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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口述与文献”，这是口述历史反对精英“一言堂”转而关注大众声音时必须处理的第一对关系。当我们寻找“三亲者”作为口述对象时，必然面临的第二对关系是“个体与集体”。
戴国斌教授：武术世家，子承父业，从事武术和武术研究。戴教授主理上海体育学院的武术学院，办的“武术大讲堂”，在学界有好口碑。
原文编辑的话：前年，本人应邀也去大讲堂推销“体认与口述史”的研究心得，一批研究生在台下交流，纷纷说要以口述史为材料做相关研究。我提出体育学作为研究人的运动行为特征的两种方法——口述史和意象分析，口述史方法得以流布，为大多数人接受，而意象分析法还在艰难地推进中，我以为这与体育学界重视“口述历史”有关。虽说，“口述史”和“口述历史”不是同一性质的概念，但从材料的意义上讲，均有论据之功效。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话揭示了历史研究意识形态的特点。正因为此，个人性的，大众性的，非主流的，亲历性的口述历史，从历史研究的“逼真”来说，便有了立论的可能性。体育史研究近二十年趋于低迷，就有方法学上的局限性，好在还有像戴教授一批立志于体育学术史建设的专家在默默耕耘，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待到好看时，必然蔚为大观。
自从2006年我将口述史研究用作研究生“每周一讲”的教学内容之后，2008年口述史研究开始成为我指导硕士论文的研究方法（先后有7名硕士以此完成学位论文），并于2013年作为我主讲博士生课程“民族传统体育学历史与文化”的一个主题与课程作业。关于口述历史研究，我还于2011年获体育总局哲社资助（2013年结项），在《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刊发《太极拳锻炼空间的口述史研究》、《大众武术锻炼简史》，并于2016年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新中国武术发展的集体记忆：一项口述史研究》。
2006年以来我持续探索口述史研究方法，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
第一，深化武术历史研究。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史料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工作、学科建设的重要基础。傅斯年曾将自己的工作描绘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有一份史料说一份话”也已成为史学研究的原则。那么，如何在通行的报刊、典籍、档案、碑文、日记之外丰富史料，如何在文化对身体的纹刻之外探究文化对精神的作用，这就需在“死资料”之外寻找“活资料”，要将原先文献查阅的“看”丰富以“听”之方式，并以过去未被文本记录但却铭刻在记忆中的沉默的声音，来增添历史研究的活力。换言之，史料不仅仅是档案、文献，还包括铭刻在人们记忆中的口述，历史研究不仅有精英主导的文字记录还有大众的口述，口述史研究不仅有史料的抢救性还有叙事的鲜活性。
第二，探析现代中国体育文化逻辑。在发现中国体育现代化由严复“病夫”到新中国“增强人民体质”的文化逻辑，以及新中国体育“增强人民体质”的政治使命之后，运用口述历史方法，既是改变当下不少研究“由上而下”的政策举措研究思路，转换“由下而上”研究视角的需要，也是坚持新中国体育“以人民为中心”的特征，从大众武术锻炼的收获加以总结之所需。可见，口述史方法既是对新中国体育“增强人民体质”初心的一次回归，也是对中国体育“以人民为中心”本质的一次重申。
2006年以来的口述史研究也形成了以下两方面的心得与思考。
第一，“口述与文献”。这是口述历史反对精英“一言堂”转而关注大众声音时必须处理的第一对关系。对此，唐德刚以其研究经历述说，就是胡适这样的大学者，其口述史研究也是口碑史料与文献各占50%。我称之为“口述与文献的互证”，在《新中国武术发展的集体记忆》中不仅将两者互证体现在附件口述材料的整理中，更体现在正文“口述与文献”夹叙夹议的书写之上。
第二，“个体与集体”。当我们为寻找大众的声音，将“亲历、亲见、亲闻”（三亲者）作为口述对象时，必然面临的第二对关系是“个体与集体”。该问题既有作为“三亲”的个体是否代表大众（集体），也有作为“三亲”的个体与作为大众的集体的互动问题。对第一个问题，可以用文献与口述的互证部分解决。对第二个问题，哈布瓦赫提出的“记忆的社会框架”具有启发性、借鉴性。在哈布瓦赫看来，个体记忆是在与他人互动中、在社会框架中形成，每个个体记忆既服务贡献于集体记忆也分享集体记忆，社会框架辩证统一了记忆的个体与集体。
最后，借《体育与科学》“作者自白”呼吁“大家来做口述史”，因为只有“以人民的名义”正视大众体育锻炼、体育消费的心路历程，以“人民体育的收获”总结反思体育发展的程度，方为“中国体育之研究”。
文章来源：体育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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