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陈忠实先生出了一本《生命之雨》的散文集，儿子买到了，我如饥似渴的连续不停歇地读完了它。那篇《生命之雨》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一个年过五十的人某天傍晚突然警悟，他的生命中最敏感的竟然是雨。”“他刚刚20岁，开始了永远没有期限的暑假，从学校走向社会了。”他坐在水边，一个琴瑟般的声音不期而至：“大哥哥，你饿吗？”他转过头就看见了一只仙鹤，是的，这个大约不过十岁的女孩像河滩草地上偶然降至的仙鹤。他苦笑了一下摇摇头。处于整个民族的大饥饿的年代，小孩子看世界的眼睛也是饥饿的，他笑笑说：“我渴。”几十年后，那个小女孩成长为文学圈内的一位中年女人，她见到他又一次向他提出了“是饿还是渴”的问题，他回答说：“还是渴，是渴，生命之雨。”
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位文学大师的“生命体验”的文字，心里坦然地承认，内心深处那个自我至今还像是那个小女孩，因为我前半生最大也是最深刻的感触就是饥饿，刻骨铭心的饥饿。
我出生在一个大户的农民家里，父辈弟兄四人连同子女大约有十四五张要吃饭的嘴，全靠务作农作物糊口。我不知道自己不记事以前是否挨过饿，只听家里的大人甚至左邻右舍的阿婆们说我小的时候就是爱哭，哭得妈妈有时也陪着哭，差点儿把我送给了人。据说有一次哭得都休克过去了……隔壁的五老爷出主意说，这娃别叫“新明”了，改叫“新年”吧，认为我是“心里严（方言读年）得实实的（不开窍）”。等我长大以后，经常还会听到老人们在我的面前抖擞我这让人难以启齿的逸事。我心里想，那时的我一定是肚子饿的吧，养育过儿女的人们谁不知道初生婴儿的哭多半都是因为饿，饿了就哭，哭就意味着饿（这也只是我的猜想，无法在获取更有力的证据了）。
从我记事以后，直到上初中的这一段时间，农村里还没有挨饿的经历，即使是每年青黄不接的二三月里，家里基本上也不缺少孩子们垫肚皮的杂粮黑馍馍，即使偶尔断了馍馍，也会有蒸野菜、蒸萝卜丝、蒸苜蓿等“瓜菜代”食物垫饥的。
上高中的时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农村里实行了人民公社、食堂化。开始的时候，还能尽饱吃，后来实行定量制，人们普遍挨饿也就开始了。“饥饿”使原本的一个大家庭解体了，“饥饿”夺去了一位伯父的生命，“饥饿”让人们一个个都患上了“浮肿病”。上中学的学生属于政策保护的对象，每月从生产队里领27斤毛粮回家磨成面背到学校去，还是“吃食堂”，还是顿顿吃不饱。实在饥饿难忍时，就去开水灶打来一大缸子白开水，加上少许盐巴喝。上课时一边听老师讲课，一边你听这个“吱溜”喝一口水，那个“吱溜”喝一口水，喝过不久就想尿，尿尽了，肚子饿了，就再喝水，不是因为渴而喝水，而是因为饿而喝水。所以晚上睡在床上，用手去摸肚皮，肚皮就紧挨着脊梁骨了，肚皮处就是一个深深的盆地。
到开水遇到星期天不回家而又饥饿难忍之时，就上街去县城西街那家食堂里去蹭着买一碗开水熬萝卜吃，这一段事情我在《萝卜的冤案……》那篇文章里已经说过了。有时还会到野地里弄一些野菜放灶的炉膛里煮着吃。
课余时间对付饥饿的办法就是学唱歌、学二胡，我自己动手做了一把“土二胡”，共鸣箱是用猪尿脬蒙上去的！这是让我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引以为自豪的一项发明呢，放到今天说不定还能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呢。
星期六要回家时，还要动点儿心思，想出一些合理的理由，好在回家的路上绕到那个生活条件差不多的亲戚家去蹭一顿好饭吃。
1962年进入大学时，困难时期已经基本过去了，男生的主食定量已经由中学生的二十多斤提高到34斤了，但是由于副食特别是肉食和食油仍然不足（每人每月各只有半斤），仍然不能完全摆脱饥饿的折磨，即使是每天中午的那一份像棉絮似的干茄子，都无论如何也要吞下去。好在不再需要喝开水来安慰肠胃了，饥饿的时候忍一忍也就过去了。直到1966年，学校才彻底取消了伙食定量制，学生可以放开肚皮吃，从此就与饥饿告别了。
现在饥饿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了，这无疑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功绩之一。但在我的显意识、潜意识里，仍然忘不了那让人刻骨铭心的全民大饥饿；当乡下亲戚子女向我咨询就业指导时，我就会不假思索地建议他们去学做饭。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将永远是我们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学做饭永远不会失业，不会挨饿。而回到家里，我最爱做的家务就是下厨房做饭，每顿饭总是做得满盘满碟菜多食足。为此妻子常抱怨说，那一顿倒把人都饿下了，总是做得这么多！我说，我怕是今生今世也改不了那个害怕饥饿的毛病了！
一个人生的饥饿史，让我终生铭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个民族的饥饿史，让我们永远珍惜今天的好日子来得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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