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捡漏』您生活的笔记本
文 | 王小宁
我七十年代出生在一个地道的农民家庭，排行老二，姐姐比我大三岁，是家族里的长孙女，生得水灵好看，是家里的“倒怀娃”。弟弟比我小四岁，是家里的“顶门柱”，自然的，我的处境就是自古流传的那句话：“偏大的，爱碎的，中间夹个受气的”。所以，我的童年可能和大多数人的不太一样。
父亲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外打工，母亲要干劳动挣工分，我婆嫌弃我是女娃不愿意哄。听母亲说，我刚生出来就很乖，饿了尿了也不哭。所以，母亲生了我五十天后就下地了，留我一个在家里。干完一晌的活才回来给我喂奶，我就这么整天地睡着，营养严重不足，以至于两岁的时候还不会走路。后来医生给我打了一个月的 B12，渐渐地，我才会走了。
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大锅饭被打破了，每家能按人头分到田地和农具。人们干活的劲头大了很多，收成自然好了一些，但是吃的东西依然紧张，小偷小摸的事时有发生，母亲下地前就让我和姐姐看门。可是，母亲一走，姐姐就会和村头的孩子跑得无影无踪，但我不一样，我绝不会跟着她们去疯跑，而是紧紧盯着自家的门等母亲回来。有时候大人们拿我打趣，故意骗我出去玩，我都不会去，我怕丢了我家的东西。
那时，一个院子是要住好几家人的，同院的五婆是个很显摆的人，因为我五爷在西安上班能挣到钱，她家里隔三差五会拿出些好看好吃的东西逗小孩，比如让街坊邻居的孩子排成队跪在自家院子的石条上说好话，像什么“五婆真好看，给点吃的让嘴甜”之类，这样的队伍里是绝对不会有我的。看着姐姐分到的好吃的，母亲先是批评姐姐没出息，然后回头问我为什么不去，我居然能说出“有啥了不起，那些好吃的我长大了自己挣钱买”的话，让母亲很是诧异。
同院住的还有我大爷，听说他和别的爷辈们都不亲，年轻时当过兵，伤了一条腿，一辈子没娶没育，孤苦伶仃。晚年时落下一身子的病，行动不方便，整天把自己关在黑乎乎的屋子里抽大烟。当他听到院子里有小孩玩闹时，就会不断敲打窗子，叫这个叫那个，给他去买洋火烟叶等生活用品，大家买了几次就嫌烦，一听见敲窗子就一大伙子跑远了。我觉得大爷可怜，就隔三差五地到村上的商店帮他买东西，有时还帮他洗几件衣服，虽然不是很干净，但大爷都会笑呵呵地夸赞我。这一跑就是五六年，直到大爷去世。所以，大爷在临终前还一直“妮娃，妮娃”地喊我的名字。
那时的经济很紧张，父母亲要供三个孩子吃穿用，往往是东挪西凑。上小学三年级时，老师让每个同学买一张数学口诀表和汉语拼音字母表，总共一元钱。我回家向正在洗衣服的母亲要，母亲把我指给在地里干活的父亲，父亲又让我回家找母亲。路上，我大哭了一场，回家后，我就自己动手用纸盒子做了和同学一样的卡片。这件事让我明白了许多东西：我们家的情况很不好，父母很辛苦也很不容易，等再过几年，我们的花销会更大。我不能替他们做什么，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将来改变家庭的状况还有自己的生活，我不能再像父母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东墙拆了补西墙。所以，我就发奋读书，功课做得最好，成绩年年优秀，奖状糊满了炕墙。
那时读书任务很少，下午几乎是不用到校的，写完作业我就会提上笼笼到麦田里挖草喂猪，因为我家每年开春都要买回两头猪仔，等腊月的时候卖了钱过年，开春还要给我们三个交学费。和同村的孩子相比，我挖的草最多，我家的猪肥肥胖胖，总会比别家的多卖出几十块钱。过年，母亲特意为我买了一件橘红色的丝棉棉袄，说是给我的奖励。那是我童年穿过的最暖最好看的衣服，至今难忘。
游戏是孩提的主课。因为我小时候体质弱，像爬树摘果、月夜偷瓜、下河捉鱼等之类的游戏我是不去的。我通常是和几个年龄相仿的女孩子一起跳皮筋、弹珠子、踢瓦片。我最要好的伙伴是斜对门叫玲的女孩，她和我同年同月生，因为天生小儿麻痹左腿残疾，不能和大家一起玩，我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去她家。她爷是退休教师，家里的书很多，我们会一起看连环画、故事书。最吸引我的是她家的收音机，每天下午4：20分的《小喇叭》和5：00的《星星火炬》是我们的最爱。有时她会给我唱戏，我会用两根棍子撑起一件她婆的上衣扮人物。有时玲的爷爷还会教我俩写毛笔字，给我们讲天南海北的有趣故事。
后来，生活渐渐好了起来，我们搬到新宅地，住了独院。我们姐弟三个也渐渐长大，可以帮家里干活了。夏收割麦，秋收掰玉米，春天除草，冬天引炕；寒假糊鞭炮，暑假编草帽；抬水、拉土、扫院很多活都是我们的。在劳动锻炼中，我的体质好多了。
这就是我的童年。想一想，就如一杯苦丁茶，苦苦的，但又香香的。我感谢我的童年，如果我身上还有一点点好的品质的话，那都应是这别样童年的美好赐予。
王小宁，初中语文教师。喜欢旅游、读书、感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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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辛 克
文字编辑：李 强
本期组稿：宋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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