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贽非常推崇唐太宗,尤其是对唐太宗从谏如流的政治风度特别赞赏,认为“太宗有经纬天地之文,有底定祸乱之武,有致理太平之功”。而“从谏改过为其首焉”。说:“谏而能从,过而能改”是“帝王之大烈”。把对于纳谏作用的认识,提到一个空前未有的高度。可是唐德宗却对纳谏一无所知,他“严邃高居”,很少“降旨临问”,以致出现了“变乱将起,亿兆同忧,独陛下恬然不知,方谓太平可致”的可悲局面,这是非常危险的。鉴于这种情况,陆贽对君主纳谏这个问题进行了极为认真的总结,从理论上作了比前人更为详细更为具体的分析。他上书唐德宗,力陈要“广咨访之路,开谏诤之门,通雍郁之情,宏采拔之道”。要召见群臣“备询祸乱之由,各使极言得失,不能当耳目闭塞的孤家寡人”。并进一步指出世界广大,社会复杂,“以一人之所览,而欲穷宇宙之变态”是不可能的。只有虚受广纳,勤与接下,“总天下之智以为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才能使下情上达,上情下知,君臣一致,政权巩固。
陆贽认为要使谏路畅通,必须克服堵塞谏路的九种弊病。其中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君主的六种弊病是: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臣下的三种弊病是:谄谀、顾望、畏懦。九弊之所以阻塞谏路是因为:君主好胜就一定嫉恨直谏,这样下边谄谀的人就顺情说好话,而真实情况就听不到了;骋辩给就必然不让人把话说完就给顶回去;炫聪明就必然自以为是地加以猜测而怀疑别人欺诈,这样顾望的人便不敢多说话,而一些有深刻道理的见解就不能尽言;厉威严就一定不能和颜悦色地待人接物;恣强愎就一定不能承认自己的过错而接受劝告,这样下边畏懦的人避免进言得罪,而一些合情合理的意见就得不到发表。所以必须克服这九种弊病以广谏诤之路。要“以求过为急,以能改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使臣下敢于尽言。认为谏者多,才能表明君主喜欢纳谏;谏者直,才能表明君主的优容大度;谏者冒犯而不罪责,才能表明君主的容忍宽恕。“惟恐谠言不至”,这样才能使谏路畅通无阻。
唐中期以后均田制遭到破坏,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出现了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地的状况,这样租庸调制就难以实施。由于长期用兵,战事频繁,兴师动众,人民的徭役负担繁重。同时军费开支庞大,人民遭受的赋税剥削越来越残酷:“常赋不充,乃令促限;促限才毕,复命加征;加征既殚,又使别配;别配不足,于是榷算之科设,率贷之法兴。”而且征收赋税时,催促紧迫,不分季节,“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据敛谷租”,丝不容织,谷不暇春,农民不堪于这种剥削和压迫,纷纷破产。有的不得不当佃客依附豪强,成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房屋,终日劳苦,长年不息,仍然难以维持生计。而地主阶级对人民的横征暴敛超过了封建国家的赋税剥削,而且又大放高利贷,坐食租税,大肆聚敛,以致出现了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局面。广大劳动人民处于艰难竭蹶之中,许多人离乡背井,奔波流亡,转死沟壑,出现了十室九空,都市化为丘墟,遗骸遍于田野的凄惨景象。生产力遭到严重的摧残,民困国穷,财政枯竭,经济处于崩溃状态。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日益激化的矛盾,解决国家的财政经济危机,陆贽上疏提出:“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系统地阐述了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进行改良的思想。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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