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应”随笔（11） 祸起萧墙，支浩明因何入狱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1819），锡金又遇罕见大旱，河道干涸，田禾戽水无着，面临颗粒无收。多少年来，一直流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说地主与农民（佃农）矛盾是水火不容绝然对立的。但是恰恰在灾荒面前，地主与农民包括佃户的利益又是一致的，田地无收，地主（支有放租田二百四十余亩）到哪里去收租，就是拆了佃农的房子也没用，一般年境尚有逃租的，更别说是荒年。笔者少年时就常听奶奶说起，那时大年三十爷爷要躲在外面逃交租的事。我们西园那里是租种城里杨姓大地主的土地，支那里估计应是租给当地乡里乡亲的。面对自身和乡亲的困境，支作为一地之绅，振臂一呼鼓动开坝解旱灾之急，自然会得到乡民的群起响应。

然而，前车之鉴，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大旱，支救民于倒悬，自捐疏浚王泗浜、钱桥河至双河，却遭当地绅百般阻遏。求告无锡知县韩履宠（韩履宠，陕西城固人，进士，嘉庆十二年二月任），韩认为开坝能引湖水直达运河，解救北乡旱灾，又担忧惧怕城中豪绅势力，不敢贸然答应。支心急如焚，又去常州求见知府卞斌（卞斌，浙江归安人，进士，嘉庆十八年十一月授），并去苏州求见江苏抚台，经常州府及苏州抚府勘明开坝利于救灾，遂由无锡县府通告实施将显应桥开坝捞挖深通，北乡灾情得缓。但也就此触怒锡城豪绅，当时即扬言要报复领头者支。

（今显应桥）

支一介寒士，不免心存忧虑，为防反复，顾及双方面子，由耆老王振、王兴二人出面，筹议在显应桥设闸，并由无锡知县韩履宠呈报常州知府唐先甲（唐先甲，阳曲人，进士），常州府报江苏布政使陈桂生（陈桂生，浙江钱塘人，贡生，嘉庆二十一年五月任）、江苏巡抚（苏州）胡克家（胡克家  ，江西鄱阳人，庚子进士，嘉庆二十年四月乙亥，自安徽巡抚调授，二十二年九月卒）得批，准于建闸。支又呈求县、府、抚台，于嘉庆二十二年丁丑（1817）六月在显应桥立奉宪遇旱开通碑。

（显应桥奉宪遇旱开通碑）

平心而论，支作为一地有知识（监生）有见识的乡绅，不是也不可能是揭竿而起的暴民。要不是遇上大灾，又遇到筑坝塞水生活无着，本来完全是个安逸富裕至少是小康之家，用现在的话语可说是岁月静好。而且作为封建体制中的一员（图董），其为民当然也是为己的抗争方式也一直是走的通过逐级官府的渠道，用如今术语就是遵循的组织程序，从县、府到抚，从未越雷池半步。

但就是这样，受制于陈腐僵化的封建官僚体制，尤其是迷信风水而不顾百姓死活的地方豪绅恶势力，一个正当的开坝之举，还是让支蒙受了牢狱之灾，近乎死于非命。嘉庆二十四年又遇大旱之时，本来已有五年前嘉庆十九年官府主导的开坝，二年前嘉庆二十二年县、府、省三级已立遇旱开通碑，但遇到大旱仍属一纸空文，支求告县、府、抚开坝，仍是未准。支万般无奈，遂率领西、北八乡乡民愤起而掘坝引水。

这里支仅记“奉碑开桥”，我分析是求告官府未准。开河宝卷以及支氏后人等记官府同意七月二十四日开坝，我认为这不属实。如官府同意开坝，何来支的率众开坝义举之说？又怎么引出后来的开坝后的诬陷支聚众闹事因而蒙冤入狱之事？

支记的开坝后，巨绅挟恨诬陷，欺骗蒙蔽抚宪陈桂生，状告抓捕支。支感到大难临头，胸横刺“桥通瞑目”、竖刺“御灾捍患”，表露义举心迹，即为顺理成章。也正因为此，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底，朝廷受理支冤案平反处理，江苏巡抚陈桂生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召京停职（以三品京堂待缺，旋命休致），无锡知县韩履宠道光元年革职，后专文待记。

（支浩明）

至二十四年又旱，公而忘私，奉碑开桥。岂料巨绅挟恨裁风种电，耸朦前抚宪陈听情，令拿搜罗招告。料难活命，自愚刀刺胸膛，横刺“桥通瞑目”，竖刺“御灾捍患”，反受其累，为国计民生，冤沉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