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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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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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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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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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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敬重的一位老领导名叫魏庆源，他是我刚入厂时的车间主任，后任副总工程师。老领导是重庆人，1971年由兵器重庆川管校支援三线，调入398厂。
上图：老领导夫妻当年调动工资介绍信
老领导令我敬佩和感动的有四件事：
一是1977年下半年，文革虽然结束，但改革尚未开启，他就开始抓职工技术理论学习，一个季度开展一次技能比武，这对于刚入职的我而言，无疑是打牢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为其后发展增加了机遇。
二是听从老领导“瓜田李下要避嫌”的训诫，我得以平安完成职业生涯，正点顺利退休；但因未曾遵循老领导“你是干技术的料”的告诫，而误入“歧途”，追悔莫及。
三是当年老领导每每春节回老家过年，只要我不离开398厂，就会让我给他看家，而每次老领导都将年货备好，让仍还是单身职工的我和妻子能有一个温暖的家和几顿“丰盛”的佳肴。
302车间荣获工厂1979年度先进单位合影
（左手执锦旗者为时任车间党支部书记兼主任的老领导）
四是1987年，为提升拳头产品珠江S—201单反照相机的品质和产品，工厂展开了装配流水线大会战。时任副总工程师的老领导担任此次会战领导小组副组长兼管理组组长。凭借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强烈的职业责任感，老领导在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坚持以身作则，早出晚归，与线上人员一道解决实际问题，理顺装配工艺；坚持循循善诱，能够针对不同人员的思想问题，逐个疏导，让绝大多数参与流水线的人员心情舒畅的工作；坚持担当，对在打通流水线的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出现的失误，绝不推诿，主动承担责任，这些良好品质不仅赢得志同道合者的支持，也得到意见相左者的尊重，使得参加会战的同志心无旁骛，积极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珠江S--201相机流水线胜利打通，实现了工艺可靠、品质稳定、产量倍增。但在忘我推进流水线的同时，年近六旬的魏副总却因操劳过度而住进了医院……
就是这样一位有远见、个性强、懂关爱、令我敬佩的老领导在生活上却有着强烈反差。很多年以后，一次去看望老领导，闲谈中，老领导夫人——任琼珍老师对我说，“今天给透露两件'趣事’”：
一是1968年刚生下儿子还未出院，一天中午，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人送饭来，直到下午五点钟过了，老魏才慢悠悠走来，问晚上吃什么？我不打一气的说午饭还没有吃呢……
上图：老领导魏庆源 老领导爱人任琼珍老师
二是1972年生下女儿还在月子里，一天中午，始终不见老魏回家，技术科长路过我家门口，顺道进来问道，怎么这个时侯了还冷锅冷灶的，老魏出差前也没有做安排吗？最后还是技术科长给我送来了午饭。想想看，如此不可思议的事居然能够一而再发生，这就是你所敬佩的人？
仔细想想，对老领导的敬业精神我依然敬佩，但对老领导的差强人意的生活态度的确不敢恭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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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郭阿姨全名郭兴民，是398厂第二任党委书记申力武的夫人。申书记1939年参加革命，1966年由497厂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任上调来398厂。郭阿姨则是1947年参加革命，1968年支援三线由重庆497厂调来广安398厂。
上图：郭阿姨摄于1950年初
为了支持丈夫工作，身才瘦小的不仅郭阿姨多次放弃提拔机会，而且从事繁重的生产调度工作，一直到1979年从调度员岗位上离休。即使文革中丈夫深陷危难时，但她依然严格要求自己，敬业工作；她始终挑起家庭重担，悉心照料公婆和有残疾的小姑子，并为她们养老送终；她先后生育了三个儿子并将他一一培养成才：送大儿子学习美术，16岁入伍，后成为军中画家；送二儿子学习器乐，后成为398厂乐队队长、总经理助理；送小儿子学习篮球裁判，13岁司职裁判、后成为398分厂厂长兼书记。
郭阿姨长期睡眠不佳，身体亚健康。她时常以打盹代替睡觉；她肠胃不适牛奶、鸡蛋，每日只需少量的馒头或面条，老人八十余岁后仍喜欢行走和与人交流，并乐此不疲地为儿孙们采买日常生活用品……
郭阿姨关注青年职工生活，针对398厂地处山沟僻壤、青年职工找对象不容易的现状，热心做红娘，先后为数对普通职工牵线搭桥，成就美好姻缘，受益者从带着儿女到抱着孙辈，一直感恩郭阿姨。
郭阿姨不是领导，但面对职工家属间的矛盾纠纷，她总是主动出面调处化解，积极维护稳定；她从不居高自傲，为老干部服务是党务工作的本分，它却逢年过节自掏腰包去慰问感谢党务干部；她是非党群众，但处处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汶川“5.12”赈灾捐款，她以群众身份捐款后，又拿出1000元交特殊党费。
这就是只求付出，从不索取，传递正能量，感染身边人的郭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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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张主席姓张名兴尧，1967年支援三线建设，从云南昆明298厂调来398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始任398厂机加连连长（即车间主任），后任书记兼主任，1984年调任398厂工会主席，并在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干到退休。
上图：1986年12月我调入厂工会后，与张主席的
第一张合影（右二为张主席、左三为我）
上图：张主席退休时合影（左为张主席、右为我）
从事行政工作，他组织有方，在那个“会战”不断的年代，总能捷报频传。干党务工作，他严于律己，善于团结，使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最大限度发挥。做工会主席，他循循善诱交朋友，化解矛盾护大局，为困境中的398厂保持稳定作出了积极努力。
而更值得一提的则是张主席处理与夫人的关系，可谓男同志的楷模。夫人名叫朱秀芝，与他一同从昆明调来398厂。夫人因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故淡漠交际，不苟言笑，做事认真，处事刻板。
1978年曾发生的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是一名大六角车工，朱秀芝师傅是质量检验员。我在试制一批珠江S-201单反照相机镜头卡口时，将该零件一个直径卡槽加工到了工艺尺寸的“下限”，而这个尺寸的自检受工艺限制卡尺不能检测，只能依据工艺提供的检测量板。但细心的朱秀芝师傅发现量板的“止端”（即不允许过端），因设计时的不严谨，量板的“止端”工艺“下限”小于了零件的工艺“下限”0.5丝（即千分之五毫米），凑巧该量板“止端”也被加工为“下限”。使得用“下限”的量板检验“下限”的零件时，产生了检测分歧。从生产工人角度看，加工的零件虽然在“下限”，但符合合格量板尺寸对零件的要求，应是合格零件。但从质量检验的角度看，因量板“止端”“下限”小于零件的工艺“下限”0.5丝，故零件尺寸“下限”就应该属于不合格。“官司”从车间技术员一直打到主管副总工程师，裁定“该批试制件属于设计疏漏，但不影响整机性能，可正常流转下道工序”。可较真的朱师傅提出，必须先修改图纸尺寸要求，否则就拒绝签字放行。最终主管副总工程师妥协，以零件被重新裁定为“尺寸超差，处理利用”，朱师傅方才签字放行。我则作为小批量零件“事故”责任者，被免去了国有企业实行奖励制度以来第一个月的奖金十元五角整（当时我每月工资为38.5元）。对我而言，口服是假，心痛才真。
398厂地处僻境，交通不便，出差可谓难得的外出机会。而因朱师傅个性原因，张主席自担任中层干部以来许多次出差机会都被朱师傅“搅黄”。一次已经坐上小车、准备出差张主席，被朱师傅“揪”下车来，无奈只好临阵换将；而张主席好不容易有了一次出差重庆的机会，又遇雨天路滑，驾驶员处置不当致车翻人伤。我调任工会副主席后，除了指名道姓张主席参会外，90%的“美差”都落到了我的身上，这其中除了广安市十家三线企业都去过外，还先后去过省内三十余家核工、航空、航天、兵器企事业单位。为此，我曾暗暗感谢过朱师傅。
张主席女儿出嫁，朱师傅因一言不合就“大怒”而将女儿女婿拒之门外。张主席只得拿出“私房钱”，托人给女儿置办了简单的“嫁妆”……默默地祝福女儿的婚姻。
一次，下午下班后，兵器58所工会黄主席来到398厂，想请张主席吃顿饭，又不敢打电话邀请，硬让我出面联系。我先打了一个电话，是朱师傅接的，说“张主席在煮饭”，就把电话放下。我只好直接来到张主席家，敲门后，张主席的面孔从一道小门缝露出，说“就不去了”，这让黄主席好生失望。
尽管夫人如此性格与为人处世，让精明能干的张主席不时面临许多尴尬、也曾经离家“借宿”，但他依然里里外外一把手，悉心照顾夫人。张主席不仅经常提着篮子上街采购生活用品，还喜欢在家中围上围裙给夫人儿孙烹饪云南美味。退休后的张主席虽少与人交往，健康也不如从前，但依然能够看到他牵着夫人的手外出散步的身影……
五十余年夫妻情深，“贤惠”张主席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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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我的师傅叫向在辉，个头不高，身板硬朗，表情严肃，与他相处时总能感到其强大的气场；师傅虽然只比我年长四岁，但我对他始终怀有一种敬畏感。
师傅年少时，因父母不幸离世，而饱尝生活的艰辛与困苦，面对辍学的苦闷，他如饥似渴地找寻所能得到的读物……后跟随二哥生活至1970年，小学尚未毕业的他获得招工机会，进入398厂，成为一名大六角车工。
上图：师傅70年代旧照
师傅天资聪慧，因善学而练得一手美术字并喜好吹拉弹唱；因敬业而备受师傅喜爱，能熟悉操作车钳铣等多种机加设备，曾多次被评为工厂先进生产工作者。
而师傅带徒，重于身教，师傅传艺，因势利导。
师傅在较长一段时间里睡眠不佳，他便将学习作为休息放松的一种方式。但令人费解的是，从未见他萎靡不振，工作时间总是思维敏捷、精神饱满、声音洪亮、动作有力。
师傅的性格刻板与细腻的完美结合。他的刻板，表现在他无论做工人、当班长，还是成为生产调度、生产处长，乃至生产调度长、生产副厂长，始终严格执行制度要求与工艺规定，并强力推进，且追求完美；他的细腻，不仅体现在他对徒弟的生活关爱上，更有幸的是当你遇到思想问题时，大嗓门的他又会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心里疏导者，会让你感受到良师益友般的温暖。
更具有借鉴意义的是，师傅对学习的兴趣、对工艺的钻研、对技改的执着，不仅未因年龄的增长和职位的提升而松懈，反而持续升温。这为之后成就他人生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华西厂经营处于困境中。虽然选择内退在家的师傅却并未闲着。他的家如同一间试验工房，先后添置了多种机加设备，并潜下心来研制摩托车节能器。所谓摩托车节能器是将原不能离合的摩托车动力传输系统改变为可以离合的传动系统，进而实现油料消耗的节约。
师傅经过数载艰辛努力，在原由一家研究所与两家企业合作开发而未果的摩托车节能器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并由此受聘为重庆银刚摩托车公司的专项技术研发师。
后来，因激烈竞争的市场要求与日俱增，加之长期工作劳累，师傅感到身体不适，决意“解甲归田”，回到了家中休息。但银刚摩托公司却不愿就此撒手，了断“姻缘”。银刚“三顾茅庐”，反复说服，甚至委以总经理重任相邀。真可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知遇之恩，涌泉相报；师傅再次出山，尽展才华。
选择我的师傅作为写作素材，感恩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希望阐明一些道理：一是学历不等于知识，文凭不等于能力，而技能认同须回归。二是成功没有秘诀与捷径，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厚积薄发，有所作为。三是实现中国梦想，人人皆可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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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人们常说：适者生存。这对于曾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而言，适应工厂的工作环境和当地的生活环境其实并不难。我当大六角车工时，一月38斤口粮基本够吃，一月1斤肉虽油水少点也还将就。但最难熬的是，分别两地恋人间的相思。
我的妻子姓郭名玲，是我中专的同班同学。1976年12月，从兵器绵阳机械工业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广安398厂，她则被分配到江津5067厂。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交通运输非常不便，生活环境困苦，物资极度匮乏。这些不仅为我们的相恋平添了许多小插曲，也着实为我们情感的增进助了力，甚至还让女儿的情感寄托得到延续。
首先，要讲讲被视为“鹊桥”的道路交通。
当时，从广安398厂到江津5067厂，路途不足300公里，交通工具有汽车和火车两个选项。乘汽车须经重庆转车，至少需要两天时间。而乘由达县开往重庆的火车，可在小南海转由重庆开往万盛间的火车，正常情况下只需一天时间，故火车成为我与妻子之间相会的最佳“鹊桥”。
虽然火车是首选，但因火车每天仅有一趟，因而转车对时间准点的要求就十分严格。而火车晚点在那个年代实属正常，真可谓“机会”稍纵即逝。
1977年的元旦佳节，开启了我的第一个江津5067厂之行。那段时间天气特别寒冷，假期也只有三天。第一天傍晚8点30分赶到5067厂，相见仅16个半小时，第二天下午一点就得急忙往回赶。为此，妻子一定要送我到小南海火车站。结果火车还是晚点40多分钟，错过了转车。小南海没有住宿接待，我俩在空旷的小南海火车站内，靠着一件军大衣、一双棉布鞋，两人轮换穿，迎着寒冷的江风，相互依偎了一宿。这天寒心暖的一夜，虽不乏酸楚，但留恋终身。
1979年“十一”假期，我从5067厂休假后返回 ，再次遇到火车晚点，当火车开上长江大桥时，眼巴巴地看到开往广安的火车从小南海车站徐徐发出，其结果只能是在车站坐等第二天的同一车次返回工厂。
1981年1月，我利用“换休假”到江津看望妻子，返厂时巧遇5067厂有辆小车要送一位同志到北碚开会，我便顺道搭车，准备到北碚赶上下午1点30分重庆至达县的火车。早上6点30分小车出发，一路比较顺畅，但薄雾渐浓。上午9点15分，小车来到重庆大渡口时，看见近百辆车已经堵塞在江边，渡船已经停摆。冬季时节，浓雾锁长江是常有的事。因而，我们只好期待浓雾能够尽快散去。好不容易等到12点零几分，我们乘坐的小车才登上渡船。但小车赶到北碚火车站时已是下午1点32分，冒着浓烟的火车已经渐渐远去，我只好跟随参会的同志借宿了一夜，第二天方才回到398厂。
此外，即使能够乘上火车到达广安前锋火车站或江津夏坝火车站，但如果错过了工厂的接站车，也只得徒步前往。
1982年11月，我妻子怀着六个月的身孕从5067厂来到398厂，因错过了接站车，又没有联系的通讯方式，只好壮着胆子，冒着蒙蒙细雨，跟随当地一位农民，从广安前锋火车站经过德胜公社，穿过“大梁城”，在近10公里的泥泞山路中足足走了三个多小时，于晚上八点过才抵达我借用的“干打垒”单工宿舍。妻子满头汗珠，浑身湿润，两脚泥浆……其劳累和安危,着实令我酸楚与心疼不已。
上图：妻子在398厂“干打垒”住房前留影
妻子在回忆往事时曾经对我说过：“每一次到398厂探亲，当假期满了，即将离别时，心境难受到了极点，总要回望那简陋的'干打垒’住房，羡慕那能与爱人习习相守的一草一木……虽然我至今仍保留着数十封当年两地分居时的往来书信，但却如只剩下希望的潘多拉魔盒，不愿将它再次打开。”
当年，分居两地的恋人相见一面会如此艰难辛劳。今天，还不知见到文字的读者会否相信是真。
其次，想说说艰难困苦的环境与女儿的出生、成长。
江津5067厂，地处夏坝一个名叫“火烧沟”的地方，每年盛夏时，高温都在40度以上，且夜以继日。人们已不屑擦拭汗珠，即使露天凉床也布满人印。5067厂又非常缺水，需要在20余里外的綦江河取水，再通过管道输送到厂。而酷暑天，又正是农业用水高峰。当地缺水的农民们所采取的最快捷最实用的办法，就是通过“破坏”输水管来救急农作物。年复一年的盛夏时，经常停水的5067厂职工家属们，只能聚集在一个面积不大且被称作“困牛沱”的混浊池塘里纳凉。由于身体不能适应，这个时节，每一次我到妻子那里探亲，都会被“热伤风”高烧一场。至今想到“火烧沟”，我还阵阵发怵。
妻子怀上女儿六个月后，来到398厂待产。一次，妻子想吃一点粉子醪糟，我开始还想这不是什么难事吧。便利用一个星期天，早起出门，足足跑了30多里路，先后去了三个公社，仍一无所获，两手空空返回。每每想到此事，总感愧对妻子。
妻子的预产期只有五天了，而刚调任团委工作不久的我还在忙着“挣表现”。为迎接女儿的出世，妻子一大早就背着背篓，提着篮子，赶到渠江边，冒着蒙蒙细雨，迎着前来贩卖鸡蛋的附近村民，逐个讨价还价，先后收购了一、二百个鸡蛋。午饭后，妻子又自己动手用黄泥和油漆桶做了一个沉重的煤球炉。但因担心被雨水淋坏，就独自将煤球炉搬到“干打垒”屋檐下，不慎用力过度，当晚便出现早产征兆。
1983年3月1日临晨，妻子进入产房。当女儿的小脑瓜刚刚露出，全厂突然停电（那时电力紧张，停电也是常事），借助手电和蜡烛的微软光亮，女儿终于呱呱平安坠地。妻子却因产床寒冷，凉了后背而落下病根。
女儿来到人世的第一天，我和妻子初为人父人母，面对哭闹不已的婴孩，手脚无措，万般无助，相视落泪……突然，一阵敲门声响起，开门一看，是我徒弟的母亲龙师傅来了。顿时，我们像见了救星。龙师傅先给孩子喂了些温开水，哭啼声开始减弱了，龙师傅又用热水给孩子擦洗了未来得及清洗的血痕，孩子慢慢睡着了……这滴水之恩，自当涌泉相报。
1986年春节前夕，面对人流滚滚的迁徙大潮与落后交通、紧张运力，为了回绵阳与家人共度佳节，我和妻子义无反顾地带着不到三岁的女儿从广安前锋火车站启程，踏上回家之路。那年头，能够挤上火车已属不易，绝不会因为无座产生怨言。从达县开往成都的火车上拥挤不堪，行李架有人爬上，座位下有人躺着，就连茶几和座位靠背顶端也坐着人，因而想挪一挪脚都十分困难。虽然我和妻子尽力护着女儿，想为其扩展一些空间，却毫无效果。火车一路轰隆轰隆，摇摇晃晃，上车的人多，下车的少，车内氧气不足，女儿闷得小脸通红，汗珠直下，于是一路呼喊“我要风，我要风”……十五个小时的艰难行程记忆犹新。之后的日子，妻子每当听到火车的汽笛声依就心有余悸。
1986年7月，我结束两年的南京求学生活，刚回到398厂，就接到住房分配通知。这是我入厂十年来第一次真正有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住房，虽然只有一室一厨、18.4平米（其中卧室15.6平米，厨房2.8平米），但足以让我们一家三口满心欢喜，兴奋不已。
上图：妻子站在当年一室一厅居室门口
广安的夏日，酷暑难耐，家中仅有的一台电风扇很难达到降低室内温度的效果。看着女儿湿润的身体和满脸汗珠、难以入眠的神情，着实心疼。好在厨房里的长条形的水槽，容量较大，因此成为多功能盛具。水槽既可以用作清水的储存池，又能成为解决女儿洗浴降温的澡盆。看着女儿在水槽中欢快地戏水，摸着女儿逐渐适度的体温，我和妻子倍感欣慰。
上图：我和妻子与女儿在“干打垒”家中合影
女儿一岁半至三岁半期间，都是由刚调来398厂不久的妻子一个人照顾（因那段时间我在南京学习两年）。妻子新来报到，人生地不熟，既要上班又要操心女儿，其辛苦之极可想而知。好在女儿很懂事，刚满三岁就能独自到距家百余米的食堂，在叔叔阿姨的帮助下买回饭菜；满了三岁半后就能独自到小卖部采购酱油醋盐等物；四岁时就能提着水壶到开水房帮助爸爸妈妈排队等候……
这些成长的故事都已成为女儿社会经历的宝贵财富。
1989年9月，女儿入学不到一个月就发现两眼看不清物体，先去广安无法诊治，只能前往150公里外的重医检查治疗。重庆大坪医院确诊为患上了弱视，需要配镜矫正，而且要求每两个月矫正一次。每一次从398厂到重庆，如果顺利的话需要三至四天时间，而来回均需在公路上途颠簸7个小时。每次到达重庆后，妻子带着女儿在旅店休息，我则立即赶往大坪医院通宵排队，遇到运气好时还能排上号，而当排不上号时，就只好“教唆”女儿哀求医生说“我们从广安远道而来，求求您给我加个号吧”…就这样，直到398 厂搬迁成都郫县，前后更换了六付矫正眼镜。孩子受苦，父母受累，可谓艰辛。
广安三线企业的生活条件是艰苦的，但在398厂出生、成长的女儿却将之视作故土，情感延续久远。2001年5月，已从广安搬迁成都郫县十年有余的女儿将要高中毕业，为了鼓励她高考取得好的成绩，我曾许诺：如果认真复习，考试“上线”，可以满足她的任何一个合理的愿望。出乎意料的是，女儿的愿望竟是回广安，游故里，重温儿时依稀的、深藏的、却是最真挚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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