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马来西亚外长希沙姆丁在福建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时，希山用华语说出：“我们都是一家人”和“我的大哥”。此“大哥论”在马来西亚引发在野党抨击，认为有辱国格。希沙姆丁辩称是以个人身分称王毅为大哥，而非形容两国关系。
马来西亚外长希沙姆丁用华语说出：“我们都是一家人”和“我的大哥”。
5月31日，是马来西亚与中国建交47周年的日子，却传出16架运输机出现逼近在南海马来西亚砂拉越附近的领空；数日后，再传出中国海警船出现，引发热议。
马来西亚位置图
对此，马来西亚中文媒体上，出现不少对马来西亚政府的调侃与贬抑，譬如：“大哥的飞机飞在小弟头顶，没关系的，兄弟嘛！”之类的留言，也引发“挺中”和“抗中”的无交集互喷混战。在这波争议中，部分言论表现了对国家之间界线的模糊意识，让一些人质疑华人是否在国家认同上有所松动。
此次事件因涉及中马两国的争议，马来西亚华人的一些反应，凸显华人长期在“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之间的内在张力，特别是近年马来西亚国内政治动荡与外在的中国崛起，使得华人在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出现和过往不同的裂缝及可能游移，以及对于摆脱当前困境的方向，在想像和期待上可能也有所变化。这背后的脉络与原因为何？
有关中国的话题，近年来在马来西亚中文媒体上，经常比一般新闻有更多的评论，且几乎每隔一段时间，会因个别事件引发争论。
中国与马来西亚有多远？
在情感基础不同、不实资讯传播误导下，经演算法的操作，更强化了华人之间的认知与心理隔阂，在虚拟空间出现语言的大乱斗，互贴“中华胶”和“慕洋犬”等负面标签，甚至出现越来越多粗暴和羞辱式的情绪发言，形成各说各话的立场表态、讥讽和攻击。
也经常会在评论区下面看到这些超暖的发言
目前拥有约700万人的马来西亚华人内部相当异质，譬如家庭用语（华语、英语等）、阶级、宗教和性别等差别，对于中国的态度和理解也很复杂多样，涉及情感、心理与现实利益等元素。若将所有人归类为“挺华”和“抗华”，或将老年人皆视为“挺华”，而“抗华”则为年轻人，二元对立，简化了华人内部的异质性与复杂性，多放弃了沟通和对话的可能。
其实华人主流也有一些表象，展现了跨世代的共同特性，不仅影响许多华人的生活信念与实践，也包括当下更趋复杂的“因素”下，对中国所展现的某些态度倾向，也对在地政治的发展有所影响。
马来西亚人口族群结构图，华族是仅次于马来族的第二大民族
早期侨务政策主要是通过华人学校、会馆与报纸等文化机制，即所谓的“三宝”或“三大支柱”，它们是凝聚与再生产民族意识的重要机制。1912年以后，新加坡和马来亚各地现代中文小学纷纷成立。
此时身分认同中的“文化认同”，主要建构于传统中华文化上，使个人成为文化价值的载体；而“政治认同”是以具体的国家作为认同之对象的认同。
在建构“中国”跨地域的认同过程中，二战期间的抗日战争强化了华侨的国家认同，但在二战后面对复杂因素的冲击，特别是英国和美国对“中国性”（Chineseness）会对华人产生作用的看法分歧，以及东南亚国家纷纷独立，开始建构自身的新兴民族国家，都让华人产生分歧。
马来（西）亚在1957年独立后，大部分华人取得公民资格，在认同上逐渐转移至“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且视为安身立命的所在。但是官方在建构民族身分时，主要以“马来人文化”为国族核心，其他族群与文化则多被排除。
1969年5月4日，甲洞劳工党员林顺成被警察杀害，民众在5月9日手持肖像与棺木送行，加剧了当时族群间的紧张局势，酝酿了于几天后爆发的“五一三事件”。这次的冲突是个重要转折，开启了在政经文等领域的结构重大改变，深刻影响至今的马来西亚社会。
1970年代后各种对非土著的偏差与歧视政策，使华人社群在政经场域不断被压缩。但没有采取完全压制的状态，在文化治理上提供一些空间，提供族群政治更多操作与协商的空间。
“五一三事件”
华人在防御状态下，强调中华文化与语言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抨击各种不公平政策，呼唤忧患意识，以凝聚族群内部的力量。这些共识是集体动员的基础，让华人与其他族群间（他者）的边界更加清晰，但也出现不断排除他者的状况。
华文教育是捍卫文化的重要场域，但是在推动华语教育的过程中，华语被视为母语，在以华语“优先”下，原本祖辈的各地方言在校园内被压抑，一般华小多禁止学生说方言，抑制了方言的学习和传承。但在1960-70年代被大量拘捕与压制的华人，也成为推展华文教育的重要支持者与行动者。
英国殖民者治理马来西亚时，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以经济地位或种族预设了各个种族之间的差别。殖民政府通过建构各族群之间的刻板印象与迷思等进行分化，譬如“马来人懒惰”和“华人富裕”，埋下日后马来西亚社会各族群相互妒恨的状态。
前首相马哈蒂尔近年仍重复此类论调，操弄族群之间的猜忌和偏见。2014年4月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访问马来西亚时曾说，“唯有非马来族群不受歧视，马来西亚才能成功”的言论，马哈蒂尔回应：
“你有看过华人是贫穷的吗？而印度人是专业人士，他们是律师和医生”。
到了2020年6月，二度任首相下台后的马哈蒂尔声称，华人极其富裕，几乎“掌控”国内所有城镇，也引发许多批评。
在长期的“马来人优先”的政策下，非马来族群感受到在各领域的被压迫，以及体制的系统化歧视，从教育政策的偏差到购房的优惠等。如在高等教育领域，1971年后施行族群配额制（quota system），以族群人口比率作为大学招生名额的基本标准，马来亚大学的华人学生从原本的70%，逐渐减至约30%，马来族大学生则大幅增加，而在更边缘的印度裔中，一些社会经济条件不足者，很难获得念大学和向上流动的机会。
然而，面对体制下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以及不易说清楚的情感纠结，不少华人容易把问题简化地归咎他者，即强化对“人数优势”群体（马来人）的妒恨，难以看清跨族群的权贵掠夺财富，不分族群的中下阶层都成为国家体制腐化的受害者，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华人社群过去经常以华人居多的新加坡为例，认为是中华民族本来就具有的治理能力，到后来认为被新加坡“追上”之后，也产生复杂的星马情结，部分华人甚至自嘲“幸好新加坡离开马来西亚”。而近年中国的不断强大，更证明中华民族在各方面的优越性。
经过数十年的国民教育，以及经验的积累，当中虽受一些问题的干扰，但华人在传统的身分认同上相当稳定，除维系族群认同，也自认在国家认同上已毋庸质疑，对“马来西亚人”身分视为理所当然，未有太多自我怀疑。
但是在族群政治的操作中，华人是“外来者”的话题经常被炒作，要“华人回唐山”的炒作偶会出现，迫使一些华人需强调与证明很早就落户，譬如以马六甲的明朝遗迹作为证明，显示华人在数百年前已在马来西亚这块土地上生活。
面对各种歧视性政策与不公，让许多华人有“我爱这个国家，但国家不爱我”的尊严受损，这种被忽略的屈辱与苦楚，往往比缺乏资源更让人难受。不少华人将现实中政治认同的挫败，投射到想像中的文化中国，与之进行关联，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命运，在文化认同中寻找慰藉。
经历过殖民统治与冷战的世代，基本延续主流史观的“屈辱感”，认为中华民族长期遭西方强权的打压。当时很受欢迎的香港电影武侠片，也成为文化记忆的来源之一。
这些武侠片的故事发生时空经常相当模糊，似有意淡化其有意识塑造的辉煌，是以广阔的领土和田园牧歌般的土地来展现。这样的叙事可略过左右之争，化为大致可接受的共同体，也呈现浪漫且飘渺的中国形象，影响此时华人对“中国”的理解与诠释。
到了1970-80年代以后则受到港台影视、流行音乐的影响，也使得“文化中国”的元素更为复杂，对马来西亚独立后成长的世代有相当影响。
在华人社群氛围中，被压抑的“受害者”终于出头了，不少人接受“统一且强大的祖国，将能给中国和华人更多好处”，牵动不少华人的热爱“祖国情怀”，且以炎黄子孙为荣，自认可重拾被遗落的尊严。除了情感和心理因素，不少华人与祖国商贸有实质的往来和合作，中国发展的好坏也牵动其实质利益。
1980年代前中国人的生活状况不佳，一些华人家庭有中国亲友求援后，汇款给远方亲友的经验，也维系着亲缘的关系。因此，对于中国在短时间内的经济改善和跳跃发展，有着相当直接的感受。
因此，部分马来西亚华人认为对内要抗拒不公对待，对外则和“祖国”站在一起，抗拒美国等国家长期主导的世界秩序和指指点点，尤其近年美国力量的下滑与对自由民主的破坏，以及全球机制暴露的诸多问题，让更多人愿意和中国站在一起，捍卫持续的强大，享有崛起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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