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缅怀伟人的丰功伟绩，为了留存伟人的音容笑貌，后世传承着许多的珍贵记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张莫过于他身穿土布蓝灰军衣和头戴八角军帽的照片，相信许多人都印象极为深刻。
照片中，毛主席坚毅、潇洒、沉着和睿智，眉宇间充满了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展现了汪洋浩瀚的博大胸怀，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无限崇敬。不过，关于它背后的历史故事，或许您就不那么熟悉了，请听文史不假详细讲述。
毛主席身穿土布蓝灰军衣和头戴八角军帽的照片拍摄于1936年的陕北保安，是美国记者斯诺在离行告别时即兴拍下的。为了抵制文章抄袭，文史不假在来源于网络的图片中附加水印实属无奈，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斯诺是美国的著名作家和记者，全名为埃德加·斯诺，出生于1905年7月19日的密苏里州堪萨斯市，家中还有一个哥哥和姐姐。父母都是底层的平民，他依靠省吃俭用和勤工俭学才完成了中学的学业。
斯诺
由于父亲在一家小型印刷厂上班，斯诺从小就开始接触印刷和发行，接触成堆的报纸和杂志，耳闻目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考入了密苏里大学新闻系就读，希望毕业后可以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当时，记者远不像如今这样炙手可热，更谈不上“无冕之王”，属于一个冷门的职业。
1928年7月6日，斯诺从大学毕业后乘船来到中国上海，投奔了自己的学长鲍威尔，从此成为《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这份由美国人创办的外文报纸以“大胆、公正”而著称，经常抨击国民政府的许多政策，令当局颇为头疼。
初到中国时，斯诺对于这个国家并不是特别了解，完全谈不上“友好”，直到一次实地采访后才转变了态度。1929年，内蒙和绥远等地区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旱灾，赤地千里，颗粒无收，他在新闻稿《拯救二十五万生灵》中这样表示:
我目睹了成千上万的儿童死于饥荒，那场饥荒最终夺去了五百多万人的生命。一路上，满目凄凉，全无生机，就像刚刚发生过一场火山爆发。甚至树也被剥光了皮，村子里绝大多数的泥砖盖的房子坍塌了，屋子里仅有的一些木料也被拆去变卖几个铜板。
受到极大触动和震撼的斯诺，从此开始认真反思，他不仅批判国民政府麻木不仁，而且谴责欧美列强无动于衷。就这样，他真正爱上了中国，也爱上了淳朴的中国人，将这里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的石原莞尔与板垣征四郎、花谷正和今田新太郎等人共同策划了“九·一八事变”，悍然发动了野蛮的侵华战争。由于张学良执行了“不抵抗政策”，导致1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尽皆沦丧，数千万东北人民成为亡国奴。
作为一名有公义心和责任感的新闻记者，斯诺不顾个人安危接连前往东北地区访问，如实报道了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他还强烈呼吁美国政府和国联能够积极介入调停，切实维护远东地区的和平。
斯诺长期坚持“反日爱中”的态度，自然得到了宋庆龄和鲁迅等左派人士的青睐，通过接触和交往后更加熟悉和热爱这个国家。1934年，他在司徒雷登的邀请下进入燕京大学担任新闻系教授，身影经常都会出现在未名湖畔。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并没有停下侵略的脚步，华北地区也陷入了重重危机，国民政府却依然“攘外必先安内”。为此，全国各地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活动，斯诺不仅亲身参与，而且还积极号召自己的学生投入其中。
大敌当前，南京国民政府不仅没有出兵抗日，反而继续“围剿”红军，令斯诺实在不能理解。最令他意外的是，举国之兵“剿匪”却是越剿越多，转而对于延安越发的好奇，究竟是怎样一些人在与蒋某人作对？
1936年4月，斯诺前往上海面见宋庆龄，当面提出访问延安的申请并且希望她能积极促成。那时，红军经过长征后刚在陕北立足，保安、安塞和瓦窑堡等地面积狭小而且经济落后，周边的张学良、杨虎城、马鸿逵、马鸿宾和阎锡山也都在虎视眈眈，迫切需要医用物资和外科大夫。
宋庆龄通过设在路易·艾黎处的秘密电台与延安方面取得联系，准备运送一批药品和医生前去陕北。同时，希望批准美国记者斯诺前去访问，以便向全国和全世界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
1936年5月底，斯诺从北平乘火车到达郑州，在与马海德医生会合后一起开始了“红色之旅”。在宋庆龄的安排下，被称为“红色牧师”的董健吾已经提前赶到西安，准备护送他们安全抵达陕北。在《红星照耀中国》中，他这样回忆:
刚到西安的时候，整个城市都笼罩在极端紧张的气氛中，间谍、特务、反间谍、地下党都潜藏于与你擦肩而过的行人中……。我见到了一个面色红润，高大结实，身穿灰色绸大褂的男人，他走进我的房间用流利的英语聊天，他说自己是王牧师，还拿出只剩一半的明信片和我的半张明信片拼在一起。
为了安全和迅速进入陕北，董健吾悄悄联系了西北“剿总”副司令张学良，同时还秘密联系到了当地的地下组织。得知外国友人已经到达西安，毛主席亲自指示外联局局长李克农派人前去接应。
在西安期间，董健吾和斯诺进行了多次深谈，基本介绍了国内的政治形势以及我党政策。在张学良的安排下，东北军的一辆道奇牌卡车拉着他们驶出了国统区，沿途自然是畅通无阻。
1936年6月底，斯诺等人终于抵达了陕北，见到了与国统区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这里道路崎岖，这里房屋破旧，这里生活艰苦，但这里却处处展现出一种兴兴向荣的朝气，这令他欣喜不已。
斯诺和马海德刚刚抵达安塞白家坪，就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接见，迅速被对方的那种人格魅力所折服。据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这样记载:
周恩来是传奇人物，他中等的身高，体型清瘦，尽管胡子又长又粗，但却一点都不显得邋遢，深邃的眼睛中还是富含热情，是一个儒雅魅力和领袖气质相结合的人。
会见完斯诺和马海德以后，周恩来立即安排他们前往保安去见毛主席，此刻正值东征结束后不久。当时的保安虽被称为县城，其实也就是大一点的村庄而已，条件同样非常的艰苦。
考虑到路途不便，周恩来特意赠送了马匹作为代步工具，再三叮嘱随行的同志们务必要做好接待和保卫工作。1936年7月11日，斯诺和马海德刚刚抵达保安的住所后，毛主席就亲自前来欢迎。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有过这样的记载:
毛泽东面部瘦削，就像是美国林肯式的人物，个子要高出一般的百姓，除了乌黑浓密的头发外，两眼看上去炯炯有神，鼻梁骨很高。而且，他有着中国农民身上那种质朴和纯真的性格，说起话来平易近人，非常富有幽默感。
毛主席诚邀斯诺多留些日子，而且欢迎随便参观和走访，丝毫都没有国统区的那种如临大敌之状。临行前，他表示会尽快安排时间接受采访，然后就走到满是农民和士兵的街道去散步了，身边居然没有警卫人员。
当晚，斯诺怎么也睡不着，因为他在陕北的所见所闻与之前完全不同。可以说，这里和国统区简直就是两个世界！
三天后，斯诺被通知前去采访毛主席，地点既不是会议室，也不是办公室，而是一间窑洞，还是一间破旧的窑洞。他万万没有想到，被国民政府重金悬赏的“赤匪头子”竟然居住在如此简陋的环境中，屋里除了一张地图、一张桌子、一个土炕和两个凳子外，就一顶打补丁蚊帐看起来有些“奢侈”。
在这个窑洞里，毛主席第一次接受斯诺的采访，聊了好几个小时都意犹未尽。之后，他只要有时间便会邀请对方过来畅谈，内容涉及到了方方面面，除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以外，还谈到了日本、苏联、美国、英国和印度……。
与此同时，斯诺还穿着崭新的红军军服上街去采访农民、士兵和学生，所提出的问题也没有任何的限制，真实掌握了陕北的第一手资料。在这里，没有等级观念，没有剥削压迫，没有尔虞我诈……，他发自肺腑地感慨:
看来，中国的未来已经不再属于国民党。
1936年8月底，斯诺在完成对保安的所有采访后，执意前往宁夏前线去，临别前专程向毛主席告别。为了日后在新闻报道中使用，他突然提议拍摄一张军装照片，自然得到了伟人的同意。
毛主席的军服不仅破旧，而且也没有军帽，斯诺找了一圈竟然发现只有自己的军帽“品相”最好，于是便摘下来借给对方。随着一声快门，一张永恒的经典黑白照片便诞生了。
从1936年6月底至9月，斯诺在陕北住了93天的时间，足迹遍及了陕甘宁边区的各个角落。期间，他密密麻麻写满了14个笔记本的采访稿，正如《红星照耀中国》作者自序中写的那样:
这本书里没有什么宣传，只有对实际情况的真实报道。原来，还有另外的一个中国！
1936年10月，斯诺返回北平后不久，便将这次陕北之行的所见、所闻和所感都整理发表。之后，他在燕京大学新闻学会还展示了这次拍摄的图片，毛主席佩戴八角军帽的照片第一次向外界公开。
1937年5月，斯诺的妻子海伦在丈夫的影响下，秘密奔赴延安访问，希望完成《红星照耀中国》的后半部分。为了躲避沿途的搜查，他尽可能减少了携带的物品，但还是偷偷将毛主席的那张八角军帽照片带去相赠。
看到自己的照片，主席本人非常的满意，还幽默风趣地表示:
从来没有想到，我这个向来都不修边幅的人照出照片还能这么好看，这得感谢斯诺同志！
在斯诺和海伦夫妇的共同努力下，《红星照耀中国》在“卢沟桥事变”前后正式发行，成为向全世界最详实和最客观报道中国革命的书籍。1938年2月，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烦，书名被改为比较含蓄的《西行漫记》，同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发表。
随着日寇的侵略，斯诺不仅继续留在中国，而且还加入了外国人援华社团帮助民众，简直成为了一名国际主义战士。利用自己的美籍身份，他将公寓改造成了地下的避难所，除了提供药品、食物和衣物，甚至还秘密架设了电台。对此，他却自豪地表示:
我这里已经成了某种地下工作的总部，肯定不再是一个“中立者”了！
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邓颖超正在北平西山的疗养院养病，使用的是“李知凡”的化名。为了能够尽快转移，组织秘密找到斯诺请求帮助，他安排对方化装成保姆并且亲自送往天津，事后才得知真正的身份。
到了1938年10月，随着广州、武汉等地相继失陷，抗日战争进入到了相持阶段。为了尽快从战局中抽身，日本主动调整了自己的对华政策，由之前的“积极进攻”转变为“积极劝降”，直接促成了汪精卫等人公开投敌叛国。
蒋某人虽然没有直接投降日本，但还是发起了又一轮的反共高潮，大肆污蔑八路军和新四军“不思抗日”。1941年初，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率领主力9千多人北调，途径皖南的茂林地区时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史称“皖南事变”。
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竟然混淆是非，甚至污蔑新四军是“叛军”并且取消番号。斯诺第一个站出来仗义执言，以严厉的口吻痛批这种卑劣行径，立即就遭到了政治迫害。他被取消新闻记者的采访资格后，还被驱逐出境，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中国。
回到美国以后，斯诺的处境并不乐观，但依然继续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除了向美国民众宣传以外，他还积极募集军用武器和民用物资，堪称最真挚的国际友人。
1945年8月15日，随着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虽然身处大洋彼岸，但斯诺依然充满了激动之情，他在日记中这样表示:
毛泽东不仅在《论持久战》中预言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更是几乎每次都对日军的重大军事行动有准确预判，做到了补牢于亡羊之前，绸缪于未雨之时。抗日战争的进程，也印证了这位“窑洞里预言家”的非凡洞察力！
经过了三年的解放战争，新中国终于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由于美国政府继续采取对华敌视的政策，使得斯诺的处境举步维艰，很多文章都难以公开发表，只得被迫迁居到瑞士生活。
1960年6月，斯诺接受我国政府的邀请访问北京，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正式访问的美国人。毛主席不仅亲自出面接见，而且还真诚地表示:
你是我的挚友，我从没有骗过你，你也从没有骗过我。
1964年10月底，斯诺以法国《新直言》周刊记者的身份再次访华。当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被视为反华政策彻底失败；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被视为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和核讹诈。
抵达北京后，周总理和邓颖超热情接见并且宴请了斯诺，感谢他多年以来的一贯支持。访问结束前，毛主席再次宴请了他，两个多年的老友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还被拍摄成了一段电视短片。
1968年11月，尼克松击败汉弗莱后成功当选美国总统，迫切需要调整一系列的内政和外交。在自己的就职演说中，他这样公开表示:
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中。
尼克松的就职演说表面上非常含蓄，但实际上却是准备扭转美苏争霸的守势而改变对华态度。为了正面回应他的诉求，我国政府通过《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篇演讲稿，为中美破冰创造条件。
见此情形，尼克松的信心和胆量也越来越大，还在与基辛格的谈话中提到“直接与中国接触的可能性”。从1969年8月开始，他先后委托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我方传话，明确表明了愿意缓和两国关系的态度。
1970年9月底，斯诺第三次受邀访华，并且还有幸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大典，更站在毛主席的身旁。当这张照片被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位置并且附加伟人语录“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时，整个世界都惊呆了！
1971年1月25日，日本作为东道主举办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诚挚邀请中国政府派团参加。借此机会，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推动了一场“乒乓外交”，极大地改善了中美关系，从而实现了以小球影响大球。
看到中美关系出现缓和，远在瑞士的斯诺自然乐见其成，只不过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惊闻此事，毛主席立即派遣国内最强的医疗团队前往救治，还希望将他接到北京的日坛医院。
当中国治疗专家组赶赴瑞士并且经过会诊后，遗憾地发现斯诺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而且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骨瘦嶙峋的他无力地瘫在床上，却执意摘下氧气面罩表示谢意:
感谢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心意，我也知道在中国的土地上将会得到任何国家都得不到的关怀和爱护。但是，我不愿意以一个病人的身份到中国去，我知道中国现在也很困难，所以不愿意添麻烦……。
最终，斯诺留在瑞士当地的医院继续救治，中国的医护人员也留下来看护，驻瑞士大使陈志方多次前来探望。不过，无情的病魔还是夺去了他的生命，于2月15日在睡梦中平静地离世，这天恰巧是中国的农历春节。
在生命的弥留之际，斯诺留给家人一份遗嘱以简单交代自己的后事。其中，还留下了这么一段感人至深的遗言:
我爱中国，死后务必把我的一半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
1972年2月1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斯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会场悬挂着“沉痛悼念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埃德加·斯诺先生”。在现场，周总理这样沉痛地表示:
他说自己爱中国，所以希望死后有一部分可以留在这里，就像他生前时那样。今天，我们齐聚于此，送别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斯诺同志最后一程……。
就在斯诺离世一周和追悼会两天后，尼克松及其夫人所乘坐的“空军一号”终于飞抵北京，成为第一位访华的美国总统，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破冰。斯诺虽然再也看不到了，但所有人都没有忘记他为此所付出的努力。
1973年10月19日，斯诺的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了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这里是他生前最喜欢的地方。当天，周总理和邓颖超等人偕他的生前好友和学生参加了安葬仪式，碑前还摆放着毛主席送的花圈。
1977年，叶剑英元帅来到未名湖畔后，亲自为斯诺撰写了碑铭——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以此纪念这位最真挚的国际友人。对他，毛主席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
当我们被整个世界遗忘的时候，只有斯诺来到这里认识我们，并把这儿的事情告诉外面的世界。所以，我们将永远记住斯诺对中国的巨大帮助！
2009年9月，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由11个部委联合组织开展了“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埃德加·斯诺的名字就赫然在列。看来，历史没有忘记他，人民也没有忘记他！@文史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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