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建清
鲁迅先生的小说《孔乙己》是进入中学语文课本的,他的形象深深地烙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里。鲁迅抓住孔乙己穿长衫而又站着喝酒的特点,以生动简洁的笔触,为读者成功塑造了一个清末下层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在我,每每谈及孔乙己,都能勾起我的回忆,都能想起与《孔乙己》的故事……
45年前,我正在读中学,特别喜欢读鲁迅的作品。记得那时,买的有限的书籍中就有不少鲁迅作品的单行本,比如《朝花夕拾》《呐喊》《彷徨》《且介亭杂文》等这些薄薄的却印刷装帧精美的小册子。我不仅读了这些文章,而且还将一些自认为好的文章抄写下来,以备阅读。在手抄的鲁迅作品中就有《孔乙己》这篇小说。《孔乙己》的篇幅不长,不足三千字,又因其文风别致力透纸背,介入小说与杂文之间,我就尤其喜爱。因此,一有时间,便读起来,而且还是那种学生味十足的高声朗读。时间一长,我竟然差不多能将全文背下来。例如,“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他偷书被人捉住了,还要涨红了脸争辩:“窃书不能算偷……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你知道吗?“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诸如此类的句子耳熟能详,记忆犹新。正因为如此,埋下了“祸根”。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看到《羊城晚报》娱乐版刊登了一位京城教授的文章,直指当下电影太没有文化,没有人愿意看。初学杂文的我,路见不平一声吼,于是写下了《“太文化”的折磨》,意思是说电影是大众娱乐产品,“太”文化了反而是对观众的一种折磨。实际上,就是跟教授唱了一出对台戏,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抬杠。文章写得不长,也没有多少电影理论语境,只是一个观众对观赏电影的表达。但要命的是,文字里竟然鬼使神差地使用了孔乙己的“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以此讽刺那位教授的“太文化”。这下可戳了马蜂窝。先是《羊城晚报》刊登了华君武的文章,他建议这样不讲理的文章,报纸最好不要刊登。华君武是名人大腕,他的言论一出,报纸纷纷转载编发。不久,读书圈里很有名气的《随笔》,刊发了署名余老樵的随笔《谩骂教授的背后》。这篇洋洋洒洒几千字的评论,篇幅堪比《孔乙己》,着着实实将我奚落了一通。其实,我知道,我哪里对教授有什么恶意,只是多读了几遍《孔乙己》之后卖弄一点上面的只言片语而已。
鲁迅说过的话,他批评过的事,过去存在,今天依然存在,将来恐怕也不会过时。这就是鲁迅思想的深刻、文字的魅力。说老实话,不管别人怎么说,鲁迅的作品还是我的最爱。
若干年前,我曾去过鲁迅的家乡绍兴,专门寻找鲁迅笔下的故乡,从三味书屋到百草园,从故居到咸亨酒店,看了个遍。当我踏进咸亨酒店时,那个穿长衫而又站着喝酒的孔乙己是那样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不由得脱口而出:“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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