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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口述与文献”,这是口述历史反对精英“一言堂”转而关注大众声音时必须处理的第一对关系。当我们寻找“三亲者”作为口述对象时,必然面临的第二对关系是“个体与集体”。
戴国斌教授:武术世家,子承父业,从事武术和武术研究。戴教授主理上海体育学院的武术学院,办的“武术大讲堂”,在学界有好口碑。
原文编辑的话:前年,本人应邀也去大讲堂推销“体认与口述史”的研究心得,一批研究生在台下交流,纷纷说要以口述史为材料做相关研究。我提出体育学作为研究人的运动行为特征的两种方法——口述史和意象分析,口述史方法得以流布,为大多数人接受,而意象分析法还在艰难地推进中,我以为这与体育学界重视“口述历史”有关。虽说,“口述史”和“口述历史”不是同一性质的概念,但从材料的意义上讲,均有论据之功效。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话揭示了历史研究意识形态的特点。正因为此,个人性的,大众性的,非主流的,亲历性的口述历史,从历史研究的“逼真”来说,便有了立论的可能性。体育史研究近二十年趋于低迷,就有方法学上的局限性,好在还有像戴教授一批立志于体育学术史建设的专家在默默耕耘,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待到好看时,必然蔚为大观。
自从2006年我将口述史研究用作研究生“每周一讲”的教学内容之后,2008年口述史研究开始成为我指导硕士论文的研究方法(先后有7名硕士以此完成学位论文),并于2013年作为我主讲博士生课程“民族传统体育学历史与文化”的一个主题与课程作业。关于口述历史研究,我还于2011年获体育总局哲社资助(2013年结项),在《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刊发《太极拳锻炼空间的口述史研究》、《大众武术锻炼简史》,并于2016年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新中国武术发展的集体记忆:一项口述史研究》。
2006年以来我持续探索口述史研究方法,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
第一,深化武术历史研究。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史料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工作、学科建设的重要基础。傅斯年曾将自己的工作描绘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有一份史料说一份话”也已成为史学研究的原则。那么,如何在通行的报刊、典籍、档案、碑文、日记之外丰富史料,如何在文化对身体的纹刻之外探究文化对精神的作用,这就需在“死资料”之外寻找“活资料”,要将原先文献查阅的“看”丰富以“听”之方式,并以过去未被文本记录但却铭刻在记忆中的沉默的声音,来增添历史研究的活力。换言之,史料不仅仅是档案、文献,还包括铭刻在人们记忆中的口述,历史研究不仅有精英主导的文字记录还有大众的口述,口述史研究不仅有史料的抢救性还有叙事的鲜活性。
第二,探析现代中国体育文化逻辑。在发现中国体育现代化由严复“病夫”到新中国“增强人民体质”的文化逻辑,以及新中国体育“增强人民体质”的政治使命之后,运用口述历史方法,既是改变当下不少研究“由上而下”的政策举措研究思路,转换“由下而上”研究视角的需要,也是坚持新中国体育“以人民为中心”的特征,从大众武术锻炼的收获加以总结之所需。可见,口述史方法既是对新中国体育“增强人民体质”初心的一次回归,也是对中国体育“以人民为中心”本质的一次重申。
2006年以来的口述史研究也形成了以下两方面的心得与思考。
第一,“口述与文献”。这是口述历史反对精英“一言堂”转而关注大众声音时必须处理的第一对关系。对此,唐德刚以其研究经历述说,就是胡适这样的大学者,其口述史研究也是口碑史料与文献各占50%。我称之为“口述与文献的互证”,在《新中国武术发展的集体记忆》中不仅将两者互证体现在附件口述材料的整理中,更体现在正文“口述与文献”夹叙夹议的书写之上。
第二,“个体与集体”。当我们为寻找大众的声音,将“亲历、亲见、亲闻”(三亲者)作为口述对象时,必然面临的第二对关系是“个体与集体”。该问题既有作为“三亲”的个体是否代表大众(集体),也有作为“三亲”的个体与作为大众的集体的互动问题。对第一个问题,可以用文献与口述的互证部分解决。对第二个问题,哈布瓦赫提出的“记忆的社会框架”具有启发性、借鉴性。在哈布瓦赫看来,个体记忆是在与他人互动中、在社会框架中形成,每个个体记忆既服务贡献于集体记忆也分享集体记忆,社会框架辩证统一了记忆的个体与集体。
最后,借《体育与科学》“作者自白”呼吁“大家来做口述史”,因为只有“以人民的名义”正视大众体育锻炼、体育消费的心路历程,以“人民体育的收获”总结反思体育发展的程度,方为“中国体育之研究”。
文章来源:体育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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