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苏
2014年的3月中旬母亲就住院了，到了28日早上，我正在家晒粮食，忽然接到二弟的电话，说医生告诉他母亲的病很不好，看下步怎么办。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上，浑身热喇喇向外冒汗，愣愣地站在那里脑子里嗡嗡作响。当父亲问我怎么回事时，我才回过神来说 ：“让我到县里去一趟。”
母亲坐在病床上，还是和往常一样笑着问我怎么也来了，我说下来看看。
随后我就和向力带着片子按冯伟介绍的医生先到了三门峡黄河医院，又到了三门峡医院，但都说不准，唯一的办法是要从肺部取样。但要取样必须住院，于是我们就把母亲转到了三门峡黄河医院。
住进黄河医院几天后，是敏霞陪着母亲走进手术室取样的。我在门外焦急的等待着，半个多小时后，母亲在敏霞的搀扶下出来了，母亲的脸色显得腊黄而疲惫，人的精神状态很衰弱，我们一起把母亲送回病房。黄河医院从样片中没有发现异形细胞。我提出拿另一个样片到西安再看看，他们同意了。
我到了西安，在凡凡的引领下，又通过凡凡在工作的同学郑芬芳的帮助，很快第二天就拿到了化验单。但是化验结果和三门峡的一样。
当我又回到三门峡时，看到母亲的身体还不如刚入院的时候那样有精神，医生说这是由于取片的原因，需要恢复。而在三门峡住院的治疗办法就是输液消炎，由于母亲长时间的输液，手上已经扎得不能再扎了，医生就把针扎在脚脖子上输。同时由于母亲的身体弱，液体温度低，输液后咳嗽加重。就这样住了将近一个多月的医院，也没有什么效果，在4月30日医生让出院了。
到了5月1日下午，母亲突然病情发作，大口喘气，咳嗽很厉害，脸色极为难看，人也缩成了一团。那天刚好向军、代芳、永杰都在，全家人都很着急，怎么办，去哪个医院？全家人都在想办法。代芳、向军通过焦红莲联系到焦安国办的医院后，我们决定把母亲从地窨院背上来然后坐车。在情急之下，向军用家里的一把竹椅让母亲坐上，一个人从地窨院的洞坡把母亲端着就上来了，永杰开着车就向运城方向急速驶去。
我和老父亲两人在家焦急地等着，等着母亲好转的消息。
太阳快要下山了，我在崖场上走来走去，我知道，一入医院要检查化验，然后制定治疗方案需要一段时间，同时心中也做着最坏的打算。过了一会，代芳打来电话说母亲的咳嗽基本止住，不再大口喘气了，我才略微放了心。
运城也没有好的治疗办法，要求从食补开始加强营养，增强抵抗力，因此向军又买了台打浆机，按照医院的要求，买来各种豆类、水果类食物，然后把这些东西打成熟浆喝下去。在运城住了一段时间医院，母亲的精神有所好转，咳嗽也减轻了许多，二十多天后母亲就出院了。但我心里清楚没有找到病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母亲回来后，天也渐渐热了，母亲就住在上边房里。这期间主要是我来照管。尽管我每天给她打豆浆，打果汁，泼鸡蛋和蛋白粉加强营养，但见效甚微，往往咳嗽起来一声接一声，人在消瘦，饭量在减小。有时，母亲也勉强帮我在院里剥玉米，拣豆子，有时还扫扫院子。她还经常提着她那提了一辈子的竹篮子在窑洞崖场这里拔拔草，那里收拾收拾烂叶子，总是不想让自己停下来。
7月份，经过向军的联系，我们决定带母亲去一次西安，让的专家们亲自检查一次，看看病因到底在那里，以做到有的放矢。
到西安后，凡凡去车站接，并联系好了住处。同时，我们又联系郑芬芳找大夫。因母亲的年龄大了，不能采用三门峡那种取样办法检查，医生建议用连续两天的痰液来检查。郑芬芳这几天除了她的工作外基本上是陪着我们跑前跑后，挂号，推轮椅，在医院的楼里跑上跑下，想各种办法找到了几个科室几个专家看片子，想在最短的时间里确诊。
到了第三天早上，医生通过分析判断出了结果：肺癌。但由于母亲年龄的原因，不敢给她做手术，也不能化疗，只能进行保守治疗。
看到那样的结果，我身上一点劲也没有了，软绵绵地坐在椅子上，我觉得整个人都飘在空中，感到整个世界都在旋转。
这天下午，我和向军、凡凡带着母亲想让她到西交大校园里看看，因为这里是我们家走进去两个学子的地方，母亲先前身体健康时曾经到过西交大的校园走过一次，西交大在她的心中也算熟悉的地方了。
向军和凡凡搀扶着母亲走上了进入交大东南门的跨街道大桥，我在后面紧跟着。母亲站在大桥上，看着这喧哗的大都市，看着这川流不息的人海，看着这五颜六色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各种建筑物，脸上微微泛起笑容。
我能听到母亲微微的喘气声，在交大浓密的梧桐树下，母亲走十几米就要坐下来歇一歇。我望着母亲那有点摇晃的身躯，一股酸楚涌上心头：老妈呀，你真的就要走了吗？在我儿时，你牵着我的手走过的小路只有咱俩知道，关于我儿时的故事你知道的最多，在外几十年来每次回家总是听你说那说不完的乡里乡亲的趣闻轶事，家里的柴米油盐、犄角旮旯的物什只有你最清楚……此刻，我深深感到自己是母亲放飞的风筝，生命的源头就牵在母亲的手里，如今母亲这紧抓着线头的手有点松了，我真怕母亲一松手，我那飘在空中的心无处着落。
从西安回来后，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喝了不少中药，但止不住老妈的咳嗽。后来向军和代芳听别人说郑州有个人卖的药能控制病情，每盒药价格1800元。第一盒药拿回来后，第一粒下去半个小时后母亲的咳嗽就明显减轻。当第二盒药买回来后已是十月份了，刚好刘辉从北京回来，他看了看盒子上的英文字母，说这药是从印度过来的，他的朋友在印度工作，同样的药要便宜很多，就这样，后续的药都是刘辉朋友从印度寄来的。
但这种药的副作用很大，母亲常常出现拉肚子、身上发痒、眼睛流泪的现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也只能采用蒸苹果、买眼药、抹止痒膏的办法，哪里有毛病就治哪里。然而我心里很清楚，这种治法只能延缓不能治愈。
2015年，母亲总想坐坐飞机，但是我们心里怕出问题，就一直以各种理由说服母亲不让她坐。到了9月份，在我们的商量下，同意向力带老母亲去北京看看，随同去的还有三舅，因三舅也是一辈子没出过门，从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
母亲在北京住了几天，看望了住在北京多年的二舅，看到了天安门广场，上天安门城楼看了车流如注的长安大街，又到鸟巢看了中国这座奇特的建筑物。最让母亲高兴的是她看到了出生刚42天的重孙刘政年。当母亲抱起睡梦中的刘政年时，母亲喜悦的眼神在小年年的脸上停留了很久、很久，她脸上的笑容很阳光、很灿烂，她终于满足了四世同堂的心愿。
2016年，母亲的病又反复发作了好几次，主要症状是咳嗽上不来气。我们买了氧气袋，借来了氧气瓶，买来了小型制氧机，我们多么希望上天能开开恩延长母亲的生命。
2016年阴历6月17日，母亲的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了这一天。她走了，静静地、悄悄地走了……
因母亲一生信基督教近四十年，按照基督教的习俗，三天后我们安葬了母亲。
安葬了母亲的当天晚上，家里很静，这是母亲陪伴我60年来第一个没有母亲在身旁的晚上。我百感交集，几天来由于为办母亲的后事，我的精力主要放在了人来客往上，我也常常告诫自已：要挺住，一定要挺住，我是事主，不要在众人面前显得过于悲伤而影响来吊唁和帮忙人的情绪。
悲痛的情感在我心中翻涌憋涨，我一个人又来到了母亲的坟前。我躺在母亲的坟脚下，我哭喊，对着天哭喊，对着地哭喊，对着母亲的坟哭喊，哭喊了两个多小时，把心中那些思念和悲伤全都倾泄在母亲坟前。
细细弯弯的月牙从东边的山峰上冒了出来，黑黝黝的天空中星星眨着眼睛在看着我，大地上回荡着我的哭声，路边的大树低下了沉重的头,于是，月亮哭了，星星也哭了……
2019年3月15日，于侯马
后记：在母亲病的日子里，我们全家人出主意想办法，都在极力通过各种手段来延缓母亲的生命；在母亲病重期间，几个媳妇、姑娘、孙女，还有淑云，都来到病床前喂水喂饭，精心照顾守护着母亲；在办理母亲的后事中，全家人又齐心协力共同操办，尤其是国峰承揽了全部后勤饭菜事宜，同时还有我的朋友杨智勇及其他亲戚朋友都给予了大力帮助，在此我表示深深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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