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刊及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读书会速记
编译：书评增刊以往编辑及日京川
纸城小报：女性，永远无法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但她们以自己的认知和选择可以毁灭这个世界，或者说，她们既然可以毁灭这个世界，她们也可以重塑另外一种真实。 这种真实是本来就存在的真实，现实世界的真实，这远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并且精致。
写作于我已不止是谋生的简单途径，
每一个神话都是真相的另一个版本，
依我看来，爱上一种理论是不可能的事。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阿特伍德，摄于1984年
“世人将藉由我的声音知道我”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身穿橘色迷你裙，摄于1967年，在其诗集循环游戏获得总督文学奖后。
在一次早期访谈中，当阿特伍德被问及为何在她的作品中，有那么多女 “被害者”时，她曾回答：我没发现除我以外有人对这些事儿感兴趣。
我给你讲个故事：我女儿小的时候，和她的小朋友玩过家家。开头是两个角色在吃早餐。她们有橙汁和玉米片，然后她们把牛奶倒进玉米片里，她们还有茶叶、咖啡，然后她们拿了更多的橙汁还有玉米片和烤面包，然后她们把果酱涂在烤面包上。我在一边看着，我问，这个游戏还有别的剧情吗？ 答案是：没有。
有些事情正在发生。坏事也会发生在好人的身上——一个挺不错的人被鲨鱼咬成了两半或者被地震压得粉碎，又或者她们的丈夫离开了。
也可能狡猾的人或者肤浅的人陷入麻烦或者给他人制造麻烦。要是有人想读好人有好报的小说， 我推荐塞缪尔· 理查森的《查尔斯· 格兰森先生的历史》（The History of sir Charles Grandison）。我觉得我可能是有史以来唯一真正读完这本书的人。
阿特伍德曾援引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诗句说，命运将留给我声音，世人将藉由我的声音知道我。她尝试各种门类的写作，不过是想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阿特伍德笔下的女性“受害者”
口述：走走（收获杂志编辑）
由上海译文出版社相继发表的《跳舞女郎》、《别名格蕾丝》和《洪水之年》三部小说分别代表了阿特伍德笔下的女性作为受害者的三个阶段。
受害者心态第一层是不承认自己受到伤害。《跳舞女郎》里面有很多女性受到伤害，疯癫了，被丈夫的抛弃，怎样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跳舞女郎》[加拿大]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著 钱思文/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年3月
第二阶段，受害者承认自己受到伤害，但是认为是天注定的。《别名格蕾丝》中有一种宿命论的东西，里面有一些细节，其中一个年长的玛丽，是女仆，这个玛丽一直跟格蕾丝说女性要保持重镇，保持纯洁，否则你不会幸福。她自己跟少爷怀孕，流产的时候就去世了，很悲惨的命运。里面不断讲到她们当时玩儿一个游戏，削苹果皮往后面扔，看形成的字母形状判定你会嫁给谁，里面会不断出现格雷丝会嫁给一个J开头的人。
《别名格蕾丝》[加拿大]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著 梅江海文/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年2月
第三层是受害者承认自己受害，但是觉得自己可以避免伤害。这个就是《洪水之年》里面两个女性主人公，一个瑞恩，一个托比，其中瑞恩的角色，后来选择做了一个色情服务业的女孩，最终锁在安全屋里面。托比是代表了受害者的最高的境界，即我要创造性的让自己成为非受害者。所以《洪水之年》其实完全是以女性为叙述主体的小说，里面讲到她们从安全屋里逃出来，走进了丛林，丛林意味着杀机，也意味着生机，接受了所有的命运，最后她们救了别人也救了自己。
《洪水之年》[加拿大]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著 陈晓菲/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年3月
很多时候，女性小说中天然的煽情，不节制，某种脆弱，是会让人觉得矫揉造作，不耐烦的。但是阿特伍德在这方面体现出了反女性小说风格的一面，她其实是在以非常男性化的叙述方式-节制、冷静，几乎是一种保持客观的距离观察她的人物。
下面就让我们来走近这位加拿大文学女王的成长历程，或许阿特伍德本人的成长经历对解读她的小说大有裨益。
童年·荒野生活
魁北克北部, 1942年, 幼年玛格丽特再看父亲生火。
玛格丽特·埃莉诺·阿特伍德（Margaret Eleanor Atwood）于1939年11月18日出生在加拿大渥太华，在家里三个孩子中行二。作为家中的第一个女孩，阿特伍德被以母亲的名字命名，为了便于区分，从小到大阿特伍德的家人和朋友总是叫她“Peggy”，她总是声称自己从不喜欢这个平淡无奇的称呼。
Peggy的父亲，卡尔·埃德蒙·阿特伍德（Carl Edmund Atwood），一位昆虫学家，长年受政府雇佣运营一个森林昆虫研究站。为了这项工作，阿特伍德全家每年有大半的时间不得不待在加拿大安大略和魁北克北部的荒野中，以至于年幼的Peggy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居然没条件接受正式的全日制教育。
玛格丽特，1947年
就这样，加拿大北部荒凉的原野永久进驻了Peggy的心灵，并在日后对加拿大文学产生了远远超出人们料想的影响。也是在这片荒野之中，像所有早慧的孩子一样，5岁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
从矛盾的童年时代到困惑的少年岁月，对Peggy来说，从未改变过的，是她对文字和阅读的渴望，她吞噬一切能搞到手的带字的东西：格林童话、福尔摩斯、史蒂文森、爱·伦坡、福克纳、梅尔维尔、各种漫画书，直到遇到简·奥斯汀——这是她第一次接触到一位对自己深具影响的女性作家。
玛格丽特，和哥哥Harold，妹妹Ruth，1952年
1955年，Peggy16岁了。她已经习惯了学校和高中生活。某一天， 她像往常一样， 一边在脑海里秘密的构思着诗句， 一边步行回家。在穿过足球场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意识到，自己一生中唯一想做的事就是写作。
玛格丽特与哥哥和妹妹， 1954年
她立刻向众人宣布， 自己想成为一名作家。大家都以为她疯了，尤其她是身为科学家的父母。在那时的加拿大，正常人是不会做出这种选择的。当时， 最广为人知的加拿大作家是斯蒂芬·李科克（Stephen Leacock，著名幽默作家）。
青年·诗人梦想
19岁的玛格丽特，摄于尼亚加拉大瀑布
20世纪60年代的加拿大，作家是不能算作职业的。为了养活自己的写作梦，阿特伍德做好了包括长期打零工在内种种迫不得已的打算。
21岁时，阿特伍德自行“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歌集，当时一共印制了200本，阿特伍德以每本50美分的价格出售这本小册子。现在，在北美的各种书展上，这本诗集的售价以大约1800美元起跳。
然而，年轻的阿特伍德最终还是得面对那个问题——做一名诗人是没法养活自己的，坚持写作梦有可能会使她饿死在自己居住的小阁楼里。好在诺思罗普·弗伸出了援手，她得到了去哈佛深造的机会。虽然，离开加拿大和去到哈佛带给阿特伍德的影响不那么符合人们通常会有的想象，但是她却从未忘怀自己收到录取通知书时的激动心情。
玛格丽特，1966年
整个20世纪60年代，阿特伍德都在不知疲倦地写着，她的诗歌是成功的。1966年她的诗集《圆圈游戏》（The Circle Game）出版，并一举获得当年的加拿大总督奖——这是加拿大本土颁发的最高的文学奖项。
得知获奖消息时，阿特伍德人在哈佛，她的衣柜里连件适合应付颁奖的衣服都没有，于是和她同住的姑娘们只好这个帮她弄头发，那个帮她借裙子，最后她们还逼着她买了一双新鞋，当时正值双十年华的阿特伍德，居然只有一双休闲鞋——后来好心的姑娘们趁她不在帮她烧了。
而立·小说之路
玛格丽特，摄于蒙特利尔, 1967年
阿特伍德是聪慧的，但不是天才；她勤勉、够用功，却也未到常人难以望其项背的程度；但是天赋和际遇，造就了她绝不寻常的灵魂。这是注定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生来就该成为一名小说家。
1967年，她和在哈佛遇到的美国作家吉姆·波尔克（Jim Polk）结婚。婚后，也许是为了更好的投入创作，阿特伍德放弃了哈佛的博士学位，回到加拿大，回到多伦多，轮换着在多所高校中执教，同时寻找机会出版小说。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CBC电台与唐哈伦谈话，1978年。
二十世纪60年代，当阿特伍德开始写作的时候，加拿大处在一种令人绝望的文化落后中。在哈佛求学期间，阿特伍德对“文化忽视”有了更深的感受。在她接触的美国人里，除了带来坏天气之外，加拿大是不存在的。由于某种自卑心理的作祟，加拿大原本独特的民族传统和民族个性被根深蒂固的殖民地身份和心态侵吞殆尽。
《可以吃的女人》、《浮现》和《生存》相继出版后，阿特伍德的作品受到了高度关注和赞扬。她的作品不仅流行， 而且为作者赢得了尊重。与此同时， 阿特伍德也不得不应付随之而来的敌意和嫉妒，最麻烦的是一些被她作品中隐含的女权主义触犯到的人。对此，阿特伍德这样答复：“不是我创造了女权主义，也不是女权主义创造了我。”她宣称，即使《可以吃的女人》实际上是“原女权主义”的，但她所有的小说从未刻意描写政治或宣扬女权。虽然她承认，对于女权主义她“抱有同情”。
玛格丽特，摄于1981年，刊登于加拿大女性杂志上，摄影：Gordon Hay
32岁的阿特伍德迎来了真正的成功——直至今日这份成功仍在继续。她实现了自己当初的想法，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全职作家。
加冕·“布克”权杖
玛格丽特和多莉·帕顿，获得杂志奖女士， 1986年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阿特伍德无疑是加拿大最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了。
莫扎特曾经说过，旅行能带给音乐家幸运。对于作家来说，旅行更多意味着灵感。
阿特伍德曾在1980年造访西印度群岛，根据在当地听到的故事创作了小说《肉体伤害》（BodilyHarm）。
玛格丽特与第二任丈夫小说家格雷姆·吉布森，摄于多伦多唐人街的房子前，1980年。
《肉体伤害》出版了十几年后，阿特伍德在苏黎世参加一次图书推广活动，某一天，她望着酒店的窗口，觉得自己正被莫名的窥视着。这种窥视和被窥视触动了她，于是她到桌前坐下来，用酒店的信纸完成了《别名格雷丝》（A l i a sGrace）的最初构思。
玛格丽特，1981年
《别名格雷丝》脱胎于加拿大最有名的刑事案件。那是一桩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的罪案，16岁的女佣被控谋杀了雇主和他的情妇，并被判定有罪。
《别名格雷斯》的女主人公格雷斯·马克斯生于爱尔兰，随家人移民加拿大，从十几岁开始在富人家帮佣，她过着从一个家庭转移到另一个的帮佣生活。命运于她像风中的芦苇，摇摆不定。对于那个时代和格雷丝同样出身的帮佣而言，生活的支柱是在一个家庭里长久地呆下去——直到建立自己的家庭，然后开始受另一种形式支配。格雷丝的命运却在她来到一个新的家庭时悄悄向另一个方向扭转着。
《别名格雷丝》不是一部犯罪小说，阿特伍德着墨于格雷斯自认有罪之后。有些人坚持格雷丝“清白无辜”，为此不停止地抗争，专门派了一个精神病医师来调查格雷丝的案子，寻找能够证明她无罪的病理证据。接下这个烫手山芋的年轻医生，以为格雷丝一案是自己的机遇，如果他能成功地为格雷丝翻案，他定能在学界名声大振。他开始运用自己无懈可击的专业知识，克服一个又一个障碍，为最终实现自己作为一个医生兼挑战者的目标——帮助格雷丝恢复她失去的记忆，从而断定她是不是真的有罪，抑或另一名同犯案才是真正的主谋。
《别名格雷丝》中的地理描写与现实世界是一致的。那时，还没人把加拿大背景下的小说当回事儿，在阿特伍德笔下，多伦多的道路、沟壑、桥梁全都清晰可识。凭借《别名格雷丝》阿特伍德第三次入选布克奖名单，并再一次落选。直到四年之后，2000年，她的《盲刺客》第四次入选。
《盲刺客》是一部结构复杂奇巧、故事里套故事的小说。小说有两个女主人公，一开始其中一个就在车祸中死去；活下来的一个只能孤独的任凭往事湮没。“盲刺客”是死去的妹妹生前写的故事，描述了在动荡的二十世纪30年代，一个富家小姐和一个在逃的穷小伙子的恋情，这对恋人想象出一个发生在另一个星球的故事。
有很多人认为《盲刺客》并不是阿特伍德最好的小说。据说，最终评选时，布克奖评委小组5位成员的决定也不一致，但是，最终他们达成共识——在《盲刺客》之前，阿特伍德曾三次入选布克奖最终名单（1986年《使女的故事》、1988年《猫眼》（Cat's Eye）、1996年《别名格雷斯》）。
最终， 评委决定为加拿大文学的无冕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加冕”。布克奖的“加冕辞”（授奖辞）是这样说的：《盲刺客》视野宽广，结构精彩并富于戏剧性。书中的感情纠葛描写丰富多彩。作者阿特伍德以诗意化的笔触，描写了生活细节和人物心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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