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语言学家陈章太先生于2021年10月17日凌晨逝世，连日来，学界纷纷以各种形式悼念陈先生。先生是福建永春人，195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与厦门大学渊源颇深。先生生前对国家语委科研机构——厦门大学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教育教材中心关心有加。近日，教材中心师生推出3篇纪念文章，借以缅怀先生，寄托我们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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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兹在兹，深耕笃行——怀念陈章太先生专题之访谈厦门大学李如龙教授
李如龙，赵树元，张远洋 厦门大学
陈先生生前和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李如龙先生既是同乡、同学也是多年至交好友，近日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生赵树元、张远洋登门拜访李如龙教授，就陈章太先生的学术人生进行访谈。访谈由赵树元同学（以下简称“赵”）提问，李如龙教授（以下简称“李”）回答，张远洋同学录音。以下是根据录音整理的访谈内容，李先生向我们深情回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让我们得以更全面、深入地了解陈先生的学术生涯、工作经历和人格魅力。
（一）投身方言调查，浇灌闽语之花
赵：李老师好！我们知道您和陈先生是同辈，都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都是福建泉州人，而且也都是研究方言的大家、专家，特别是在闽语研究领域作了许多开创性的、无可替代的贡献，你们也曾多次进行学术合作。据了解，1960-1963年，您一边教书，一边整理方言普查资料，负责组织编写《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这项工作当时得到了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指导，李荣先生曾两次来考察工作，也派了一些研究人员来协助，这其中就有陈章太先生，请您帮我们回忆一下当年陈先生来协助工作的情况，以及陈先生当年在工作过程中给您留下的深刻印象。
李：我讲几段。他（陈先生）1953年是从福州，当时叫福州大学（现福建师范大学），合并中文系的一个班到厦大来的，他一二年级在福州上。我是1953年考入厦大，所以从1953年起，我们就是同一个系的上下年级的同学，又是老乡，就很熟了，后来他1955年毕业离开厦大。我1958年2月毕业，实际上，在毕业以前就开始参加全国方言普查。1958、1959、1960年基本上全省每一个县、每一个点都调查完了，省教育厅就组织了《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编写组。
李先生（李荣先生）说福建的方言很复杂——赵元任先生当时想用五年时间调查福建方言，后来没有完成。所以李先生说，你们力量不够，正好陈章太讲闽南话，张盛裕是潮州人，当时也是小年轻刚毕业，派他们来锻炼一下，参加闽语的调查工作。陈先生做邵武那一片四个县，持续了两年多，到1962年基本上就做完了。
1963年编写《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时，召开了全国性研讨会，其中参加会议的9位专家后来成了好朋友，共同切磋方言学。按年龄排行，他（陈先生）是老四。
1963年8月，参加福建方言研讨会的九位老师，前排左四为陈先生
（照片由李如龙先生提供）
1963年，我们（潘茂鼎、李如龙、梁玉璋、张盛裕、陈章太）联合写了《福建汉语方言分区略说》，这篇文章影响很大。那几年，他们（指当时参与调查的陈章太等人）也住在厦大，又是老同学，有事情我就经常和他（陈先生）商量，这是一段很值得回忆的合作过程。
他（陈先生）1955年去社科院语言所之后，进了语音研究班，听了丁声树先生的课，也参与了昌黎方言的调查。所以他去了以后，得到了李荣先生的指导训练，后来还调查了非母语，邵武话也不是他的母语，长汀话也不是我的母语，我们的母语是闽南话。
后来，他在语言所当了副所长、《中国语文》副主编，他就申请了一个课题继续研究闽方言，当时还没有全国性的课题，那个课题名称就叫“闽方言研究”，就是为（《福建汉语方言分区略说》）那篇文章做注脚了。为什么说闽语是一个大区，具体要分几个区？就用两篇文章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篇就叫做《闽方言的一致性》，发表在《中国语言学报》第一期（1983年）创刊号。中国语言学会是1981年成立，1982年开始有第一次学术年会，我们那篇文章在第二次学术年会上宣读，后来登在1983年的《中国语言学报》，然后1985年又发了一篇《论闽方言内部的主要差异》，这两篇都是我和他合作发表的文章。
赵：李老师，1991年语文出版社出版了陈先生和您合著的《闽语研究》这本著作后，在学界影响很大，请您介绍一下当年你们合作著书的情况。
李：这次合作是建立在《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调查的基础上，我们重新抽出重点的条目，再到一些重点的地方去进行核对。总共收了24个点，字音1000多，词汇好像也是1000左右。因为之前调查的时候有一些疏漏，不太放心，所以重新下去做调查。这次调查工作我做的多一些，他也有去，但因为后来当了副所长，行政工作繁重，调查工作承担得相对少一些。我就带了一些学生去做一些补充核对调查，最后主要是我整理的。前后也做了一年多到两年的时间，到1991年语文出版社出版了《闽语研究》。这其中，我们合作了三篇，他单独的是3篇，我有4篇，两个人通力合作。从《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到《闽语研究》这是我们主要的合作过程和成果。以后在编写方言志的时候他又写了三种，一个永春的，一个邵武的，一个大田的。所以他的方言学工作是从六十年代一直做到了九十年代，做了二三十年，后来他当了副所长后，时间就比较少了，这是我和他合作的这么一个阶段。
陈先生和李先生合作的《闽语研究》原版封面
1994年5月，七位好友在中山大学合影，左三为陈先生
（照片由李如龙先生提供）
（二）创建新平台，耕耘新领域
赵：李老师，陈先生后来的研究领域逐渐拓展到应用语言学，想请您谈一谈这段历史。
李：1984年他（陈先生）调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当副主任兼任秘书长。1984年以后他就筹备成立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办语文出版社，更晚一点，成立普通话测试中心，筹办《语言文字应用》杂志，这都是他主要参与组织和发起的，为学界搭建了新的平台。
1985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委，他是副主任，主任是陈原。这以后他的研究方向转到应用方面，包括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领域也做了许多研究，出版了语言规划研究的专著，在这方面起了先导作用，为应用语言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三）工作学术齐修，为人为学双馨
赵：李老师，您觉得陈先生在为人和学术研究上，有哪些是我们后学晚辈可以学习的地方？
李：做方言工作，第一步是要做实地调查，他当然是我们这帮人中很厉害的一位同志了，也是一个通病：坐不住，一有机会就下去调查了。其实当时的情况是很艰难的，我到长汀去，要坐两天的汽车：第一天到龙岩睡一个晚上，第二天坐三、四个小时的车才到长汀。现在到长汀两个多小时就到了。所以很困难，都要下去做调查，这是一个。
再一个，他从学生时代就做学生干部，做一些组织工作，擅长团结人，所以很多人怀念他。他手下的这些年轻人，都对他都有很深刻的印象，他善于组织力量，能调动年轻人的积极性，作风也很好，平易近人，这是一个领导者的最重要的素质。所以他一过世，这一批人，很多人都非常怀念他，这个绝不是偶然的。他作为副所长也好，国家语委副主任也好，跟我们一起吃饭，一起住宿，从来不摆架子。后来他在语文出版社，配合李行健合编了《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他很善于组织力量，当时组织了全国十几个人，有中年的、有年轻的朋友，就住在语文出版社，同吃同住同劳动，然后再去做调查。这本书出了5卷集，也是语文出版社出的，他跟李行健两个人合作的，这也是他的主要成果。后来因为工作需要就转到词汇学规范问题，应用语言学是他扶持起来的，成立大会我也去了，我想在中国语言学史上也是重要的一笔，在应用语言学方面，陈章太是作出了贡献的。
他的工作和研究就像是打绳结，交织在一起的，自己的研究工作和承担的职务工作都是相结合的。有人研究是研究，工作是工作，不搭界；有的人是专做研究、有的人只顾工作。他是工作为主，因为当了一方的领导，肩负责任，就要全盘考虑，同时在业务上他也不放弃，在工作和学术研究关系的处理上，他处理的不错。他的个人人际关系、上下级的关系处理得都不错，为人平易，待人真诚。
赵：李老师，非常感谢您为我们深情回顾了陈先生卓绝的学术道路和非凡人生。也让我们了解到陈先生和您的深厚情谊和学术合作经历，令我们这些晚辈十分敬佩和感动，向你们致敬！也请您多保重身体！
（摄于2021年7月底北京陈先生家中，由李如龙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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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更感斯人之伟
——纪念陈章太先生
苏新春 厦门大学
我从2005年开始参加了语言绿皮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编写工作，陈章太先生是给绿皮书及其他几色皮书进行学术把关的三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之一（另两位是陆俭明先生和戴庆厦先生），见面机会自然就多了，能经常得到先生的言传身教。我因工作单位的缘故，还受到先生更多一层的关心。先生是福建永春人，1955年毕业于厦大中文系，每次见面，先生都会亲切地说到小老乡来了，校友来了。接着就是对母校母系发展近况的询问和对老朋友的问候，像李如龙先生、许长安先生、何耿庸先生、周长楫先生、林宝卿先生，都是常常会问到的。
先生一生学术研究与学术领导双肩挑，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语言规划研究、方言学研究、普通话理论与规范研究上发表了众多重要论文和著作。我因研究领域的原因，对由先生与李行健先生共同主编的《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阅读的次数更多些，深感这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词汇学研究成果。普通话的经典定义包括了三大语言要素，即“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从《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书名就能看到，它是解决普通话词汇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于1985年立项，经近百人的努力，历时6年而成，1996年由语文出版社出版，共五卷，第1-2卷为语音，第3-5卷为词汇，773万字，厚达 4772页，一部皇皇巨著。采集了东北、西北、西南、华中23省区93个县市的语言样本，描绘了它们的语音系统和词汇系统。
《基本词汇集》对普通话词汇面貌的反映方式有三处值得特别的关注。一是所选的词语。所选的应都是基本词、常用词、核心词，多达3200多条，但选取什么样的词来做参照对比的出发点，是很难，很见功力的。它必须要在词汇系统中具有指称上的代表性，指义上的中性，分布与使用上的普遍性。唯有这样它们才会具有更好的覆盖力与可比性。二是比较方式。它的做法是首先在每页的页眉处列出该词语，下面分三栏31列排出93个采样点的词形与读音。一页一词，排出23个省区93个采样点的词语使用状况，对比性强，异同情况一目了然。三是词语的分类。所有词语按语义分类，共分32类，第1至23是语义类，第24至32类是词性类。下面是32个语义类的情况：
第三卷“词汇卷上”：1.天文、气象；2.地理、矿物；3.时间、节令；4.人品、职业；5.亲属、称谓；6.婚丧、生育；7.身体、动作；8.疾病、医药；9.用品、器具。
第四卷“词汇卷中”：10.饮食、起居；11.房舍、建筑；12.服饰、穿戴；13.交际、礼节；14.交通、电讯；15.工业、工艺；16.农业、耕种；17.植物、花果；18.动物、虫鱼；19.商业、经营。
第五卷“词汇卷下”：20.政治、法律；21.学校、教育；22.宗教、祭祀；23.文化、体育；24.一般动词；25.普通名词；26.方位词；27.指代词；28.形容词；29.副词；30.介词；31.数词；32.量词。
前23个语义类代表了普通话词汇系统中最重要的指物名词的语义系统。这些类跟专门反映汉语词汇语义系统的分类词典（如《同义词词典》《现代汉语分类词典》《新编同义词词林》）是有所不同的，它们的共性有哪些，差异有哪些，探索同异的原因与作用，实在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这些差异是由代表词显示的语义颗粒大小造成的，还是因“词汇描写和对比”与“词汇语义系统描写和建构”的不同造成的？不管原因为何，都在词汇分类系统研究的推进和完善中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再对比于李荣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词典》所采用的词汇分类系统。这些对揭示汉语词汇分类的面貌与方法都能起到积极作用。仔细观察，会发现《基本词汇集》的前23类主要是指物名词。这些类中有的还包括有动词，如与“婚丧”同类的“生育”，与“身体”同类的“动作”，与“服饰”同类的“穿戴”，与“农业”同类的“耕种”，与“商业”同类的“耕种”。在这些类中，动词明显处于附属地位。为什么有的名词类有动词，有的名词类没有动词？动词为什么没有进行独立的概括归类。没有列出动词的那些名词类，是动词不多，还是不重要，还是缺乏代表词，这也留下了极大的研究空间。
《基本词汇集》用细致的描写与对比方法，具体而清晰地呈现了普通话基本词汇的真实面貌，大大促进了普通话词汇系统的定型，是一部具有重要开创性、基础性、资源型的词汇学著作，在基本词汇的选词、对比、分类上做出了极有意义的探索性工作。
吕叔湘先生在《序》中言道：“语音标准比较明确具体，语法规范也不难掌握。只有词汇的标准显得笼统、抽象。这是由于词汇的特殊性、复杂性和我们对词汇的调查研究不够所造成的。比如说，以北方话为普通话的基础方言，而北方话的情况怎样，我们就说不太清楚。这给共同语的词汇规范工作带来不少问题和困难。”吕先生的话深入揭示了《基本词汇集》在研究普通话词汇状况，推进普通话词汇规范上所起的作用。在章太先生逝世之际，重读这部著作，缅怀先生词汇学研究上的功绩，更感斯人之伟。
苏新春
2021-10-23
（作者与陈章太先生于2011年10月在北京栖霞湖参加绿皮书审稿会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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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后学的贤者，指引方向的灯塔
——纪念陈章太先生
孙浩峰 浙江师范大学
2021年10月16日，周六，在金华连绵阴冷的秋雨中，我随王辉教授和毛力群教授，带领各自所指导的研究生前往义乌开展社会语言学调查。去程闲聊中，从毛老师那里得知：陈章太先生住院了，情况不太好。当时大家都期盼情况能有所好转，然而没想到先生在次日凌晨竟与世长辞。
初见先生还是在10年前的锦州。2011年6月3日至5日，第六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在渤海大学召开，彼时研二在读的我，除了承担会务工作外，还以《语言伦理学视角下的网络语言暴力现象探析》为题，“忙里偷闲”地参加了小组讨论。这篇论文是我的学术处女作，虽然文章字里行间透着青涩与稚嫩，但作为小组评议专家的陈先生却没有“嫌弃”它，先生给予了文章选题极大的肯定和鼓励，并提出了宝贵修改意见。如今再来翻看这篇旧作，不禁唏嘘泪目。
会议结束后，硕导夏中华教授安排我陪同陈先生及陆俭明、程祥辉、王铁昆等诸位先生前往渤海之滨的笔架山进行文化考察。近水楼台先得月，登山途中，我就日常读书中的困惑向先生诚恳求教，先生则耐心倾听，并对我提出的问题一一解答。先生得知我对社会语言学情有独钟后，很是高兴，并鼓励我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注意关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现象，学以致用。遗憾的是，当日和先生的多张珍贵合影，却因旧电脑硬盘的损坏再无法找回。
十年弹指一挥间，我也从初出茅庐的小硕士成为浙江师范大学课堂上的一名青年教师，曾经向先生求教的画面仍历历在目。感谢先生的一教之缘，给我的学术研究之路留下了一段宝贵回忆；感恩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理念，让我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之路有了指引方向的灯塔；感佩先生筹办的《语言文字应用》，为学界同仁的学术成长提供了平台和动力。我想，作为学界晚辈和厦大中文系系友，纪念先生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社会语言学研究薪火相传下去。
愿天堂没有病痛，先生千古！
孙浩峰
浙江师范大学国际学院讲师
厦门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2019届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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