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村民（一）

远去的村民

刘向军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老家度过的，那时候它的完整名字叫“山西省平陆县张店公社前滩村”。今天，“张店公社”的名字早已改成了“张店镇”，而“前滩村”的名字近年也被取消了，它与后滩村合并称作“滩里村”。

家乡地名的变化尚且如此之大，父老乡亲的变化可就更大了。

少年时读“录鬼簿”这个词，觉得很有意思，钟嗣成把已死的人记在书中，又把一些未死的人也记在书中——在钟嗣成看来早死和晚死没有本质的区别，归入“录鬼簿”可矣。钟嗣成这种彻底的唯物精神震撼了少年的我，但我觉得还是不妥，未死之人终究是不能盖棺定论的吧。

我在十一二岁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离开了乡村，事实上是永久地离开了乡村。从那以后每年也回村子里去，但都是象征性地待几天或者不过待一会。

不觉，离开故乡已经40多年了，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尤其是这两年来，每年都要听到村子里父老乡亲死亡的消息，好像死亡是在扎堆地发生一样。儿时，我也知道人是会死的，但没有想到像现在这样村子里年年有人死，而且年年不止一个人死。这使我不禁感慨青年时所读的白居易的诗句“耳畔频闻故人死，眼前但见少年多”，这样的情形今天一样地发生在了我的身上。

远去的村民们都去了哪里？我再也见不到他们，永远也唤不回他们了，但是在我的记忆里，还留有他们或多或少的痕迹。我不能像钟嗣成那样以“录鬼”的名称来记述他们，但在追随他们远行之前，我且把那些依稀的痕迹记录下来，作为乡村永久的记忆。

一、丁圆圆

圆圆是我家老院南边紧挨的邻居家的孩子。虽然他比我小三四岁，但是我们却常常在一起玩，因为我们两家实在是太近了，事实上我们院子南边窑洞的底部就开了一个地道，钻过狭窄的地道就可以进到他们的院子里。我们也确实不止一次在那个地道里钻来钻去。

圆圆有一双又黑又圆的眼睛，有一张圆圆的总是挂着乐呵呵笑容的脸。虽然他们家比我们家还要穷许多，但是他的快乐总是那么多。

有一次他神秘兮兮地让我看一样东西，一把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那种匕首。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的，只是很羡慕他。

大约在我12岁那年的秋天，已经在县城育红小学读五年级的我，一天中午正和父亲、二哥一起准备吃午饭，忽然听才从张店下来的二哥说“圆圆死了”。我吃了一惊，吓了一跳，但又故作镇静地问怎么死了。听二哥语焉不详地说圆圆似乎是得了脑膜炎一类的急性病，救治不及时就死掉了。

我独自难过了好几天，像死掉了亲爱的弟弟一样，但我无处诉说。

记忆中，圆圆是第一个和我年龄相仿而夭折的人。

二、月璐婶

月璐婶是圆圆的妈妈，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她的名字也不知道是哪两个字。但我的记忆里确切地留有几十年前她的影子。

大约就是圆圆死后的一两年吧，月璐婶也死掉了。她的死因是因为流产后下体伤口发炎，没钱救治，越拖越重，不治而亡。

月璐婶的死对我的母亲打击极大。因为我们两家住得极近，母亲和月璐婶形同无话不谈的亲姐妹。我亲耳听母亲讲，月璐婶在病重的时候曾经脱下裤子让她看自己那肿大、变形、发紫的下体。月璐婶病逝后，母亲伤心过度，心神不宁，只好让外婆从岭峤村上来陪她住了一段时间。

我不记得儿时的我和月璐婶有什么直接的交往，只记得不止一次在吃午饭的时候她让自己的女儿伟串端着一个小碟子来我家借盐吃，只记得月璐婶好看的圆脸盘，忽闪的大眼睛，连说带笑的清脆的嗓音。

三、记学叔

记学叔是月璐婶的丈夫。他们两口子是感情极为深厚的贫贱夫妻。月璐婶死后，记学叔痛苦得简直发了疯。他拼命地给村子里打土坯，通过沉重的劳动来折磨自己，麻醉自己。在劳作的过程中，他时常独自泪流满面地仰天吼唱秦腔，以此来排解郁闷情绪。

后来，记学叔离开了我们的村子去了陕西渭南定居。连续有几年，每年过年的时候他就从渭南又回到我们前滩村，而他回到前滩村是一定要看望我的父母。

“大哥！大嫂！”他一走到我们院子里就亮着大嗓门在院子里喊。正在窑洞里的我们，不只是父母，就连我也能从那熟悉的嗓音里知道是记学叔来了。

后来，他在渭南的日子也不如意；又后来，听说他似乎得了抑郁症兼老年痴，郁郁而终。

四、王星林

王星林是我的爷爷级别的邻居。他独身住在我和圆圆家中间的那半孔破窑洞里。

这个又穷又脏、极其邋遢的五保户老光棍汉，常常趿拉着鞋，端着一根短小的旱烟管到我家院子西窑和我的爷爷聊天。我去爷爷住的西窑玩耍的时候常常遇到他。他说起话来慢慢吞吞、哼哼唧唧地，鼻子似乎总是不通。然而他是爷爷聊天的伙伴，两个老头就那样一人端着一根旱烟管，有一句没一句地瞎聊。——村子里没有什么人看得起这个老头，连小小的我也不例外。

我不记得和王星林老汉说过什么话，虽然我们经常见面，但彼此都是对方熟悉而陌生的过客。

但有一件事我和他有过交集。那是因为有一次他骚扰了邻居的一个小女孩，三四岁的我被村干部带去作证。童言无欺，我的话就成了他挨批评的证据。

他后来是什么时候死的，是穷死的还是病死的，我却全然不知。

五、马正吉

马正吉是我家老院北侧邻院的一个老头，比我的爷爷年龄稍大一点。

他是一个中等身材、身体魁梧的老头，说起话来嗓门很大。我小的时候对这个老头挺感兴趣，因为据说他曾给日本人做过翻译官。但是爷爷告诉我，他并没有做过什么翻译官，只是会几句日语。

这个老头子也经常从他们家过来到我爷爷住的窑洞里，所以我也常常在那里看到我的爷爷和马正吉、王星林三个老头在一起瞎聊。

马老爷子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他的字像他的形体一样，饱满浑厚，想来也是练过颜体字吧。儿时，每到过年的时候，村子里总有一些人从村子北头看到村子南头，比较各家的对联，看哪家写得好，而马老爷子家的对联一定是大家评点的对象。

有一次，马老爷子的一个儿媳妇和他在村子中间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最终两个人还厮打了起来。马老爷子因为男人先天的弱点而吃了儿媳妇的亏，这让我和大人们一起对马正吉这个老头子感到好笑，而我心里同时又挺为他感到委屈。

后来，忽然有一段，马老爷子不再到我家院子里找爷爷聊天了。原来，两个老头子不知因为什么事闹了别扭，居然就互相不再理睬了。大约一直到他们去世，他们也没有再像以前那么亲近了。

1991年秋，我的爷爷在88岁的高龄去世了，马正吉就成了我们村子里年龄最大的老头。村民们私下里说：刘家老头走了，马家这个老头也快了。果然，第二年，马正吉老爷子也走了。

六、有娃叔

有娃叔是马正吉老爷子的长子。他有一个儿子叫马建平，和我是小学时的同班同学，我们两家又是邻居，因此我也时常到马家的院子里玩，也就常常会碰见笑眯眯地、脖子上挂着一个旱烟袋的有娃叔。

有娃叔在农村里最擅长的活是赶大车和养牲畜。他是我们生产队里多年的饲养员。

有一年，大约是我六七岁的那一年，总之生产队还没有解散的时候，我和几个小伙伴到西大场上玩耍，忽然看见从来没有和我说过话的有娃叔对着我喊：“来！来看鱼吧！”

“鱼？鱼在哪里？”我欣喜好奇地问。

他用手指指前边不远的圈牲畜的地坑。我跑过去再三看了看：“哪里有鱼啊？”

“这不是鱼！”他用手指着其中的一头毛驴开心地笑了起来。我这才知道他是在逗我们玩儿。

记忆中我和有娃叔就有这一次交往。他在何时去世，我不清楚。

七、凤贤婶

凤贤婶是有娃叔的女人。她是一个矮而结实的农村妇女。她说起话来语速比较快，而且喜欢在句尾拖一点长音。

有一次，村子里来了一辆收肥猪的大汽车。凤贤婶看着车厢里的大肥猪感慨地对我的母亲说：“好爷哩！我还不如猪呢！我这一辈子连汽车还没有坐过呢！”

听母亲给我转述了凤贤婶的话后，我心里又好笑又难过。我不知道这个养育了几个儿女的普通的农村妇女在去世前是否坐过一次汽车或者火车。

八、田娃叔

田娃叔是有娃叔的兄弟，马正吉老爷子的次子。在我儿时，田娃叔也住在我家老院北边的邻院——后院住的是有娃叔，前院住的是田娃叔。

那时候，田娃叔在公社里干什么工作，脑子活，人脉广，他们的家境比较好，那时的田娃叔朝气蓬勃，意气风发。

有一次，儿时的我亲眼看见田娃叔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从村子中间老电磨院北边那条又陡又长的坡道上骑了下去。那时全村也没有几辆自行车，那一幕，让我对田娃叔又羡慕又敬佩。

后来，我家在西场上下了新的地坑院，不久，田娃叔也搬过来和我们重新做了邻居。不过，他们家建的是更高档的平房。我们两家离得很近，中间只隔一条一米多宽的小路，两家也因此更加亲近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有好多个暑假的夜晚，我和不少村民们一起聚集在田娃叔的院子里，看全村里唯一的彩色电视。

平房的缺点就是夏天特别热。有一年的夏天特别酷热，平房里热得像着了火，而我们一家睡在地坑院的窑洞里却舒服得很。田娃叔很是羡慕我们，一天中午，他没有跟我们打招呼，自己拎了一页凉席铺在我们洞坡拐弯处——又凉快又通风的地方——就躺在那里睡午觉。

田娃叔也是我爸的老学生，但他从来不喊“刘老师”，而是按照村子里的习惯喊我的老爸作“大哥”，喊我的老妈作“大嫂”。

2016年夏天，我的母亲患肺癌去世了。不久，我们听说田娃叔也发现肺部有问题。我们曾私下的给田娃叔的女儿霞霞推荐我的母亲曾经服用过的靶向药物“易瑞莎”，但是这种药物对田娃叔没有什么效果。最终，田娃叔也因肺癌去世了。

九、董小二

董小二应该比我爷爷的年龄还要再大一些，他家在田娃叔家北边的那个院子。

我儿时的记忆中，董小二老爷子只有一点模糊的印象：长圆脸，挽着两只裤腿，一手拄着一把铁锨，站着给社员讲话。

他好像是队长或者村子里的支书，是一个坚定的彻底的共产党员。他没有文化，但他坚信共产主义很快就要实现，他几乎每天开会时都给社员们重复那几句话：“磨面不用推，种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加油干！共产主义很快就实现啦！”

董小二老爷子去世的那一年大约我八九岁，老师组织我们小学生走到村南头叫做小沟的那条东西路北侧靠地根的他的坟头前参加村子里组织的追悼会，我们和社员们一起向这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者致敬，送他远行。

十、孟选叔

孟选叔也姓刘，似乎我们两家也确实还有一些什么亲戚关系。但并非因为这个缘故我对孟选叔留有很好的印象，在儿时的我看来，实在是因为孟选叔的正直、善良和热心。

儿时，连续有好几年每到过年的时候我们家的粮食就不够吃了。父亲找到在村子里做仓库保管员的孟选叔，让我们借一点麦子或者玉米。有几次是我跟着去，用小推车把借来的粮食推回家。能让我们一家吃饱饭过年，这让儿时的我对孟选叔也心怀感激。

印象中的孟选叔个子高，眼睛瞪得大大的，说话的嗓音有些低沉，走起路来速度挺快。孟选叔的妻子是一个说话不多、性情和善的女人，但我不记得和她有过什么交往。

他们这老两口什么时候去世的，我不知道。他们的儿子刘运平和我们兄弟几人是很好的弟兄。刘运平的女儿上高中的时候又是我的学生。生命就这样奇妙地交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