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发挥社会情绪的动力作用，抑制某些社会情绪的反作用力。个体情绪因与机体的内分泌紧密相连具有动力功能，社会情绪也具有动力功能。特纳认为情感是导致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正性情感激活通常转化为对社团和范畴单元的承诺，再由这种承诺拓展到体制领域和分层系统。正因为如此，正性情感维持了地位现状”。而与正性能量相反，“负性能量的激活越强烈，这种能量所释放出来的爆发力越强烈。当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高度层级化时，如果其他的资源，比如意识形态、领导、金钱以及社会单元是这些负性情感的指向对象，由这些负性情感能量充分积累所导致的集体行动发生的可能性增加”。
因此，社会治理中尤其要关注那些因社会地位失落产生的负向情绪，比如，一些居民长期无法感受到国家发展带来的获得感，对于生活成本增加和艰难的生存条件改善的无助感，都是需要扭转的社会负向情绪，社会治理要把这些群体作为社会关怀重点，避免社会成员因失去梦想、希望和耐心而产生绝望感。提高社会支持，增强各社会群体的归属感和凝聚力，逐渐形成较为稳定的积极社会情感。
社会治理在关注显性情绪的同时，更要关注情绪气氛，也就是要努力消解焦虑、怨恨、浮躁、郁闷和冷漠等消极的社会情绪氛围，营造积极的社会情绪氛围。我们的社会心态研究发现，好的、积极的未来预期是缓和与化解负向社会情绪、维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丧失了积极未来预期的人自己会走上绝路，或者把别人逼上绝路。中国梦对于民众来说，就是用现在的努力换未来，用自己的努力换子女的未来。强调缩小阶层差距的同时，也要重视消弭社会阶层间的情感裂痕，富人和精英要善待底层，扶持底层，回馈社会，真正消灭贫困，这是形成积极的社会情感的基础。
社会治理中要发挥社会情感的团结功能，把社会情感作为联结社会成员的“黏合剂”。特纳认为，“情感是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黏合剂’，可生成对广义的社会与文化的承诺。从本质上来讲，情感不仅使社会结构和文化符号系统成为可能，而且情感也能够导致人与人彼此疏离，动员人们打破社会结构，挑战社会文化传统。因此，经验、行为、互动、组织与情感的运动和表达便联系起来。人类的独特特征之一，就是形成社会纽带和建构复杂社会结构的情感依赖”。就此而言，社会治理也是社会情感治理，即在社会治理中使得社会正向情感最大化，实现以社会情感为基础的社会凝聚。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全文发表在《北京日报》2017年0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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