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苏
2014年的3月中旬母亲就住院了,到了28日早上,我正在家晒粮食,忽然接到二弟的电话,说医生告诉他母亲的病很不好,看下步怎么办。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上,浑身热喇喇向外冒汗,愣愣地站在那里脑子里嗡嗡作响。当父亲问我怎么回事时,我才回过神来说 :“让我到县里去一趟。”
母亲坐在病床上,还是和往常一样笑着问我怎么也来了,我说下来看看。
随后我就和向力带着片子按冯伟介绍的医生先到了三门峡黄河医院,又到了三门峡医院,但都说不准,唯一的办法是要从肺部取样。但要取样必须住院,于是我们就把母亲转到了三门峡黄河医院。
住进黄河医院几天后,是敏霞陪着母亲走进手术室取样的。我在门外焦急的等待着,半个多小时后,母亲在敏霞的搀扶下出来了,母亲的脸色显得腊黄而疲惫,人的精神状态很衰弱,我们一起把母亲送回病房。黄河医院从样片中没有发现异形细胞。我提出拿另一个样片到西安再看看,他们同意了。
我到了西安,在凡凡的引领下,又通过凡凡在工作的同学郑芬芳的帮助,很快第二天就拿到了化验单。但是化验结果和三门峡的一样。
当我又回到三门峡时,看到母亲的身体还不如刚入院的时候那样有精神,医生说这是由于取片的原因,需要恢复。而在三门峡住院的治疗办法就是输液消炎,由于母亲长时间的输液,手上已经扎得不能再扎了,医生就把针扎在脚脖子上输。同时由于母亲的身体弱,液体温度低,输液后咳嗽加重。就这样住了将近一个多月的医院,也没有什么效果,在4月30日医生让出院了。
到了5月1日下午,母亲突然病情发作,大口喘气,咳嗽很厉害,脸色极为难看,人也缩成了一团。那天刚好向军、代芳、永杰都在,全家人都很着急,怎么办,去哪个医院?全家人都在想办法。代芳、向军通过焦红莲联系到焦安国办的医院后,我们决定把母亲从地窨院背上来然后坐车。在情急之下,向军用家里的一把竹椅让母亲坐上,一个人从地窨院的洞坡把母亲端着就上来了,永杰开着车就向运城方向急速驶去。
我和老父亲两人在家焦急地等着,等着母亲好转的消息。
太阳快要下山了,我在崖场上走来走去,我知道,一入医院要检查化验,然后制定治疗方案需要一段时间,同时心中也做着最坏的打算。过了一会,代芳打来电话说母亲的咳嗽基本止住,不再大口喘气了,我才略微放了心。
运城也没有好的治疗办法,要求从食补开始加强营养,增强抵抗力,因此向军又买了台打浆机,按照医院的要求,买来各种豆类、水果类食物,然后把这些东西打成熟浆喝下去。在运城住了一段时间医院,母亲的精神有所好转,咳嗽也减轻了许多,二十多天后母亲就出院了。但我心里清楚没有找到病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母亲回来后,天也渐渐热了,母亲就住在上边房里。这期间主要是我来照管。尽管我每天给她打豆浆,打果汁,泼鸡蛋和蛋白粉加强营养,但见效甚微,往往咳嗽起来一声接一声,人在消瘦,饭量在减小。有时,母亲也勉强帮我在院里剥玉米,拣豆子,有时还扫扫院子。她还经常提着她那提了一辈子的竹篮子在窑洞崖场这里拔拔草,那里收拾收拾烂叶子,总是不想让自己停下来。
7月份,经过向军的联系,我们决定带母亲去一次西安,让的专家们亲自检查一次,看看病因到底在那里,以做到有的放矢。
到西安后,凡凡去车站接,并联系好了住处。同时,我们又联系郑芬芳找大夫。因母亲的年龄大了,不能采用三门峡那种取样办法检查,医生建议用连续两天的痰液来检查。郑芬芳这几天除了她的工作外基本上是陪着我们跑前跑后,挂号,推轮椅,在医院的楼里跑上跑下,想各种办法找到了几个科室几个专家看片子,想在最短的时间里确诊。
到了第三天早上,医生通过分析判断出了结果:肺癌。但由于母亲年龄的原因,不敢给她做手术,也不能化疗,只能进行保守治疗。
看到那样的结果,我身上一点劲也没有了,软绵绵地坐在椅子上,我觉得整个人都飘在空中,感到整个世界都在旋转。
这天下午,我和向军、凡凡带着母亲想让她到西交大校园里看看,因为这里是我们家走进去两个学子的地方,母亲先前身体健康时曾经到过西交大的校园走过一次,西交大在她的心中也算熟悉的地方了。
向军和凡凡搀扶着母亲走上了进入交大东南门的跨街道大桥,我在后面紧跟着。母亲站在大桥上,看着这喧哗的大都市,看着这川流不息的人海,看着这五颜六色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各种建筑物,脸上微微泛起笑容。
我能听到母亲微微的喘气声,在交大浓密的梧桐树下,母亲走十几米就要坐下来歇一歇。我望着母亲那有点摇晃的身躯,一股酸楚涌上心头:老妈呀,你真的就要走了吗?在我儿时,你牵着我的手走过的小路只有咱俩知道,关于我儿时的故事你知道的最多,在外几十年来每次回家总是听你说那说不完的乡里乡亲的趣闻轶事,家里的柴米油盐、犄角旮旯的物什只有你最清楚……此刻,我深深感到自己是母亲放飞的风筝,生命的源头就牵在母亲的手里,如今母亲这紧抓着线头的手有点松了,我真怕母亲一松手,我那飘在空中的心无处着落。
从西安回来后,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喝了不少中药,但止不住老妈的咳嗽。后来向军和代芳听别人说郑州有个人卖的药能控制病情,每盒药价格1800元。第一盒药拿回来后,第一粒下去半个小时后母亲的咳嗽就明显减轻。当第二盒药买回来后已是十月份了,刚好刘辉从北京回来,他看了看盒子上的英文字母,说这药是从印度过来的,他的朋友在印度工作,同样的药要便宜很多,就这样,后续的药都是刘辉朋友从印度寄来的。
但这种药的副作用很大,母亲常常出现拉肚子、身上发痒、眼睛流泪的现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也只能采用蒸苹果、买眼药、抹止痒膏的办法,哪里有毛病就治哪里。然而我心里很清楚,这种治法只能延缓不能治愈。
2015年,母亲总想坐坐飞机,但是我们心里怕出问题,就一直以各种理由说服母亲不让她坐。到了9月份,在我们的商量下,同意向力带老母亲去北京看看,随同去的还有三舅,因三舅也是一辈子没出过门,从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
母亲在北京住了几天,看望了住在北京多年的二舅,看到了天安门广场,上天安门城楼看了车流如注的长安大街,又到鸟巢看了中国这座奇特的建筑物。最让母亲高兴的是她看到了出生刚42天的重孙刘政年。当母亲抱起睡梦中的刘政年时,母亲喜悦的眼神在小年年的脸上停留了很久、很久,她脸上的笑容很阳光、很灿烂,她终于满足了四世同堂的心愿。
2016年,母亲的病又反复发作了好几次,主要症状是咳嗽上不来气。我们买了氧气袋,借来了氧气瓶,买来了小型制氧机,我们多么希望上天能开开恩延长母亲的生命。
2016年阴历6月17日,母亲的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了这一天。她走了,静静地、悄悄地走了……
因母亲一生信基督教近四十年,按照基督教的习俗,三天后我们安葬了母亲。
安葬了母亲的当天晚上,家里很静,这是母亲陪伴我60年来第一个没有母亲在身旁的晚上。我百感交集,几天来由于为办母亲的后事,我的精力主要放在了人来客往上,我也常常告诫自已:要挺住,一定要挺住,我是事主,不要在众人面前显得过于悲伤而影响来吊唁和帮忙人的情绪。
悲痛的情感在我心中翻涌憋涨,我一个人又来到了母亲的坟前。我躺在母亲的坟脚下,我哭喊,对着天哭喊,对着地哭喊,对着母亲的坟哭喊,哭喊了两个多小时,把心中那些思念和悲伤全都倾泄在母亲坟前。
细细弯弯的月牙从东边的山峰上冒了出来,黑黝黝的天空中星星眨着眼睛在看着我,大地上回荡着我的哭声,路边的大树低下了沉重的头,于是,月亮哭了,星星也哭了……
2019年3月15日,于侯马
后记:在母亲病的日子里,我们全家人出主意想办法,都在极力通过各种手段来延缓母亲的生命;在母亲病重期间,几个媳妇、姑娘、孙女,还有淑云,都来到病床前喂水喂饭,精心照顾守护着母亲;在办理母亲的后事中,全家人又齐心协力共同操办,尤其是国峰承揽了全部后勤饭菜事宜,同时还有我的朋友杨智勇及其他亲戚朋友都给予了大力帮助,在此我表示深深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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