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马来西亚外长希沙姆丁在福建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时,希山用华语说出:“我们都是一家人”和“我的大哥”。此“大哥论”在马来西亚引发在野党抨击,认为有辱国格。希沙姆丁辩称是以个人身分称王毅为大哥,而非形容两国关系。
马来西亚外长希沙姆丁用华语说出:“我们都是一家人”和“我的大哥”。
5月31日,是马来西亚与中国建交47周年的日子,却传出16架运输机出现逼近在南海马来西亚砂拉越附近的领空;数日后,再传出中国海警船出现,引发热议。
马来西亚位置图
对此,马来西亚中文媒体上,出现不少对马来西亚政府的调侃与贬抑,譬如:“大哥的飞机飞在小弟头顶,没关系的,兄弟嘛!”之类的留言,也引发“挺中”和“抗中”的无交集互喷混战。在这波争议中,部分言论表现了对国家之间界线的模糊意识,让一些人质疑华人是否在国家认同上有所松动。
此次事件因涉及中马两国的争议,马来西亚华人的一些反应,凸显华人长期在“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之间的内在张力,特别是近年马来西亚国内政治动荡与外在的中国崛起,使得华人在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出现和过往不同的裂缝及可能游移,以及对于摆脱当前困境的方向,在想像和期待上可能也有所变化。这背后的脉络与原因为何?
有关中国的话题,近年来在马来西亚中文媒体上,经常比一般新闻有更多的评论,且几乎每隔一段时间,会因个别事件引发争论。
中国与马来西亚有多远?
在情感基础不同、不实资讯传播误导下,经演算法的操作,更强化了华人之间的认知与心理隔阂,在虚拟空间出现语言的大乱斗,互贴“中华胶”和“慕洋犬”等负面标签,甚至出现越来越多粗暴和羞辱式的情绪发言,形成各说各话的立场表态、讥讽和攻击。
也经常会在评论区下面看到这些超暖的发言
目前拥有约700万人的马来西亚华人内部相当异质,譬如家庭用语(华语、英语等)、阶级、宗教和性别等差别,对于中国的态度和理解也很复杂多样,涉及情感、心理与现实利益等元素。若将所有人归类为“挺华”和“抗华”,或将老年人皆视为“挺华”,而“抗华”则为年轻人,二元对立,简化了华人内部的异质性与复杂性,多放弃了沟通和对话的可能。
其实华人主流也有一些表象,展现了跨世代的共同特性,不仅影响许多华人的生活信念与实践,也包括当下更趋复杂的“因素”下,对中国所展现的某些态度倾向,也对在地政治的发展有所影响。
马来西亚人口族群结构图,华族是仅次于马来族的第二大民族
早期侨务政策主要是通过华人学校、会馆与报纸等文化机制,即所谓的“三宝”或“三大支柱”,它们是凝聚与再生产民族意识的重要机制。1912年以后,新加坡和马来亚各地现代中文小学纷纷成立。
此时身分认同中的“文化认同”,主要建构于传统中华文化上,使个人成为文化价值的载体;而“政治认同”是以具体的国家作为认同之对象的认同。
在建构“中国”跨地域的认同过程中,二战期间的抗日战争强化了华侨的国家认同,但在二战后面对复杂因素的冲击,特别是英国和美国对“中国性”(Chineseness)会对华人产生作用的看法分歧,以及东南亚国家纷纷独立,开始建构自身的新兴民族国家,都让华人产生分歧。
马来(西)亚在1957年独立后,大部分华人取得公民资格,在认同上逐渐转移至“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且视为安身立命的所在。但是官方在建构民族身分时,主要以“马来人文化”为国族核心,其他族群与文化则多被排除。
1969年5月4日,甲洞劳工党员林顺成被警察杀害,民众在5月9日手持肖像与棺木送行,加剧了当时族群间的紧张局势,酝酿了于几天后爆发的“五一三事件”。这次的冲突是个重要转折,开启了在政经文等领域的结构重大改变,深刻影响至今的马来西亚社会。
1970年代后各种对非土著的偏差与歧视政策,使华人社群在政经场域不断被压缩。但没有采取完全压制的状态,在文化治理上提供一些空间,提供族群政治更多操作与协商的空间。
“五一三事件”
华人在防御状态下,强调中华文化与语言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抨击各种不公平政策,呼唤忧患意识,以凝聚族群内部的力量。这些共识是集体动员的基础,让华人与其他族群间(他者)的边界更加清晰,但也出现不断排除他者的状况。
华文教育是捍卫文化的重要场域,但是在推动华语教育的过程中,华语被视为母语,在以华语“优先”下,原本祖辈的各地方言在校园内被压抑,一般华小多禁止学生说方言,抑制了方言的学习和传承。但在1960-70年代被大量拘捕与压制的华人,也成为推展华文教育的重要支持者与行动者。
英国殖民者治理马来西亚时,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以经济地位或种族预设了各个种族之间的差别。殖民政府通过建构各族群之间的刻板印象与迷思等进行分化,譬如“马来人懒惰”和“华人富裕”,埋下日后马来西亚社会各族群相互妒恨的状态。
前首相马哈蒂尔近年仍重复此类论调,操弄族群之间的猜忌和偏见。2014年4月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访问马来西亚时曾说,“唯有非马来族群不受歧视,马来西亚才能成功”的言论,马哈蒂尔回应:
“你有看过华人是贫穷的吗?而印度人是专业人士,他们是律师和医生”。
到了2020年6月,二度任首相下台后的马哈蒂尔声称,华人极其富裕,几乎“掌控”国内所有城镇,也引发许多批评。
在长期的“马来人优先”的政策下,非马来族群感受到在各领域的被压迫,以及体制的系统化歧视,从教育政策的偏差到购房的优惠等。如在高等教育领域,1971年后施行族群配额制(quota system),以族群人口比率作为大学招生名额的基本标准,马来亚大学的华人学生从原本的70%,逐渐减至约30%,马来族大学生则大幅增加,而在更边缘的印度裔中,一些社会经济条件不足者,很难获得念大学和向上流动的机会。
然而,面对体制下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以及不易说清楚的情感纠结,不少华人容易把问题简化地归咎他者,即强化对“人数优势”群体(马来人)的妒恨,难以看清跨族群的权贵掠夺财富,不分族群的中下阶层都成为国家体制腐化的受害者,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华人社群过去经常以华人居多的新加坡为例,认为是中华民族本来就具有的治理能力,到后来认为被新加坡“追上”之后,也产生复杂的星马情结,部分华人甚至自嘲“幸好新加坡离开马来西亚”。而近年中国的不断强大,更证明中华民族在各方面的优越性。
经过数十年的国民教育,以及经验的积累,当中虽受一些问题的干扰,但华人在传统的身分认同上相当稳定,除维系族群认同,也自认在国家认同上已毋庸质疑,对“马来西亚人”身分视为理所当然,未有太多自我怀疑。
但是在族群政治的操作中,华人是“外来者”的话题经常被炒作,要“华人回唐山”的炒作偶会出现,迫使一些华人需强调与证明很早就落户,譬如以马六甲的明朝遗迹作为证明,显示华人在数百年前已在马来西亚这块土地上生活。
面对各种歧视性政策与不公,让许多华人有“我爱这个国家,但国家不爱我”的尊严受损,这种被忽略的屈辱与苦楚,往往比缺乏资源更让人难受。不少华人将现实中政治认同的挫败,投射到想像中的文化中国,与之进行关联,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命运,在文化认同中寻找慰藉。
经历过殖民统治与冷战的世代,基本延续主流史观的“屈辱感”,认为中华民族长期遭西方强权的打压。当时很受欢迎的香港电影武侠片,也成为文化记忆的来源之一。
这些武侠片的故事发生时空经常相当模糊,似有意淡化其有意识塑造的辉煌,是以广阔的领土和田园牧歌般的土地来展现。这样的叙事可略过左右之争,化为大致可接受的共同体,也呈现浪漫且飘渺的中国形象,影响此时华人对“中国”的理解与诠释。
到了1970-80年代以后则受到港台影视、流行音乐的影响,也使得“文化中国”的元素更为复杂,对马来西亚独立后成长的世代有相当影响。
在华人社群氛围中,被压抑的“受害者”终于出头了,不少人接受“统一且强大的祖国,将能给中国和华人更多好处”,牵动不少华人的热爱“祖国情怀”,且以炎黄子孙为荣,自认可重拾被遗落的尊严。除了情感和心理因素,不少华人与祖国商贸有实质的往来和合作,中国发展的好坏也牵动其实质利益。
1980年代前中国人的生活状况不佳,一些华人家庭有中国亲友求援后,汇款给远方亲友的经验,也维系着亲缘的关系。因此,对于中国在短时间内的经济改善和跳跃发展,有着相当直接的感受。
因此,部分马来西亚华人认为对内要抗拒不公对待,对外则和“祖国”站在一起,抗拒美国等国家长期主导的世界秩序和指指点点,尤其近年美国力量的下滑与对自由民主的破坏,以及全球机制暴露的诸多问题,让更多人愿意和中国站在一起,捍卫持续的强大,享有崛起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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