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夏，郭淑云教授嘱我写一些关于考古、岩画和萨满教之间关系的文字，包括我对这三者的认识。她给我拟了一个大纲，提出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些不仅涉及到学术，也涉及到我的家庭，包括一些个人的生活问题。本来我是老老实实地按照郭教授的提问一项一项的回答，但到了后面发现，其实问题本身就是按照一条诱敌深入的路线预设的，最后结果就是引人入毂，全军覆没。郭教授思虑之深，谋略之远，最后去掉提问，就成了这篇文章。所以感谢郭教授，感谢她的设问，感谢她的催促。
男左女右，右边的是郭淑云教授
我的祖籍在江西萍乡东桥边，东桥原名草桥，草河经此流入湖南醴陵境内，古为边县重要集贸场所，名曰草市。汤氏为乡邑望族，世以诗礼传家，一如现存的汤氏宗祠楹联所称：精英钟萍水，诗礼绍夏阳。但江西萍乡与我无关，我没去过老家，甚至没去过萍乡。到我这一代，萍乡汤氏家族已是五代书香门第。按理说，五代书香，应该是文脉流长，泽被后世，但这种耕读传统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已经遭到斩草除根式的摧毁。记得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上中学时，先父根本不敢提家世，生怕累及后人。不过先严作为一介文人，他的行为举止包括价值观，肯定是耳闻目染，不知不觉中深深地影响着我。用两件很明显的事例来说明。我大学毕业后被分到青海省考古研究所工作，其实这是一份我非常喜欢的职业和工作，我就喜欢做田野工作，从来没觉着什么辛苦劳累，而是充满享受。无论是发掘还是调查，只要是考古的田野工作，我总觉得是玩，是一种特别享受的工作方式，从不认为这是辛苦的工作。但在我45岁的时候，我却转到大学里当老师了，这就是受家父的影响。其实我舍不得离开可以全天候做田野的考古所，但当大学教授是童年时便根植在我心中的梦，这个梦正是来自父亲。价值观的影响也是无形中的，先严算是五四后的新青年，不信鬼神，不信中医，不信佛道。他患前列腺癌后，有多少人建议他试试中医，甚至给他送来中药，但他从未曾尝一尝或试一试。在这一点上我深受其影响，可以说就是他的翻版。信仰指的是相信什么，而不信，则几乎成了我们父子的信仰。多少年以后，当我忆及先严时突然意识到，曾经特别不想成为父亲那样的我，最终还是不出意外地成为父亲那样了。这世界上没有巧合，也没有意外，文化规定好历史的进程，家庭也为你铺设好通往未来的轨道。
到了这个岁数，无论哪方面的回忆都是漫长的，我的学术之路自然也是漫长的。其实1979年上大学时，考古为何物我根本不知道，但我所在的青海锻造厂有很多老三届北京学生，比起我来，他们是见多识广的。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66届北京高中生，叫XX，才高情深，是我那时的偶像，后来成为中央民族大学的党委书记。我报志愿时他建议我报考古，说搞考古可以全国各地到处跑，说不定还能去希腊罗马或埃及！仅此一句话，就决定了我的一生。不过在大学学习期间，我并不喜欢考古，因为接触的都是那些僵尸般的坛坛罐罐和了无生气的遗址文物，尤其是类型学的研究方法，让我绝望。考古远没中文系的文学课程有意思，甚至不如那些花花草草的植物学或没有温度的地质学。所以我经常跑到其它系去听课，是一个很不被老师看上的考古系学生。
1983年刚毕业分到青海考古所后，那年的秋天就参加了湟中县大华中庄卡约墓地的发掘。刚毕业的大学生，不知道在考古发掘过程中该做什么或注意什么，而只是按教科书或老师教的，只注意发掘的流程和规范等技术问题，以及如何运用类型学对陶器进行分类等问题。那会儿还是相信一招鲜吃遍天的年代，觉得只要把一部九阴真经练到九重便可独步武林，一统天下了。只要把类型学学好，就可以解决所有的考古学问题了。但也常有疑惑。青海考古所标本室有一座复原的卡约墓葬，一位仰身直肢葬的人骨架，手执一把铜斧，脖子上戴着一串贝壳项链，身上饰有许多铜铃、铜泡和铜镜，说明牌上写着：卡约文化的萨满巫师。当时觉得这座标本墓太令人着迷了：这是谁？为什么浑身的铜铃铜镜？脖子上的贝壳哪里来的？手里的铜斧为什么会象征权力和神性？萨满巫师看上去简直太酷了！
青海考古研究所标本陈列室里面的卡约文化墓葬
后来在发掘墓地时出土了一件瘤牛斗犬的杖首的青铜器，按照考古类型学的分类方法，实际上这都可以归类到北方草原青铜器的大类中，这些都属于兽博主题和草原风格。但这件青铜器引起我强烈的兴趣，瘤牛是印度的东西，如何跑到青藏高原来了？为什么草原风格会崇尚兽搏主题？它所表现的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文化象征？然而这些问题显然不是类型学所能解决的。也正是那年，购得一本三联出版社出版的张光直先生的《中国青铜时代》，记得很清楚，一方面艰涩难读，而另一方面又读得我如饥似渴，如饮甘露，第一次知道原来考古可以这么有趣地去做，而不用像幼儿园小朋友摆积木一样枯燥地摆弄那些埋葬了千年的陶片。特别后来读到张光直关于虎食人卣，看到张先生引用美国神话考古学家坎贝尔（Joseph Campbell）《动物的超能力之路》（The Way of the Animal Powers）中所运用萨满教理论来解释虎食人的图形，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萨满教，而且立即就像萨满一样，为之迷狂——可能前生就是个萨满吧？课堂上的考古是一个逝去了的僵死世界，而萨满教则令其鲜活生动起来；课堂上的考古对象是物，而张先生的考古对象是人。
青海湟源大华中庄卡约墓葬出土的瘤牛斗犬的青铜杖首（柳春城绘图）
但是八十年代初期像坎贝尔的这种书是看不到的，不过从此，就力所能及地开始研读与萨满教相关的各种资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学术的春天，在这个季节我们播下放任自我和张扬个性的种子，希望开出绚烂或妖异之花，就是不想平庸和凡俗。所以对一切不落窠臼和标新立异，或者说有悖于传统教科书的学说理论，都会趋之若鹜，认为是侑我芬苾。可是国内的狭义萨满教研究远远不能满足我的兴趣，直到1992年我去意大利史前卡莫诺史前研究中心进修，多少年以后才明白这是一个升级换代的跳跃。这个中心连炊事员加一起，只有6个人，然而它在世界岩画界的地位却是众所周知的。这个中心有个图书馆，其中关于史前艺术方面的藏书，是非常可观的，这一点一般人并不知道。正是这个图书馆为我打开了萨满教之门，同时也打开了世界之门。
在这个中心我最初开始读的就是坎贝尔的书，也就是他得以成名的《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实际上坎贝尔是个从事比较神话学和比较宗教研究的人类学家，只不过是更多地运用人类学材料与考古学材料作对比研究，也就是用人类学来解释考古学，在考古学中这种研究被称作中程理论，也相当于我们国家考古学中所谓“替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的考古境界。坎贝尔的学派可以称作“萨满学派”，1949年他出版了他的《千面英雄》，其中“元神话”的神话理论确立了他在比较神话和比较宗教界的学术地位。坎贝尔的“元神话”即把所有的神话叙事看作是一个伟大故事的变体，在大多数伟大神话的叙事元素之下，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模式，而不管它们的起源或创作时间。坎贝尔研究最多的中心模式通常被称为“英雄之旅”（monomyth），并在《千面英雄》中首次被描述。
不过坎贝尔的神话观绝不是一成不变的，他的著作详细地描述了神话是如何随着时间而演变的，是如何反映出每个社会所必须适应的现实。不同的文化发展阶段有不同但可识别的神话系统，这就是他的神话进化论（Evolution of myth）。《动物的超能力之路》涉及的是狩猎采集社会的神话，涉及很多萨满教内容；《播种的土地之路》（The Way of the Seeded Earth）谈的是早期平等社会的神话（Early agrarian societies）；《天光之路》（The Way of the Celestial Lights）讨论的是早期文明社会的神话；《人类之路》（The Way of Man）则是对关于中世纪神话、浪漫爱情以及现代精神的诞生等主题的分析。
坎贝尔同时也是个现代思想家和哲学家，他的名言“让幸福牵着你”（Follow Your Bliss），成为一个时代的流行语，甚至影响到好莱坞。乔治·卢卡斯称赞坎贝尔的思想影响了他的《星球大战》。所以在卡莫诺史前研究中心读坎贝尔的书时，都是非常愉快，感觉“让幸福牵着走”。不过就萨满教的人类学研究而言，坎贝尔显然不是最早的。《动物的超能力之路》出版于1984年，而在上个世纪50年代德国史前学家劳梅尔（A. Lommel）就出版了他被称为世界艺术的地标性著作（Landmarks of the world's art）《史前与原始人类》（Prehistoric and Primitive Man），和《萨满教：艺术的开端》（Shamanism: The Beginnings of Art）。书中强调了萨满教作为艺术起源的概念，将萨满的新比喻引入了洞穴艺术的研究和更广泛的解释，即精神病萨满或有痛苦预见能力的艺术家。他将旧石器时代洞穴岩画中的萨满形象与萨满教因素系统归纳出来，甚至将“X”射线的萨满风格图形的传播路线也绘制出来。劳梅尔认为萨满教是猎人社会的宗教形式，他说猎人的世界是一个无法控制的世界，所以发展萨满教作为防御和控制，将世界划分为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然后声称控制了精神世界。而岩画，正是萨满控制精神世界的手段之一。劳梅尔的萨满教学说后来成为坎贝尔《动物的超能力之路》一书的理论来源，也正是在劳梅尔的基础上，坎贝尔在此书中直接沿袭了关于岩画的起源、特征和传播路线的全部的劳梅尔观点。如果说劳梅尔的《史前与原始人类》是用萨满教研究岩画的创始的话，坎贝尔的《动物的超能力之路》则是上个世纪下半叶用萨满教理论研究岩画的顶峰，其影响之钜，远不止神话、史前学以及岩画。张光直在其《考古学专题六讲》中曾说：“萨满式的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个特征。”有趣的是这样一个判断正是来自坎贝尔《动物的超能力之路》一书的影响。
劳梅尔的被称为世界艺术地标性（Landmarks of the world's art）的著作《史前与原始人类》
劳梅尔的X射线风格与岩画的传播路线图（来自坎贝尔）。随着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四万年前洞穴岩画的发现，劳梅尔的岩画起源和传播路线显然也不合时宜了，但其文化传播论和萨满教的学术思想却依然有影响
法国拉斯科洞穴中“巫师与野牛”的经典画面。戴鸟头面具的人物形象被认为是萨满，他身旁有一支装饰着鸟杖头的权杖
北欧地区戴着鹿头面具的现代萨满巫师（来自坎贝尔）
世界各地岩画中“X”射线风格的图像，着重表现动物的心脏和肋骨（摘自劳梅尔《史前与原始人类》）
马家窑文化彩陶中的X射线风格的人形纹饰。在劳梅尔的理论中，这就是标准的萨满，正在迷狂状态的萨满
最初是由萨满教的原因而开始研读劳梅尔和坎贝尔的著作，而最终受到致命影响的是他们的文化传播论。在传播论的语境中来理解萨满教，才是这个学派的理论范式和认识精髓。有一件小事令我非常震撼。我小时候在青海的东部农业区也就是湟水河流域长大，小时候玩一种游戏叫“解绷绷”，也就是用一条大概一米长的细线两头拴在一起形成绳圈，将绳圈套在双手手指上形成各种图案，然后由另一人双手用挑、穿、勾等方法改变原来的图形，这样二人或多人轮流解绷，巧妙的绷出各种图形。在网上查了一下，也叫“翻花绳”，并说是一种流行于二十世纪六七八十年代的儿童游戏。又叫“解股”、“翻绳”、“线翻花”、“翻花鼓”、“编花绳”等。土族、满族、蒙古族等称之为“解绷绷”，在杭州称为“挑花花线”。说这是一种流行于二十世纪六七八十年代的儿童游戏，显然是小瞧了这个小小的儿童游戏后面所蕴含着的巨大而深邃的文化意义。
在《刺客联盟》（或称《通缉令》）中扮演史隆（由好莱坞著名影星摩根·弗里曼Morgan Freeman扮演）正在玩翻绳
这种玩绳圈的游戏在英语中称作“string figure games”（绳图游戏），或者又叫“cat’s cradle”（猫的摇篮），根据坎贝尔的研究，这是全球范围内普遍传播的文化现象。这里的两张图片所展示的是澳大利亚阿拉姆高地（左）和南非布须曼人（右）所展示的翻绳或“解绷绷”游戏。譬如右边布须曼人所展示的这种绳子图案，在爱尔兰叫做“梯子”或“篱笆”，在尼日利亚叫做“葫芦网”（calabash net），而在美国欧赛奇（Osage）印第安人则称其为“欧赛奇钻石”。看到非洲土人和澳洲土人也在玩我们从小就熟悉的“解绷绷”，心中震骇：It's a small world！
澳大利亚（左）和非洲（右）的“解绷绷”的女孩（采自坎贝尔）
澳大利亚土著和南非布须曼人中所流行的文化现象一定是旧石器时代全球范围内都曾盛行的，19世纪人类学家詹姆斯·霍内尔（James Hornell）对绳图游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它们被用于试图追踪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与萨满教一样，绳图游戏也被认为是单一地区起源的（monogenesis）。坎贝尔认为正是由于萨满教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从而致使这种绳图游戏也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关于这种绳图游戏的最早描述也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当时著名的内科医生赫拉克斯在他第一世纪关于外科绳结和吊索的专专著中提到了已最早的绳图，并对其进行了描述；1978年国际绳图协会成立International String Figure Association (ISFA)，由此可见这种小游戏中的所体现的人类大文化与大运动。
东欧的翻绳游戏
翻绳游戏能翻出如此随心所欲的图案，始信有必要成立国际绳图协会
谈到卡莫诺史前研究中心，就应该谈谈它的创始人，也就是我的导师阿纳蒂教授（Emmanuel Anati）。关于阿纳蒂教授，我国岩画界非常熟悉，他的岩画著作、理论范式、研究路线、思想观念都有专门的介绍，我在《青海岩画》一书中也对他的结构主义句法论的岩画研究范式也有专门的介绍。阿纳蒂教授不仅是位享誉世界的岩画学者，同时也有着与其学术等量齐观的传奇，譬如他可以说8种语言（古希腊语、古罗马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法语、希伯来语），他一生出版的著作截止去年已经近150种了（2018年在梵尔卡莫诺山谷举行的国际岩画组织联合会大会上他亲自告诉我的）。著作等身对他而言不是形容词，而是一个科学数据。还有，他做得一手好菜，与其学术路线一样，厨艺不仅精湛，而且还是跨文化的。他的学习历程同样可以反映出他文化的多样性和传奇色彩：1952年在当地希伯来大学获得考古学学士学位；1959年，在哈佛大学专攻人类学和社会科学，获硕士学位；1960年，在巴黎索邦大学，师从著名的步日耶神父和古生物学家沃弗莱，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不久他就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卡莫诺山谷》（Camonica Valley），该书的扉页上写着：To my teachers：Professor R. Vaufrey，The Abbé H. Breuil。这个The Abbé H. Breuil，就是大名鼎鼎的发现北京周口店遗址的法国著名的史前学家步日耶神父，也就是当年裴文中的老师。R. Vaufrey就是法国非常著名的史前学和古生物学家沃弗莱，许多文章是关于更新世晚期大象、猛犸等大型古生物的。这样一来步日耶神父就成了我的师爷！出身名门啊，顿时觉得自己也身价百倍了！1964年，为了研究史前和部落艺术，阿纳蒂开始专注于大利梵尔卡莫诺山谷的岩画研究，并在这里建立了卡莫诺史前研究中心（CCSP），从而在国际上成为研究史前岩画和和部落艺术的圣地。
2018年8月-9月参加在梵尔卡莫诺山谷Darfo-Boario Terme 举行的世界岩画组织联合会第19届国际岩画大会（19th International Rock Art Rock Art Congress IFRAO）暨卡莫诺第20届国际岩画会议（XX International Rock Art Conference-Valcamonica），会上与阿纳蒂教授见面
2018年在意大利与意大利学者阿纳蒂（左二，前世界岩画艺术委员会主席）、劳拉（左三）和法国学者克罗特（左一，阿纳蒂之后的世界岩画艺术委员会主席）合影
其实在卡莫诺史前研究中心的一年，最主要的收获不是读了多少书，学到多少东西，而是打开了眼界，知道世界上其他学者是如何在做考古和岩画，除了方法，还有态度与精神。最初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最终都铸成人生中的里程碑。我在中心的图书馆有个专门的座位，我每天早上8点准时坐到那个座位上，晚上六点离开。我每次去图书馆都要经过阿纳蒂的办公室，他办公室的门永远是开的，无论我上班还是下班，只要路过他办公室，阿纳蒂永远都坐在他办公室的书桌旁。有一天我路过他办公室时发现有些跟平常不一样，哦，原来阿纳蒂出差了，不在办公室。没有了阿纳蒂的办公室让我突然明白了学问是怎样炼成的：在桌子和椅子之间，把自己坐成一件家具！一年以后，我离开了中心，但办公室秘书Nives开始时还会时不时地朝着我的座位喊一声“Tang”！听到这个故事，居然有一种暖暖的成就感：我成了别人眼中的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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