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月娃，大概是他父母起的乳名吧，关中道孩子刚出生未起名前习惯上要起个昵称，便于称呼，如狗娃、球娃、黑蛋等等，都是满含着血脉中几代人最浓最深的情感。
他是我童年的师友，称他师友，但他并没给我教过书，而是我家下乡落户时，他曾是村里小学的民办教师，我俩又同在一个生产队，在我十岁时他刚好年龄大我一倍多点。虽然年龄差距大，我却与他交好了四年多，以至于成为挚友。其实，他在我们生产队也就我一个知心好友。故此，我随着村里老少乡亲和他的家人对他的称呼习惯，也亲切地叫他大月娃。近四十年过去了，当时过于的亲近，以至于忘记了他的大名，即官名叫啥了，只记得姓朱。
一个人大抵能在别人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哪怕是一点点可回忆的东西，且留存在脑海几十年之久，必定是他有异于常人，而又有让人怀念的东西。大月娃也不例外。我怀念大月娃，直接动因是他最早在封闭落后的山沟小村，教我认识了简单的音乐简谱，会用笛子吹几首歌曲了，他还曾答应我，要教会我“庆丰收”的笛子独奏曲。更有深层的原因是他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却命运多舛，他的生命就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尚待绽放，就被扔进了滚滚河流，转瞬即逝，他至离世也可能没有弄明白，在人世走这遭为了啥。
大月娃是当时整个大队（就是现在的一个村民村委会）仅有的三个高中毕业生之一，条件自然是能当民办教师，他更有音乐特长的优势，会拉二胡，会吹笛子。在山区偏僻的山村，这是难得的人物，他幸运地当了民办教师。上世纪七十年代，几乎每个大队都有文工团，大月娃理所当然就成了首席二胡手了。大月娃人长得白净，见了人总是未开口先乐呵呵一笑，不时习惯性地吸一下鼻子，虽然有点傻呆相，却给人以憨厚老实的第一印象，就像大队院子每扇门上那簸箕大的红色“忠”字一样，更给人忠厚的感觉。况且，拉二胡的技艺又绝不含糊，在方圆几十里是绝对让人刮目相看的，那几年也算受人尊敬有加了。
大月娃家是富农成份，能当上民办教师和参加文工团，完全是凭借高中毕业、会拉二胡的两大绝对强项。然而，二十好几的大月娃眼看着同村二十上下的男娃女娃，一个个是娶的娶、嫁的嫁，而自己每天看着文工团里这帮全村美若天仙的女娃都名花有主，而自己看起来风风光光，每天在演出的台口最显眼的首排座上，却孤雁独飞，每到曲终人散，一个人回到土窑洞，青灯孤枕，情无所依，难免“别有忧愁暗恨伤”。
人生的岁月，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如此渺小，如此脆弱，如此不堪一击。他时常一个人半夜半夜地在家里拉二胡，二胡的弓弦常常把松香磨出白粉，渗进左腿大腿面的裤子和上衣的左前襟布缝里，久而久之，一年四季演出时他仅有的一身蓝咔叽四个兜的中山装，形成了两片白斑，难以洗净。而他夜晚的二胡声多是充满着哀怨、忧伤，又有一丝缠绵悱恻，如泣如诉，在山村静谧的黑夜，格外增添了一份落寞沧桑的凄凉感。
不知是生活所迫，还是家庭成份重压，大月娃的父母不大与邻里走动，个人也是不修边幅。他的父亲时常像感冒了一样，给人的感觉，总有流不完的鼻涕挂在嘴上边，如游龙探水。迎面遇上人，大多是吸一下鼻涕，头也不抬，眼睛盯住对方的脚步，擦着路边而过，多数时间是不搭话的。但干活不惜力，不挑拣，队长派啥活就干啥活。
那时，种地没有化肥，讲的是“庄稼一朵花，全凭粪当家”，“土肥水种，米宝管共”的“粪”是农民的宝，要粮食丰收，靠的是农家肥。记得一些老人走在路上，见到猪粪、牛粪时常会用手帕、头巾或衣服前襟裹住带回家。我们小学有一块土地，每名学生都有拾粪任务，周日要挑着粪襻笼漫山遍野地去捡拾牛粪。邻村之间，时常也有人晚上拉着架子车来偷粪。后来，大力推广水茅化，就是家家户户把用土和烧饭、煨炕的草木灰垫茅房渥粪，改造为用水冲茅房。掏茅厕，担水肥是脏累臭的活，就成了地主富农的活计了。大月娃的父亲就成了最佳人选，每天担着一副臭木桶，手里拿一把长把的掏粪马勺，家家户户地串，每天掏几家茅厕，担多少担不知道，反正整年累月成了他的专职活儿了。
忽一日，从大队部来了三个戴着“集干民兵”红袖标，背着半自动枪的人，到了大月娃家里，小小的山村一时像炸了锅，社员都像看大戏一样蜂拥到大月娃家。院子里像唱大戏一样热闹，估计在这个院子里几十年来也没有这样喧嚣过。大月娃的父亲双手端出了一大簸箕小麦，按照贫协主席铿锵有力的问话，他断断续续地答对着。随后，他端着那簸箕小麦前面走，贫协主席双手背着，一个衣袖上的补丁开了线，补丁随着脚步的节律有节奏地哗啦哗扇动，集干民兵和社员们叽叽喳喳地在后面跟着，走进了隔壁大月娃他二大家里，站在土窑门前，按民兵的要求，大月娃他爸放下簸箕，弯腰下去，双手往上一提，抽下了插在土窑洞门下的插板（可抽下的活动门槛），然后，人先从土窑洞的门下爬进去，再把簸箕从下面拉进去，然后又推出簸箕，人复又爬出来。在演示的过程中，有人在背后蹿腾着贫协主席，嘈嚎着要开批斗会，也有人说富农偷富农活该不用管。我这才明白，大月娃他爸偷了他二大家昨天刚分的口粮，他二大常年在干校集中改造，这孤儿寡母发现口粮少了，连哭带闹地寻到大队去了。
自那以后，好长时间村子里听不到大月娃的二胡声了，大月娃也不教书了。本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山村，夜晚愈显得漫长，愈显得漆黑，死一般的寂静，偶尔一两声狗叫会让人心寒打颤，但也昭示着一点生机。时间不久，我们家响应下乡居民回城的政策，离开了与大月娃交往四年多，生活十年的地方。
艰难的读书，参加工作的忙碌，十几年过去了，我再未见过大月娃。一次偶遇插队时同村的算是发小吧，问起大月娃，半天才淡淡地告诉我，文工团解散后，大月娃去附近的煤矿下井挖煤，一次夜班回家，在路上遇上车祸，早都离世快十年了，他的父母在他殁了后不久，也相继离世。还说起，他家的土窑门再无人去开了，院子里长满了荒草，再后来煤矿扩建，他家的窑洞和院子推成了矿渣场。大月娃是独子，他的父母去世后，三座孤坟再无纸火香[裱了。我初闻此讯，头皮一阵发麻，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殁了。他没有走过娶妻生子的路，履行繁衍生息，传承血脉的本份，没有享受天伦之乐，他没有履行给父母养老送终，甚至未曾，或许就来不及思索，没有弄清这个世界，也或许他抱着生活的希望，走出煤厂黑洞洞的矿井，却不成想走进了更漆黑的另一个世界，稀里糊涂地走了。
一个生活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能拉会吹，长得白净的高中毕业生，总是憨憨地带点傻呆的笑，不时习惯性地吸一下鼻涕的人，不时地会浮现在我的眼前、脑海，我把他归入已逝的值得怀念和记述的师友，算是与他此生之缘的一个交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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