泱泱大国的人民从心理上鄙视洋节，那些西洋仪式也传不进来。西洋元旦的设立，只是给中国的上班族争得了一天假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定的新历法并不是没有好处，首先它让中国的纪年和世界接轨，方便了中国与其他以西历计元的国家之间的互相交流。其次，据说在科学领域更是功不可没。可惜我不是科学家，平时又对这些知识不大关心，没有能力为大家细说，只好偷偷地脸红一次。

1949年确定的新历法并没有像1912年那样宣布废除旧历法，而且是农历和公历并驾齐驱。你用你的公历，我用我的农历，井水不犯河水。两历并存的最大好处是保住了二十四节气，保住了传承数千年的民间节日，也保住了“三伏”“数九”这些充满着民族智慧的特殊历法。我们今天在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时间节点享受到的节日待遇，就完全归功于两历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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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鲁旭，陕西凤翔县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陕西省民俗学会理事，凤翔县作协主席。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风流街》、《下乡纪事》等小说作品，《二娃审案》等戏剧作品，《凤翔民俗》(上下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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