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厚辰
当一个人被称为“国宝”,很多时候也就代表了他“过时”的命运。在戈达尔逝世时,人们评价是“法国新浪潮终结”。新浪潮终结了,但电影依然存在,不仅电影存在,影视媒介还比戈达尔的时代成千百倍增长,我们真正进入了泡在影视中的时代。
对于当下的影视环境,我们有很多怨言,电影、电视剧不好看,短视频反智、煽动,综艺哗众取宠。但我们谁又能远离影视而生活呢?
某种程度上,现状应是戈达尔所欣喜的,影视终于成为一种能动性的媒介,因为手机拍摄的普及,普通民众可以使用视频捍卫权利,表达批判,展现回忆。从这个角度,影视媒介的“浪潮”已经由分布式的众人依靠手机接棒,我们人人皆是弄潮儿。
但电影却格外老气横秋,戈达尔希望反叛的“美式电影”更加大行其道,甚至已经鲜有“脱轨”的作品存在。美式电影范式的持存,也实在令人惊讶,直到今天,它依然是造梦的不二法宝。如果电影是这么美又坚实的一场梦,又何苦“新浪潮”呢?
这是今天我们这些弄潮儿们也需要直面的问题,戈达尔在1979年接受采访时说,他的愿望包括“将声音从图像的专制中解放出来”。至少对戈达尔而言,“新浪潮”电影,是梦醒的电影。
01.
失落的后半生
戈达尔在法国出生,成长于瑞士,比较平稳地度过二战。战后他在法国索邦大学学习,与电影结缘,并结识了“新浪潮”运动的同路人特吕弗、侯麦等。随后,他开始了作为影评人的生涯,开始频繁写作关于电影的评论文章。
一边写影评文章,一边有一些短片拍摄的机会。他在29岁时拍摄了处女作长片《筋疲力尽》(豆瓣5.5万人评分),随后他接连拍出多部精彩作品,31岁时的《女人就是女人》(豆瓣9千人评分),32岁时的《随心所欲》(豆瓣1.7万人评分),33岁时的《轻蔑》(豆瓣8千人评分),34岁时的《法外之徒》(豆瓣2.2万人评分),35岁的《阿尔法城》(豆瓣7千人评分)和《狂人皮埃罗》(豆瓣3.1万人评分)。
《筋疲力尽》
之后他陆续推出《男性女性》(豆瓣近4千人评分),《美国制造》(豆瓣2千人评分),《我略知她一二》(豆瓣2千人评分),《中国姑娘》(豆瓣5千人评分),《周末》(豆瓣4千人分)。
1967年,他刚37岁,8年时间,戈达尔已经作品累累,收获国际声誉。这距离2020年戈达尔在Instagram直播,相隔53年之久。在这53年之中,他创作了数以百计的作品,但都没有早期作品的关注度。
上面所列举的豆瓣打分者数量,不是为了展现戈达尔的水平,而是为了说明他作品的关注度。1968年与滚石乐队有关的《一加一》豆瓣仅219人评价,《不列颠之音》只有358人评价,在捷克拍摄的《真理》甚至没到开分的最低人数。
1972年他创作的相对“主流”的作品《一切安好》有1536人评价,1980年的大制作《各自逃生》也只有1639人评价。后期恐怕唯一较受关注的是1983年有4千多人评价的《芳名卡门》。
《芳名卡门》
这是为何?比他岁数更长的伯格曼1982年的作品《芬尼与亚历山大》在豆瓣尚有1.7万人评价。37岁后的戈达尔发生了什么?他江郎才尽了吗?还是发生的事情,需要关联“新浪潮”来解释呢?
02.
“假的真的”和“真的假的”
戈达尔在1990年推出了名为《新浪潮》的电影,豆瓣上仅有500多个人评价过。这是一部可以由此切入和了解戈达尔“新浪潮”运动尝试的作品么?
很可惜不是,这部爱情电影非常晦涩,甚至混乱,观感与其他戈达尔电影有相似之处。不过,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将帮助我们了解一些重要的区分。
电影中有一位园丁,总是自顾自地说着一些很有诗意的台词,比如他开着墨绿的拖拉机,一边搬动园丁工具一边说:“我们根本无暇去探知,犹如一盏初明的灯,栗子树的花开,或那些飞溅的,闪闪发光的赭石……”
《新浪潮》
这里的关键当然不是诗意或诗的内容,其实戈达尔后期的电影几乎没有我们追求的那种“视觉美感”,这兴许是他刻意去避免的。
这里的关键是园丁、场景和吟诗带来的间离感。这其实就是话剧,在话剧中,人物经常超出情境和他的身份,仿佛开始面向观众言说一般说话。
这是典型的布莱希特方法,即“说教式”,我很喜欢这个译名,因为我们都讨厌“说教”,因而这个译名对观众是一种挑战,这个挑战非常重要,戈达尔就很鲜明地指出“我们必须挑战观众”。
挑战观众?可能很多人会皱皱眉头,觉得稍有冒犯。不过请大家暂停想一想,同温层内容最不冒犯;教你自洽,教你爱护自己的内容不冒犯;把你塑造为受害者,把他人塑造为恶魔的内容不冒犯;亲切地邀请你加入一个巨大的、必胜的身份,从此永享胜利的内容更加不会冒犯。
如果一个人不认为自己“应该”被冒犯,基本也就是认为自己没有任何必要改变,自己已经获得了道德的地位,获得了正确的认识,就等着坏人被消灭或坏人被改变了。如果绝大多数人都这样想,我们当然不需要“新浪潮”,我们只需要不断复制的旧娱乐,就像今天一样。
《各自逃生》
所以,间离和冒犯在布莱希特与戈达尔的系统中如此重要。一位园丁在不合时宜的场合开口吟诗,这是假的,也提醒着观众这是电影,电影也是假的,在此重要的是观众自己的理解,这种理解恰恰是真的了,我们可以说,这是“假的真的”。
与此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电影,在展现上都是“真的”,在布莱希特看来,这就是电影营造的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幻象,这个幻象当然是用来骗人的,这就是“真的假的”。
推而广之,进入我们现在的时代,充斥手机的短视频等内容,那些即便直勾勾地对着屏幕言说的人,他们也言之凿凿地认为他们所讲的都是真的,这就是新的能动媒介中的的幻觉。
所以我在最初说今日影视的范式更迭是戈达尔乐见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当然另一部分,也会令他更加痛苦。“新浪潮”,是个破除幻觉的艺术运动。
03.
置身世内的艺术
戈达尔不是一个关于“美”和“艺术”的电影大师。前文提到,戈达尔在1968年前那些脍炙人口的电影,与1968年后的电影,知名度与影响力有大幅改变,这中间有一个现实的机缘,即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
1968年后,戈达尔放弃“美式叙事电影”,开始探索自己的电影投身于左翼运动的可能,并据此进行了一系列先锋性的尝试。这些尝试不能说成功,而现实的残酷也深深打击了他,他从最初五月风暴里的偶像,渐渐成为被学生抛弃攻击的人物。
他表述自己对“美式叙事电影”批判,他说,“结果发现娱乐业也是一个资产阶级大家庭,远比我的家族要大。或者说,此时我才开始认识到这一点。而逃离这个娱乐业大家庭比逃离父母身边要困难得多了。”
采访他的人回道:“而你又加人了革命家庭。”戈达尔的回复是:“我希望没有。”
《芳名卡门》
在投身左翼的经历中,戈达尔目睹了他们极端的“保守”,这又与“新”扯上了关系。
今年年初讨论度很高的电影《不要抬头》,就是一部典型的讽刺到位,价值观也看似很正,但丝毫没有挑战任何观众的电影。你可以把你憎恨的一切人代入反派,看完电影,你再次得到印证:“原来这帮人真的这么愚蠢这么荒唐啊,哈哈哈哈”。你从这个电影里得到什么新东西了吗?没有。
“新浪潮”电影,至少在戈达尔的角度,是给人以“开启”的电影,而不是给人以“封闭的已知答案”。
他说:“人们喜欢把自己当成车站或终点站,而不是航行在车站之间的火车或飞机。我喜欢把自己当成一架飞机,而不是一座机场。”在这个比喻里,他想表达的东西非常清楚,“新浪潮”电影,不是一个已知的位置,而是探向未知的尝试。
但飞机不飞在想象的世界中。在想象中,两三个概念就足以让你充分体会“探向未知尝试”的自我感动,抵达宇宙至大,道德至纯,邪恶至暗,真理至高。造梦的电影往往如此。请注意,造梦绝不指幻想电影,即便是现实主义题材,往往更是用现实造梦。
就像戈达尔回忆自己的处女座《筋疲力尽》说的,“我的创作是遵循现实主义原则的,但现在我认识到《筋疲力尽》是我无意识的作品。我以前自以为知道这部电影讲了什么,但在影片完成一两年之后,我意识到我完全不了解它的内容。我本以为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电影,但现在看来它就像《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一样,表现的完全是一个虚幻的、脱离现实的世界。”
《筋疲力尽》
在这里,我们就明白“新浪潮”的问题意识了,这个问题意识被好莱坞体系以外的导演群体共享,并由他们意识到,这不是题材的问题,不是手法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加抽象的问题。这种“造梦”,就是电影媒介的特征。
所以戈达尔探索的不是新的题材、新的手法,而是新的“电影语言”。用我们今天的例子,更像3D电影的出现,或是李安探索的那种高帧数电影,虽然这两个探索都是技术方面的,但就像从默片到有声电影,从黑白到彩色电影一样,是一种新的“电影语言”。
但并不是“新”就代表可能性,无意义的新,甚至倒退的新比比皆是。戈达尔这一代导演都认为有声电影比默片在很多方面是倒退的,而我们也明白,3D和高帧数并没有给电影带来任何东西。
戈达尔的探索不是技术性的,而是高度“布莱希特”式的,在《中国姑娘》中,戈达尔保留了很多拍摄中的拍板镜头,就是在直接告诉你,这是电影拍摄,他希望展示“电影拍摄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电影拍摄的结果”。
《中国姑娘》
但你要问我,这又如何呢?展示这是拍电影的过程,观众就能从中得到什么吗?这问题我也答不上来。但我至少想表达,这就是“新浪潮”的新,他意识到电影这门媒介本身的僵化和其造梦性,而造梦性就具有欺骗或洗脑的潜能。“新浪潮”希望能够革新此种艺术范式。
04.
拍响所需的另一个巴掌
我们不得不数次提到布莱希特,他对戈达尔影响至深。布莱希特探索的,就是要对现实世界和特定历史时期拥有直接影响力的艺术形式。戈达尔继承这个野望,有人问他“你想改变你的观众吗?”戈达尔回答,“我想改变世界”。
在今日的视角下,这太不酷了。现在我们对电影“新”的期待,也许是画面美感的极致(戈达尔在生涯中期就不再关注画面问题),也许是迷影的“纯粹性”(戈达尔也表达在小电视上看电影也很精彩,对白在其中凸显出来),也许是艺术家的即兴创作(戈达尔否定自己是即兴创作,虽然看上去像)。
所有这些“艺术形式”本身的,“精神追求”的,“意志力”的,这些浪漫主义价值,一概不在戈达尔的关注范围之内。
他没有今日语境中“很酷”的,离群索居的,追求极致的艺术家气质。他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性格,喋喋不休,喜爱表达,愤世嫉俗,其实很多时候都挺酸腐的。
《芳名卡门》
强调“酷不酷”是为了说明,“新浪潮”既然是置身世内的电影尝试,是与布莱希特拥有同样目标的艺术运动,那么受众对其的响应和接纳是里面不可或缺的一环。就如戈达尔38岁后逐渐响应寥寥的尝试,他的历程并未实现他改变世界的野望。
当然这不是说受众未能跟上他的脚步,戈达尔的尝试本身也未必就实现了对现实的那种穿透力。
但至少,受众需要对新的东西,对挑战持开放性的态度,对“美式叙事电影”感到厌倦,甚至对今日已经借由短视频技术扩展开的这个“大型造梦”拥有觉察。
这里的觉察不是用“短视频坏”或“短视频包含很多虚假信息和意识形态操纵”这么两句话,就可以概括和解决的。如果就是这么两句话,我们依然处于一个“判决已下达”,“事情已经明了”的状态中,坏人已经被找出,坏事儿的缘由已经被理解,那在这个位置,我们又不再需要任何新东西了。也就不会需要任何一个“浪潮”。
“新浪潮”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式,没有形成答案与结论,而是一个被提出的艺术目标,他呼唤一个可以对现实产生实际影响,并突破“叙事型电影”的影响的新电影语言,这当然有可能是个妄念。但我们现在的生活够好了么?我们希望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么?你是否觉得现在能带来改变的只有一场灾难?或者根本就期待着毁灭。
我当然明白我们当下的心态,这也是我的困惑。怀特海在《思维方式》中谈到重要的思维动因“创造性冲动”时就说,这种冲动来自生存处境的危机,和对突破危机的期待。但现在面对迫身的危机,我们想到的更多是绝望和放弃。
“新浪潮”就是这样一个运动,当受众都不再有任何希望,并不期待任何新东西的时候,它就注定结束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早在戈达尔去世前,新浪潮运动就已经结束,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芳名卡门》
今日需要被革新的何止电影,小说面对已然衰落的纸书时代又能做何反应?电子游戏面对雅达利所留下的这些范式,是否还能有所创新?社交媒体中千篇一律的内容,是否能创造出能动性的范式?
如果这一切都毫无变化,我们怎么期待生活可以发生任何改变呢?也就是说,我们已然活在工业化社会的“造梦机器”中,我们如何接触现实?
这是一个巨大的,沉重的,不酷的话题,但至少我想表达,“戈达尔”和“新浪潮”这样的概念,背后不是时髦的艺术风潮,而是未被兑现的社会治疗。
我们还在等待下一次浪潮的到来。这句话本身也是一个充满误导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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