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华传统文化，流传下来很多文化瑰宝，成语就是其一。每个成语都是特定文化体系中提纲挈领之论说，富有人生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涵义。汉语成语的“尊德性而道问学”，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了学与习一体、知与行一体、智与德一体的价值精髓。“道问学”和“尊德性”的一体性，既体现于学、知和悟道的学问之中，又体现于习、行和践德的实践之中。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心中只有“尊德性”，方能让思睿作主而立志，志于学而“道问学”；只有“道问学”，方可明心见性，真正能“尊德性”。舍其“道问学”之功，则德性不可得而尊；舍“尊德性”之志，则亦不复有“道问学”之事。“尊德性而道问学”，体现着学与习、知与行一体的关系。“尊德性”，或者说以德性为尊，必先学知德何以为尊，所尊者为何。只有先学知其为尊，方能取以为尊，体现为习之行。知何者为尊，方能尊其所尊者。人生的修为，真正的“尊德性”，必要以“道问学”为前提和基础。当然，“道学问”非但是博学，而且是多闻。平常听从父母、师长之教诲，在知识的海洋中阅读汲取养料，进而知行有所止，便是知道理而据以为德之智。人生“志于道”（《论语·述而》），就旨在“据于德”。从知道上言，“志于道”就在“道问学”；从践道上言，“道问学”就在“尊德性”。从自得上言，“道问学”旨在“尊德性”。“尊德性”，必以德性为所学者。在“道问学”中，知德者为尊，认可体认其为尊，则心之主意方可立定。“道问学”，是藉由致知之功夫，而尽得道理、道德之价值内涵。在知之自得中，明晓人生的性体有大小、贵贱之别，然后方可有“尊德性”，作出价值的抉择。人的一生，在“尊德性”中，要使行为不失于道德，就得有赖于省察之功夫：“析理则不使有毫釐之差，处事则不使有过不及之谬，理义则日知其所未知，节文则日谨其所未谨”（朱熹语）。只有“道问学”，于人生道理和价值意义豁然贯通，方能达致“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而做到诚意正心，惟道义之从。达致人生的“尊德性”，或者说道德自得，必得先自觉吾性之理，省察其为心中私意蔽之、私欲累之之害，然后达光昭之志，而藉由克己复礼以为仁。克己是去私去蔽，为道德自得创造无碍心境。复礼是循规蹈矩，有礼有节，为道德自得提供修为路径。只有在“道问学”而达致“极高明”中，方有德性之尊的认知和体认，进而成为人格价值内涵和生命意义所在。 在“尊德性”的德性之尊上，先要“日涵泳其已知者而不昧”，做到温故而知新，然后在“为仁由己”（《论语·颜渊》）和“弘道在人”的自觉践履中，日敦笃其所知之品德而力行之，尽心尽力而无有遗憾。对于先圣先哲来说，人生的学问之道，不过是“尊德性”而已。藉由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和格物致知之工夫，方能明善以尊德性，进而藉由德性尊而笃行，最终在修身、治国和平天下中落实或实现德性之尊。 人生的“道问学”之修为功夫，旨在让德性之尊者自得而施用于心。朱熹认为，“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四书集注》）存心之要，不过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笃乎其所已能”的知行一体而已，进而达致善始善终的集大成。存心之修为，便是“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的修行，而这就先要有“深造之以道”的致知，然后做到自得之。藉由自得之而达致居安、资深，最后有“取之左右逢其原”的无不中道之境界。在宋代儒家学者张载看来，“不尊德性，则问学从而不道。”（《正蒙·中正》）不知所学为何，或者说学不求诸心，不能“志于道”而“学而不厌”，何以明晓德性之尊，达致以德性为尊。“道问学”的修为，就旨在“尊德性”。不能“尊德性”而立志求学，则人生的学问如何自觉、积极去探究？《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的价值意旨，形象地说就譬如先有一粒谷种，然后方可有栽培灌溉之功；犹如先有一星真火，然后方可有传薪继明之法；又如先得一泓原泉，然后方可有导引疏决之方。一个人的心中，若没有志趣和志向，就犹如无种望穑、沿门乞火和就燥掘泉一样，岂非是枉费徒劳？ 人生“道问学”的所知，既在于使礼仪礼节三千、三百之繁皆曲尽其宜，各得所止；又在于吾能精察之，而使其不可有疑似合离之紊。二者合言之，便是“尽精微”的无微不精不谨。我们只有基于精审之明的“尽精微”，方能在每一个修为上达致“尊德性”，无有德性的不尊。人生“道问学”的所得，既在于使礼仪、威仪之准皆合于天理、道理，又在于吾处之而使其不可有太过不及之或差。二者合言之，便是“道中庸”的惟精惟一。只有藉由“道问学”而做到“道中庸”，方能在“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上贯彻“尊德性”，无不适中、合宜。人生“道问学”的求知，乃在于使礼法三千、三百委曲之准则因时而有斟酌之权，日知其所未知，而使其所涵之义尽得其无穷，日新其知。在“知新”的进学中，方能使“尊德性”与时俱进，最终呈现在进德修业的日新之中。人生“道问学”的经世致用，乃在于让礼仪、威仪之品节愈进而益见其尊严，日谨其所未谨，以至于使节文咸备其道理、道德之价值内涵，使礼得以崇。只有在“崇礼”中，方能将“尊德性”落实在致礼的“致曲”上，达致“动容周旋中礼”（《孟子·尽心下》）的“盛德之至”。人生之修为，或有“尊德性”而不能“道问学”达致“极高明”者，或有“道问学”而不能“尊德性”而“尽精微”者。基于此，方有既要“尊德性”又要“道问学”的德与智一体修为工夫。在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看来，“盖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四书集注》）。“尊德性”的存心和“道问学”的致知二者一体，更相发明，相得益彰。此即是自博而必反约，守约则不能无学之博的价值意旨。“尊德性”和“道问学”的一体工夫，自人的性命自觉上观之只是一样，也就是觉性和践性；自人道的理义观之，则是一物各是一样，而这就得要做到曲知、曲适。诚存此心，则万事万物之理无不完具；穷理致知，而万事万物之理方始贯通。藉由去私、去蔽的克己之修为，进而养吾聪明强固之知能，操存吾心之全体，则我之德性得以尊，而治国、平天下之道悉体而得之。藉由明理制事，极尽吾进德修业之全功，诚致于吾知之大用，则圣人三千、三百之道悉喻之于我心。朱熹以尊德性为存心，以道问学为致知，取证于'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之说。此为内外交相养之道，也是德智一体的人生学问。格物致知，觉悟真性，方能诚意正心；诚意正心，笃诚其行，方能泛应曲当。在人生的修为上，“尊德性”的立志，必继之以“道问学”的自学自得之功。可见，“尊德性”的实践理性，不能离开“道问学”的认知理性。“道问学”的致知，必继之以“尊德性”的践履。在德行中，达致泛应曲当，需致知权智以时措其宜。宋代朱熹之理学，重视格物致知之求索，看似专为“道问学”的知止，实是必主于“尊德性”的致行其知。其所说的“道问学”宗旨，在于“尊德性”，成就德行；同时代的陆九渊之学，看似专为“尊德性”，实是不遗于问学之道。其所谓的“尊德性”的主旨，就在落实“道问学”的所学所得。 “尊德性”为存心之修为，“道学问”为致知之工夫，二者皆有大小的层分、析分。如涵养本原是大，谨于一言一行处是小；穷究道理大本大原处是大，致知而穷究一草一木是小。人生“尊德性而道问学”的修为，实是“大小相资，首尾相应”（朱熹语）的一体互摄。“尊德性”的修为，既是“大德敦化”的与天地参，又是“小德川流”的泛应曲当；“道问学”的工夫，既是“穷神知化”的高明神明，又是“精义入神”的精审明察。陆九渊之学，以尊德性为宗，认为先立乎其大则不为小者所夺。心之道德本体如果不明，而徒致功于外索，则犹如寻求无源之水。朱熹之学，以“道问学”为主，认为格物穷理乃吾人入圣之阶梯。若师心而自以为是，惟从事于覃思，则是凿识。成语“尊德性而道问学”的价值精髓，体现了一体互摄、内外交相养的工夫。从学习一体上言，非学则无以习，习要以学为先，学必落实为习。学以知德，学以致用，皆在“尊德性”；习先明德，习以精义，皆在“道问学”。从知行一体上言，知晓人性的道德本体，知晓心性的修为工夫，皆在“尊德性”；行其道德之明，践履之而省察不差，泛应曲当，皆在“道问学”。从道德一体上言，明道以为弘德，使道不离身而坚守慎独的修为工夫，皆在“尊德性”；弘德于道明，践道上时措其宜，不失其宜，皆在“道问学”。中华文明五千年，历经沧桑而绵延不绝，已充分证明中华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和迎接各种挑战的开拓能力。这一文化内涵，既本自“学·思·观”的探求真理而来，又呈现着“学·思·观”的理性自觉和开放思维。让我们齐心协力地一道投入“文化自信”的时代洪流之中，为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冷静的思考，清醒的应对，果敢的斗争，无愧的付出。坚信“文化自信”，践行“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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