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跟心从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刚刚组建的临汾蒲剧院青年蒲剧团。作为刚刚走出校门的青年演员，首先从继承优秀传统剧目入手，边整理，边排练，技艺迅速得到提高。作为那个年代的幸运儿，任跟心每向前走一步，都离不开组织的关爱和扶持，离不开一大批懂业务的伯乐领导的知人之明，慧眼识才。1980年，剧团安排她参加省调演，她主演的《卖水》、《拾玉镯》赢都开门红，获得山西省青年演员调演一等奖。一年以后，她被领导视为重点培养对象。为拓展戏路，特意安排她排演《打神告庙》。这是一出唱做并重的戏，难度较大。而她之前演出的《卖水》中活泼可爱的小丫环梅英、《挂画》中热情奔放的万户府小姐含嫣、《拾玉镯》中纯朴善良的小家碧玉孙玉姣，这些人物均为未婚女子，有个性，同属花旦行当。但与《打神告庙》里的敖桂英流落风尘，追求爱情，终遭遗弃的这个女人相比，却大不相同，敫桂英是一个压在社会最底层，内心具有复杂情感的人物。而要塑造好这个人物，就必须从头来。排练中，蒲剧院赵乙院长要求她：要超越前人，就要有所创新;韩刚导演耐心细致给她讲剧情、分析人物;张巧凤老师的辅导更是用心良苦，一招一式，行腔咬字，有板有眼。一边是教得好，一边是练得苦。以至于有一次母亲来看她，心痛地掉着眼泪说:“娃，不要太要强了，咱差不多就行了，如果累出个病来，让妈可怎么办呢?”任跟心不为所动，嘴上答应母亲的劝告，但还是坚持不懈地按照张巧风老师的严厉要求日夜苦练。半年之后，她的水袖功终于有了新的突破，独创出“跪步双托荷叶袖”的特技。然而，光有技巧，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演好戏。在张老师的悉心告诫指导下，任跟心通过分析剧情，观察生活，学会了准确把握剧中人物性格的表演技法。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2年，《打神告庙》参加当年山西省中青年演员调演，任跟心获得了最佳青年演员奖。随后的跨省交流演出活动，你来我往，频繁互动，舞台经验日积月累。尤其在四川的演出，20场下来，几乎场场爆满，影响得好多当地人不看川剧看蒲剧。为此，当地川剧界同仁还专门派人到临汾来学习蒲剧。
好事接踵而来。由山西省文化厅牵头组成的山西省蒲州梆子青年演出团，开赴成都、重庆、武汉等地巡回演出。随后是进京汇报演出，受到首都文艺界的高度赞誉。特别是她在《挂画》中扮演的含嫣，继承了已故蒲剧艺术家王存才在(挂画》中的精心创造，保留了王派把生活、艺术和特技融为一体的表现艺术特色。在舞台上，她依据蒲剧的表演程式和表现技法，凭着扎实的基本功，以险而准确的高难度椅子功、水袖功、扇子功等蒲剧肢体动作特技，加上眼神、表情浑然一体的配合，这段表演把一个情感丰富、娇羞动人、内心世界复杂多变的少女形象活脱脱地表现出来，可谓淋漓尽致，惊艳绝美。特别是在圈椅上模拟挂画的动作，层次清晰，动作优雅。她在椅子扶手上单腿下蹲、起立、换脚、转身和跌落椅子又安然坐回等等表现细节，娴熟精巧，熟练到家。当时健在的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曹禺先生，看了演出后激动地说:“这些孩子演得真好，不能让这些娃就这么回去，得给他们一个奖励。”于是，在曹禺、张庚、郭汉城等戏剧界真正的大腕专家前辈们的心中，早已成形的“梅花奖”设立就此推出，十名“梅花奖演员位列其中。在荣获首届“梅花奖”的演员中，临汾蒲剧院青年团独占两名。难怪有专家说:一个地区剧团，能够同时获得两个“梅花奖”，实属难得。其中的另一名，就是郭泽民。他是和任跟心一样获得成功后始终坚守蒲剧事业的人。所不同的是，一个是花容月貌的妙龄女性;一个是英俊气盛的青年男性。
由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如此循环往复，是一个成熟艺术家必定要走的路。
任跟心的幸运，还因为赶上了改革开放后传统戏发展最活跃最兴奋的时期。那时从上到下，从领导到群众，对戏曲极度热爱。就在任跟心喜摘首届“梅花奖”的第二年，剧团领导派她和郭泽民一同去北京学习，这是由国家文化部组织的，在“文革”前曾举办过三届，这回是“第四届”。单位给买了卧铺，这是任跟心第一次知道火车上还能睡觉。在北京40天的学习过程非常正规，让她着实开了眼界。早上五点到七点练功，八点开始上课，一上就是一天。白天听课记笔记，晚上研讨互交流，紧张得不亦乐乎。所请老师除了北京的戏剧大家外，还有许多是从全国各地抽来的名角现身论道。尤其是听老师讲“关汉卿”的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风趣幽默，受益颇深。她懂得了兼容并蓄、取长补短等等姊妹艺术相互吸收、影响的理念，进一步提高了如何掌握和丰富角色表演技巧的专业知识。比如，《卖水》中的扇子、手帕功，就吸收了川剧、吉剧的表演技巧。其所拍电影《烟花泪》中“行路”一段的七尺水袖表演，画龙点睛，锦上添花，就是向陕西京剧团的老师学来的。同时，又向中国音乐学院、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专家学习科学发声技巧，极大地提高了唱腔的表现力。通过学习和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为她日后在蒲剧事业上走得更高、更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5年，任跟心再接再厉，参加了文化部举办的第二届戏曲观摩演出，主演《挂画》，荣获“主演一等奖”。当时《光明日报》载文评道:“跟心的表演对人物的揭示更有层次、立体感，因而更生动了”。同年五一劳动节，任跟心出席了山西省职工改革创新功勋表彰大会，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总工会颁发的“五一”劳动奖章。1986年，山西省政府又授予任跟心“青年表演艺术家”称号。1987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为任跟心拍摄了电影《烟花泪》。随后，组织上又给了她不少的荣誉，包括参加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等等。
不管是蒲剧成就了任跟心，还是任跟心成就了蒲剧，英雄皆为时世造。任跟心之所以能在戏剧舞台由平步而青云，早早功成名就，说到底，是国家改革开放不久，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觉醒过渡演变催生的结果，是文艺百花齐放呈繁荣之势的结果，是长期被压抑后潜藏已久的文化渴求达到沸点释放的结果。一句话，是那个时代的成功。
总之，面对党和政府给予的诸多荣誉，任跟心没有自满与自傲而是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时光荏苒。进入上世纪90年代，尤其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市场经济下，各种刺激鼓励经商的优惠政策惠及单位和个人。“辞职下海，全民经商，一切向钱看”等等，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这时，率先起步的个体经济，已经催生出许多个体暴发户。半块砖头大小的手机的最早持有者无疑是街面上晃动的最吸引人的一道风景线。随之而来的是，百姓家庭的电视机开始由黑白到彩色，逐渐普及。歌厅卡拉OK等相关娱乐产业纷纷推出，娱乐泛大众化倾向迷离市场，传统舞台由热而冷，戏曲行业整体下滑。不仅如此，许多剧院剧团的生存发展受到严峻的考验一些地方的剧种生存沉浮商海，自生自灭，有的濒临灭绝或已经悄然消亡。
蒲剧和其他地方戏一样，同样面临危机。临汾蒲剧院下属的两个团，时合时分，加上几位老领导相继离休，人心涣散，人才流失，演出也不能正常进行了。对此，任跟心一片茫然，不知所措。作为一名事业有成的演员，正值蓬勃发展之际，最痛苦的莫过于不能上台演出，听不到观众熟悉的掌声。为了能够继续多演戏，不丢掉艺术实践，1993年她和郭泽民曾一度去了临汾地区的洪洞县蒲剧团，本意很单纯，就是想多演戏。没想到当地的意思是想让他们把这个县的蒲剧团给带起来。与其这样，罢罢罢!回团后，仍然演戏不成，加之团里又发不出工资，于是，合计试着经商赚钱。他们利用自己的名气和影响，开始整天忙忙碌碌，疲于奔命。卖猪肉，开歌厅，搞批发，还算幸运，一年下来，稀里糊涂一算账，挣了六万，两人一分，各得三万。在万元户被羡慕推崇为有钱人的时期，三万的数字就相当于现在百万的概念。然而，任跟心并没有因此满足，反而内心忐忑不安，总是不踏实，老想着国家培养自己这么多年，又给了这么多荣誉，不能只为了钱抛弃艺术，那样能对得起谁?左思右想，最后毅然决然又回到自己热爱并为之奋斗的蒲剧事业上来。
1995年，这是临汾蒲剧院陷入困境以来经营最惨淡的一年。平时没戏可演，人才流失严重，一心想演戏的任跟心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天不负我。1996年元旦，任跟心被任命为临汾蒲剧团团长，地区领导要求她把蒲剧院下属的这个团带起来。任跟心没有犹豫，她当团长，郭泽民任指导员。两人走上领导岗位后，如何管理剧团成为新课题。过去，什么事情都有老领导事先安排得好好的，只要自己管好自己，演好戏就行，甚至不高兴还能嚷几句。现在不同了，她由一名演员成为一名“领兵挂帅，身先士卒”的团长。团长的头衔可是好叫不好戴，等于戴上了责任和义务的紧咒。除了克服困难，勇往直前，别无选择。作为演员，管理之余，她和郭泽民还要随团演出，因为有许多演出是冲他们“梅花奖”的名气而来的:作为领导，演戏之余，经常是一件事还没处理完，另一件事又接踵而至。
面对人心涣散，剧目陈旧，问题成堆，欠款达几十万元的剧团，以及戏剧市场大环境的不景气，剧团经费来源渠道不畅等造成的实际困难，当务之急，是首先保证单位百名演职员工的工资正常发放。年轻的任跟心，没有退缩，她利用“梅花奖'给自己赢得的声誉，多方奔走，一手抓排练，一手抓演出，硬是咬着牙顽强地挑起了这副重担。重担在肩，她从不以领导和名演员的身份自居，带领剧团深入农村、山区、厂矿、企业的第一线。不论严寒酷暑，常年坚持在外巡回演出，以至无法尽到一个妻子和母亲的正常职责。对此，她有太多的说不出的酸楚与自责。
三年下来，剧团实实在在取得了一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在剧团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地委又任命她为临汾蒲剧院院长。
临危受命，这又是一个难挑的重担。任跟心刚上任时，院里的领导实际上就剩她一个人。那时，许多单位因盲目开发经商以致血本无归的例子举不胜举，蒲剧院随波逐流，也未能幸免于难。由于盖宿舍楼大量亏欠等遗留问题，接手后的蒲剧院已外欠债务高达三四百万。她没有退路，只能迎难而上。她和最信任的郭泽民搭档，凭着对蒲剧事业共同的追求和信念，相互扶持，有事一起商量一起解决。订台口，跑贷款，拉赞助，要资金，一路辛苦下来，蒲剧院的工作很快走上正轨。
不容乐观的是，有关涉及艺术院团体制改革政策有失偏颇产生的消极影响，强调市场效应而忽视社会效益带来的艺术商品化倾向，一直以来给剧团的现实生存造成很大的波动。实际情况是，好多表演团体，一旦国家不管，仅靠市场行为难以为继。一个剧团散了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剧种因此而失传，那就是对历史对后人的不负责任，就是对文化的一种犯罪。这不是任跟心个人所能承受之重。
市场经济大环境导致传统戏曲市场越发冷漠，一味地物质追求被放大化，使得人们行事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潜在的质的变化。有些事情运作起来磕磕绊绊，视领导喜欢而作为。真话不敢说，假话真敢说。直线打弯，曲线救国，一切都取决于你如何去弹性驾驭。为了能够让蒲剧院很好地生存和发展下去，任跟心可谓煞费苦心。一边主旋律，一边走市场;一边谈发展，一边不养人;一边抓管理，一边讨经费，在夹缝中挣扎生存。为此，她身心疲惫，曾萌生放弃。而一旦放弃，凭着自己“梅花奖”名人效应，实在有太多的诱惑。或者“走穴”挣大钱;或者调个好单位一走了之。反正任何一个选择都比当唱戏的院长强。这时的任跟心，内心充满了矛盾和压力。而最大的压力，莫过于她自己。毕竟，是钟爱的蒲剧事业成就了她。如果她不做这项事业，就对不起祖先留下的这项古老艺术，也对不起培养自己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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