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词含义的变化

中国，是今天我们这样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陆上疆土主权的国家的称呼，但“中国”一词的含义从古至今经历过从标定地域到涵盖整个国家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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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提法的出现——国与“中国”】

余省吾先生在《释中国》一文中提到，最早关于“中国”的提法出自西周早期被称为“何尊”的青铜器铭文。但当时“中国”指的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名称，也不是一个政治实体，仅表明居中部方位的一个区域，或为殷商乃至于后来西周的核心区域——黄河中下游地带，或为京师所在之地。 

 “ 国”与“或”字相通，原意指城、邑。西周时期，无论天子还是诸侯，他们居住的城邑都是“国”。天子所住的“国”（京师）处于中心、中枢地位，被称作“中国”。《尚书·梓材》记载周成王追述往事：“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这里的“中国”指文王、武王伐商及商属国所在地区。

最初的“中国”只指周王所在的丰、镐及其周围地区。灭商后，依据周人习惯，将原来商的京师一带也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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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中国”含义的扩大与变化】

周成王时，周公扩建了洛邑，称“成周”，作为周的陪都。洛邑既是陪都，又居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枢纽，也被称为“中国”。中国的概念开始由唯一的政治中心扩大到了地理中心。

由西周进入东周时期，周人的政治中心由宗周转向位于洛邑的成周，丰镐一带失去“中国”的地位，洛邑及其周围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东周以后，有关“中国”的记载越来越偏向于黄河中下游地带，即后世所称的中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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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意义与文化区特征】

早期 “中国”还有鲜明的民族意义与文化区特征。

如秦国，从戎人手中夺取了丰、镐与周人发祥地周原，占用了原来的“中国”，成为一大强国。秦国这样一个大国照理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中国”了，但由于秦人出于东夷，又长期处于戎狄之间，因此在春秋时代，秦人始终被“中国”的诸侯看作“夷狄”。可见“中国”的标准有极强的民族界限。

在民族标准中，文化比血缘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如吴国的先祖与周天子同为姬性，但由于其远在长江下游，文化风范与中原地区有差异，仍被视作蛮夷。“中国”所在的区域盛行华夏所代表的文化，反之，没有华夏文化风范的区域，均不属于“中国”。

到了战国，秦、楚、燕三国也被承认为“中国”。战国后期，“中国”的范围向南已经到达长江中下游，往北已经接近阴山、燕山，西面延伸到陇山、四川盆地的西部。

秦汉时代，郡县范围较战国诸夏已大为扩大，由原来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逐渐向四周拓展和延伸，这些地方均得称为中国。但此时中国依旧是一个地域概念。汉民族在原有诸夏的基础上形成了统一的民族，仍沿用华夏与中国的称呼。无论是作地域名称或是作族称，秦汉时期“中国”仍与先秦时期的传统用法一样。

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当政的各民族与中原共享“中国”的称号，如北魏在统一北方后也以“中国”自称，“汉人”从“中国”原有作为族称含义中分离出来，“中国”含义已初步包括中国各民族在内。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国是各民族共同祖国的观念也逐步加深。

经过唐、宋、元、明历代的扩展和融合，从地域上看，“中国” 超越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兼有长城内外、五岭以南、帕米尔高原以及西南边陲。从文化角度上看，其范围也相应地扩大了，凡接受华夏文化的地区和民族都属于中国。尽管如此，中国始终还是一个地域上和文化上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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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为主权国家的代表】

明末清初，由于西方文化的渗透，“国家”这个政治概念被华夏族人所认知。许多研究者指出，“中国”一词从文化区转为主权国家的代表，自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开始。《尼布楚条约》第一次赋予了“中国”代表主权国家的含义，此后“中国”一词逐渐摆脱了标定地域和文化区的初始含义，成为国家全部领土、全部主权、全部人民的代表。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胜利后，废除了封建专制制度，一家一姓的朝代国号也随之废除。1945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新中国”的简称以示区别于过去的“中国”

1820年清时期全图

图片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中国的含义由专指中原地区发展为包括所有郡县，进而发展为包括所有边疆；由专指华夏汉民族发展为包括中国各民族在内；由中华大地的通称，发展为主权国家的专用称呼。“中国”一词含义的变化，其意义并不在词汇本身，它象征着中国历史进入一个不同以往的时期，这正是从“家天下”走向“天下为公”的时代。

参考书籍：

《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19-28页

《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29——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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