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传教士 （上）
作者：威廉.爱德华.史密斯（W.E.Smith）
摘译：蓝松子
目 录
（上）
导言
作者简介
一、早年生活
二、准备前往中国
三、学习中国的语言和习俗
四、在成都医院的工作
（中）
五、在峨眉山休假
六、在彭县和仁寿巡回传教
七、义和团飓风
八、在乐山工作
九、回国休假
十、战乱
（下）
十一、在荣县开辟传教站
十二、自流井医院
导 言
这是一位加拿大医学传教士，威廉.爱德华.史密斯(William Edward Smith)根据自己在中国四川传教经历，撰写的《在中国西部的一位加拿大医生》(A CANADIAN DOCTOR IN WEST CHINA)一书摘译的文章。目前所见翻译的加拿大传教士的回忆文章，多是关于他们在成都地区办学和行医的经历，少有深入描写关于加拿大医学传教士在四川其他地区，通过行医，传播基督教的经历。史密斯的著作对此弥补了一部分空白，故翻译相关部分，供参考。
史密斯的朋友，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校长E.W.华莱士在该书的前言里写道：“这是上世纪初，一位加拿大年轻人在旧中国与贫困和孤独做斗争的冒险经历。他所讲的故事常常难以置信，但这些故事的确又是真实的。他以基督教传教士的身份去中国，经历了令人心碎的沉船事故;惊心动魄的暴乱;与土匪和革命者朝夕相伴。他与疾病、无知和贫困作了不懈斗争。他的这次伟大冒险是他人生中的一次重要体验。在中国的四十年里，史密斯医生亲身经历了这个伟大的国家从因循守旧的蛰伏状态进入了现代生活的滚滚洪流。他同时也为这个重大变化做出了自己贡献。”
史密斯写的自序里写道：“这本书记录了我与许多加拿大同事和中国人民的真诚友谊和合作的经历。我从自己的《英华传教士日记》中，挑选出我的朋友和加拿大年轻人感兴趣的内容，让他们更多地了解中国人。让我的经历为这一代人的普世兄弟情谊和世界和平作出建设性的贡献。这是一个与东方人建立联系和友谊的故事;也是我在一个高度文明的儒家地区——四川荣县，如何成为中国人，与当地人建立友谊的故事。我先是经历了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然后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最后一次是1927年的大革命。在四川资中附近我被绑架，我从行刑队中逃了出来;受难的中国人民温暖了我的心。我希望并祈祷读者能对他们感兴趣，消除误解，增强对他们的同情心。在基督心里没有东方、西方、南方和北方，在广袤的土地上只有伟大的爱!”
加拿大联合教会在四川的传教地区（译者注：都是在水路方便的长江流域）
中国西部的中心传教站
(West China Central Mission Stations)：
彭县(PENGHSIEN) 成都(CHENGTU) 仁寿(JENSHOW) 嘉定(KIATING乐山)
荣县(JUNGHSIEN) 自流井(TZELIUTSING) 泸州(LUCHOW) 重庆(CHUNGKING)
涪州(FOWCHOW涪陵)忠州(CHUNGCHOW忠县)
（注：地名采用当时外国人使用的罗马注音）
作者简介
W.E. 史密斯 约1940年
威廉.爱德华.史密斯(William Edward Smith中文名：王雨春、王维霖 1864年—1944年)出生在加拿大肯德尔。他先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学习神学，后在三一学院学习医学 。1895年从两所大学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还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各地担任巡回教士。在加拿大卫理公会的支持下，史密斯和妻子格蕾丝带着只有一个半月的女儿朵拉于1896年9月登上“日本皇后号”邮轮从温哥华出发前往中国。他在船上还结识了在欧美考察回国的李鸿章。1896年10月到达上海。1898年7月接替回国休假的雷塔.基尔伯恩，负责成都仁济医院的医疗工作。其间曾到过彭县和仁寿传教。他后来通过了汉语考试，可以流利地使用四川方言，用汉语思维。1905年，他在四川荣县和自流井建立了中心传教站。在荣县开设了一所教堂和一所寄宿学校，后与他人合作建成荣县医院和自流井医院。1928至1936年期间，王雨春是自流井仁济医院的实际负责人。1936年7月退休返回加拿大，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和阿尔伯特学院任职。
一、早年生活
在我三十二岁到中国之前，我一直是在加拿大为生计而奔波。早年，我母亲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我们一家居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达勒姆县克拉克镇一个租来的农场里，生活非常贫穷。父亲过早去世，留下了母亲和十一个孩子，最小的还只是一个婴儿。我家共有五个女孩和六个男孩。我是第九个孩子。年纪较大的孩子一旦能够独立，就都离家出去谋生了。母亲受的教育非常有限，但她记住了圣经中的许多句子和赞美诗。她用清晰、甜美的声音唱着这些诗，她常常弯着腰洗一大堆衣服;用笨重的熨斗熨衣服;忙着搅拌黄油和烘烤清香的面包。她最关心的是每个孩子都应该接受教育。母亲处境非常艰难，但我从来没有听到她说过一句抱怨自怜的话。她心甘情愿地为家人辛苦劳作。她的榜样给我们每个孩子都带来了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她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却没有悲伤、痛苦或指责。
母亲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与他人在一起时，总是害羞地站在旁边倾听，她一直是个有耐心的倾听者。她常说：“说话是银，沉默是金。”她总是带着温柔的微笑，弯着腰看着飞舞的手指没完没了地编织孩子们的毛衣。她会步行三英里到教堂做礼拜，在礼拜开始前静静地坐在长凳上。礼拜结束后，她又会四处握手，然后迅速离开。当被问到她为什么不留下来和朋友聊天时，她会抬起她那八十年来头发一直梳得很光滑的头，回答道，“尽是些流言蜚语。”母亲强调的另一句格言是：“早睡早起使人健康、聪明、富有。”她虽然常常为了第二天需要补的袜子而熬夜，但她仍然在天刚亮就起床了。我因此也养成了早起的习惯，也从来没有为此而懊悔。在后来的几年里，在很多时候使我免于考试失败，因为我过去常常在早上六点反复练习拉丁语和希腊语，学习医学和解剖学。
我们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把土豆放在盆里清洗煮熟，然后沾着母亲自己配制的美味肉汁吃。我们还有自制的面包和黄油。花园里有蔬菜和自产的新鲜鸡蛋。母亲的信条是绝不赊购任何东西。我一辈子也都这样做，并强烈推荐这种做法。我五岁就想和年龄较大的男孩和女孩一起上学，但稚嫩的腿和小脚走不了两英里，跟不上其他人(整个夏天我都没有鞋子和袜子穿)。但是，姐姐利齐和埃拉教我做祈祷，这使我很感兴趣。我问了许多问题：这个慈爱的天父，天地的造物主，怎样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
在一个闷热的夏日之晚，我坐在房子前面的石头上，默默地向上帝祈祷。天堂是否存在于星星闪烁的天空中? 带着火和硫磺的地狱，在离我们农场几英里远的黑暗的沼泽中燃烧吗? 妈妈和姐姐们告诉过我天堂和地狱的故事。表现好的男孩和女孩去了快乐的地方;邪恶的人去了另一个地方和骗子和杀人犯一起生活。我祈祷耶稣帮助我亲爱的母亲和我的每一个兄弟姐妹足够坚强;有工作，有食物，有衣服。耶稣基督那天晚上离我很近。我好像在他的怀里和他说话，我轻轻地念道“耶稣爱我”，渐渐睡着了。母亲轻轻把我抱回了屋里。
在马铃薯的栽种、除草和成熟的季节，我们家的孩子们都不能上学，因为他们必须在田里干活。我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的邻居，一个单身汉农场主维兰姆·斯图亚特要打理他的土豆，需要我的帮助。他让我驾驭一个破旧的马车。干十二小时给我二十五分钱，包括中餐和晚餐。当数着我第一次赚的钱，别提多高兴了。我用这笔钱买了我的第一双红头靴子。我也很高兴有钱买课本和各种各样的书了。对书籍和学习的热爱伴随了我的一生。后来我在中国收藏了两千多册书。我不喜欢缺课，但每天赚25美分很有吸引力。这让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能够在谋生的斗争中照顾自己了。我们赚钱的另一种方法是采摘野生浆果。我家附近地里有一大片野生的草莓和覆盆子。从其他地区来的浆果收购车到来之前，我们的桶总是已经装满准备好了，而且很乐意以适当的价格出售给他们。我的哥哥约翰膝盖受了严重的伤。那个秋天，他都不能再驾驭马匹犁地了。只得让我这个12岁的男孩，在整个秋天，留在一个布满石头的丘陵土地上耕地，那是多么痛苦。至今，在那无尽犁沟中度过的漫长日子，仍然在我的脑海中不断显现。当犁头碰到地下的石头弹出来，砸到我的胳膊时，痛得我差点岔了气。我每天晚上从地里累的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里，还要照顾马匹。我常常疲惫地在马厩里的稻草上睡着了，直到被叫醒吃晚饭。
加拿大的农民 1900年
当我十七岁时，我们搬到了克拉克第九租赁区的一个贫瘠的农场，这个农场属于一个富有的商人。这个商人提供的农场免了我们第一年的租金。我们需要我们自己搬石头，清理土地，建造篱笆。搬运石头磨破了我手，经常流血。经营农场的一切都是我做主。我们有自己的几匹马和有限的农具。我当时学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所有十几岁的男孩都要遵循：永远不要抽烟和喝酒，要充分利用你所拥有的一切，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第一个秋天，我们播种了秋小麦和黑麦，并预留了几英亩地用于春季播种。我们雇不起收割的工人。一切都要自己动手，我一天之内就能收割五英亩的麦子。妈妈养了一头牛，一头猪和一些家禽。朋友们给了我们一副带架子的雪橇，可以把木材送到市场。冬天，我清理了土地后，就把木材送到奥罗诺，我们在那里交易农产品。我买了足够的食物、衣服和种子。俗话说：“只工作不玩耍，杰克就会变傻。”在加拿大漫长的冬季里，镇上组织了舞会。我们都学会了跳舞，在第二个比赛季，我被提升为舞蹈大师。
1885年，我已经21岁了。我和哥哥清理了伊丽莎白维尔那个村子的一所旧房子后，购买了一小批可能在这个地区需要的一些日用品，同时还准备在我的商店里为大家提供现货现金交易服务。我们的座右铭是：“薄利多销”。我们仔细研究如何购买我们的货物和如何出售它;了解人们的需求，并迅速为他们提供所需的商品。当地的人都感谢我们这样的做法，因为我无意中听到他们中的一个说：“我们的家人喜欢和史密斯的孩子打交道。”我们也相信广告的力量。我们的第一批广告是几块涂成白色的薄木板，上面用红色的大字写着：“伊丽莎白维尔的史密斯商店需要订购一百万打鸡蛋”。我们把这些广告牌分别钉在显眼的篱笆上，很快就有朋友从四面八方拎着一篮篮鸡蛋过来，每个人都问同样的问题：“威利，你拿这么多鸡蛋干什么?”他们不知道，我已经事先和一位批发商安排好了，他每周都来取我们收购的鸡蛋，现货现金交易，我们这里是市场最高收购的价格。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很好的新鲜黄油的现货现金交易商机，但要用专门的容器装运。我们为当地最好的制作黄油的家庭提供了这些专用包装箱，这让农民的妻子们很满意。我们很快就有了一笔交易。接下来，我们还与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家禽经销商取得了联系，并学会了如何预先饲养和运送各种家禽到市场。我们还专门设定了一个市场日，那一天，让附近农民带着家禽来商店，我们以统一的价格收购。这次冒险被证明是成功的，我们从中得到了很大的收益。
有一次，多伦多街道铁路公司(TSR ) 的员工罢工。那个公司的一位经理劝我去多伦多当售票员。那个时候还是公共轨道马车时代(译者注：用马在街道铺设的铁轨上拉车)。我立刻报名了，并和师傅进行了一次试验性的跟车，以便我们能够了解街道的名称和如何售票。不久我就被派去负责一趟车的售票，一直干到周六发薪日。我得到了售票员的证书，并要求下星期一早上来上班。那时候，每个星期日公共轨道马车就休息停运。周末，我怀着好奇的心情参加了罢工者的会议，听到了一些悲伤的故事，说很多男人从乡下来，从罢工者的家庭嘴里夺走了面包。所以我放弃了这个好工作。不久，我又应征了“亚历山大父子公司”招聘油漆工的启事，他们对我是否适合这项特定的工作进行了面试。虽然告诉他们我没有绘画经验，但我其他的条件显然是令他们满意的。最后，他们让我来，付每天一半的工资。工头对这个勇于尝试的男孩很感兴趣，并教我如何正确地使用油漆刷。那天，令我惊讶的是收到了一天的全额工资和一张便条，要求我继续和他们一起完成那份装饰工作。完工后，我又回到了伊丽莎白维尔商店。在多伦多期间，我还报名参加过皇家骑警队和多伦多警察的考试，虽然都通过了前期的考试，但最后都没有被录取。当警察一直是我早年生活中的梦想。
二、准备前往中国
我自己商店里的生意很好，但我对接受更多的教育有着更深的渴望，不是为了学习如何谋生，因为我已经在这条道路上取得了成功。真正的冲动是渴望自己有更大的提升，帮助我成为牧师。阅读了关于去非洲传教的宣传册后，我想在这一领域为耶稣基督工作，并试图告诉人们，耶稣的爱是改变他们的生活和希望的力量。现在我已收到了上帝的明确呼吁，做一个在外国传教的牧师。我选择非洲作为最需要我的领域，那里更适合我，因为在中国和日本这些有高度文明的国家开展传教工作已不迫切。然而后来上帝作出了选择，我被派往中国西部。后来证明那里是更适合我开展建设性工作的地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当牧师的选择。我坚持认为，无论是什么时候，上帝都会关照我生命中的每个过程，这不是一个改善我的地位的问题，而是与上帝站在一起，做他想让我们做的事。我现在被召唤走向一条新的道路——成为牧师，随时准备要付出沉重的牺牲，“为他人而献身”。为此，我必须有大学文凭，我原来甚至没有上过高中。我哥哥很慷慨地提出要继续做生意，给予我学费和生活费用的支持。正是我哥哥的爱和帮助使我能够上阿尔伯特学院(Albert College)。(译者注：这所学院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学校，位于多伦多以东的贝尔维尔市 )。卫理公会在我第一年的预科和大学的艺术课程中给予了我很多帮助和指导。同学们的关心和友爱温暖了我的心，创造了一种家庭的氛围并一直伴随着我的整个大学阶段。
在学院的所有老师中，埃拉·加德纳小姐对我帮助最大。在餐厅里，她总是邀请学生们坐到她那里。女生坐在长桌的一边，而男生则坐在另一边。她坐在右上角的座位上，引导大家的谈话。她总是讲自己旅行中有趣的故事，并对书籍选择和学习的最佳方法提出建议，并明智地评论如何使生活获得成功。我在那张桌子边上坐了两年，学习了她的谈话艺术，对于那个害羞的乡下小伙子来说，这是一天中最充实的学习时间。学校的教授指导我如何在公共场合说话并被清楚地听到，以及如何有效地向教友阅读圣经。我的学习方式非常慢，但只要认真地按照时间表，循序渐进就会取得成效。我的座右铭是：“要么做成功，要么在尝试中死去!”
我继续早起的习惯。沐浴和祈祷后，在早上7点之前把最重要的学习问题拿出来复习。我严格遵守另一句格言是：“准时”。在老师开始上课后才进入教室，或在祈祷开始后才走进餐厅，都是不能容忍的。坦率地说，还有一个原因是不能晚进餐厅——其他学生不满的嘘声和踩你脚。一次这样的经历就足够了。五十年前，学生们需要自己铺床，打扫卫生，保持房间整洁。我们自己带煤油灯，床上用品和毛巾。我们从水泵里汲水。这里有许多有趣的“水泵社交!” 可以有机会与女孩子交往，帮助女生抽水装满她们的陶罐。我们还不得不经常从柴棚里搬出木头，让我们的炉子在寒冷的天气里一直保持燃烧。正是在我的学生时代，从木柴炉取暖到暖气取暖的转变时期。
我在大学兄弟会搞批发活动的商业经验对我补贴学费很有帮助。它使我能够购买更便宜的衣服和书籍，甚至有条件买丝绸手帕和袜子。自己洗袜子和手帕，又可以节省几个镍币。我还出售书籍和杂志，以帮助支付学费。对我来说，大学生活是一次难得的经历。
校长戴尔建议我进入维多利亚大学(Victorin University)，并在参加域外巡回传教活动之前完成我的艺术课程。1889年，昆特湾联合会任命我为弗兰克福德地区的巡回传教士，我接受了上帝的召唤，尽管我真的觉得对这样的安排不妥，我太缺乏经验了。我在传教部的第一年所取得的成绩使我深受鼓舞，在精神上取得了很大进步。1890年秋，教区会议决定把我送到维多利亚大学读书。我原来打算在大学开学之日去报到，但由于印第安人保留地和其他地区的传教任命，我无法按期去报到。当地教区请求教区主席允许我留下来继续工作，并请学校领导理解我不能按期去学院。我虽然对这个邀请感到高兴，但对那年未能按时上大学仍感到非常失望。然而，经过多次祈祷，我决定听从主的安排，同意接受留在教区的邀请。我觉得这是上帝对我生命旅程选择的一次考验。1891年的夏天是在伊丽莎白维尔的家里度过的，我除了在店里帮忙，还向比蒂医生学习一般救护培训，他劝我系统地学习医学。我们使团的秘书长亚历山大·萨瑟兰博士也建议我选修医学课程和神学，成为一名正式任命的医学传教士。我决定继续在维多利亚大学选修卫理公会牧师的专业课程，同时在三一医学院进行完整的医学课程学习。在三一医学院的第一年，教区对我的考察很满意，这使我非常高兴。在我布道任期快结束的时候，为我举办的告别音乐会让我惊喜，它赚了一笔钱来支付我接下来一年的学费。秋天我回到多伦多，完成了和去年类似的学习计划。幸好我有良好的健康身体。大学期末，我成功地通过了医学和神学各科考试。非常繁重的大学学习结束后，我接受了艾普森的巡回布道的工作，那里的劳埃德牧师最近去世了。这确实是一种独特的经验，我连续三年接替了三位去世牧师的工作，直到其任期满。通过一个朋友的有益指导，我去了美国底特律的一家急救医院，以获得实习经验。这个职务相当于多伦多的家庭外科医生，可以自行进行手术。我同时还注册了密歇根医学和外科学院第四年级的学习，通过了所有最后的临床诊断考核，并于1895年3月获得了我的医学博士学位。我还获得了化学和外科手术的专业特殊文凭。怀曼教授所教的外科学很吸引人，我对外科手术很感兴趣;事实上，我还得到了一个急救医院的职位。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去塞尔温的布道路上，被唱诗班里一位年轻女孩可爱的歌声所吸引，于是决定见见她。她是当地学校的一名教师，叫格蕾丝.奥莉维亚.杨。我们相互吸引，很快就了解到我们对涉外传教使团有共同兴趣。从而开始了这位女子学校老师对我生命的影响。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一直与格蕾丝保持密切联系，她正在接受特派团工作的特别培训。直到遇见她的时候，我才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传教士。格蕾丝的母亲反对她一个人去外国传教，但同意她作为一个已婚女人和丈夫一起去。1895年的5月的一天，我和格雷斯.扬在乔治·布朗牧师和库恩牧师的主持下正式结合了。我和妻子很想马上到国外传教使团工作，但上帝又让我们在加拿大继续工作了一年，让我们完成最后的使命。1896年4月，特派团委员会任命我到成都接替辞职的大卫·史蒂芬森博士的职位。我们将于9月前往温哥华上船然后去中国。此后，我们夫妇彼此总是互相鼓励，相信上帝成就了我们的婚姻。上帝给了我们七个可爱的孩子。前三个大孩子在小时候带回加拿大老家;剩下的四个留在了中国。他们中的三个女孩和一个男孩，都是多伦多维多利亚大学的毕业生。
图1. 史密斯的妻子格蕾丝·奥利维亚·扬
图2. 维多利亚大学女子曲棍球队 格蕾丝·奥利维亚·扬也在其中
三、 学习中国的语言和习俗
我们赴中国西部的任命在经济上受到了F.C.斯蒂芬先生的支持。我们参加了他组织的“使命前进运动”。在他的家乡科堡，这也是我的家乡，成功举办了募捐活动，筹集了足够的资金来派遣一个特派团。整个四十年里，教区都忠实地支持我们。这是我们教会的第一个地区组织的特别基金，支持他们自己的代表在外国传教。他们每个月都写信鼓励我们。我们也每三个月报告我们的工作。这些行动是以一种非常真实的方式促进相互孤立的世界人民之间兄弟关系的融洽。我的中文老师常叫他们为“加拿大兄弟的信”，并且非常想听信中的内容。科堡的彼得伯勒联合会忠实地与我们合作了数年。我为老科堡地区的人民无比骄傲，因为他们为上帝而牺牲。他们的传教热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孩子，直到第三代。他们也成为传教士的忠实支持者。
1896年夏天的五个星期天，我都在教区里布道，其他时间都是为中国之旅准备行李。我的好朋友斯图尔特为了在从上海到成都的长江两千英里的行程中，保持箱子里面的东西干燥，把所有的箱子内衬都包了锡纸。在中国，我们的船在长江上游翻了，箱子掉进了水里。有内衬的箱子都安全平安，但有一个大箱子里的东西却被浸泡了。我难过地看到送我们的礼物都被毁了，但妻子安慰我说：“这只是考验我们的一件事，威尔，我们要振作起来。”这种受难的经历在中国多次出现。
当我们的孩子朵拉只有六周大时，我们离开了罗克代尔舒适的家，告别了安大略的亲属和支持者。1896年9月14号，我们在温哥华登上了前往日本大阪的 “日本恩普里斯号”(S.S.Empress of Japan) 邮轮。我们住在远洋轮船的底仓。在头几天恶劣的天气里，我们很担心会翻船。当我们向东穿过子午线时，那天正好是我妻子的生日，因此她的生日就减了一天。当然，回程会增加一天。
在这次旅途中，我们开始了对中国人民的深入研究。我们的同船乘客中有一位中国伟大的政治家：李鸿章，一个六英尺多高的绅士。(译者注：关于史密斯与李鸿章的会面情景，见译者的另一篇译稿《一位加拿大传教士邂逅李鸿章》)1896年秋，我们到达上海后，随即出席了中国传教士大会。为以后的传教任务工作收集了一些宝贵的意见。中国人代表尚未参加此类会议，会议均以英语举行。代表们强调传教士学习汉语的重要性，并能够使用自己所在教区的当地方言。我衷心同意这一点，并决定一直说汉语。我已经在船上学会了许多句加拿大人不会说的中国话。
李鸿章访问欧、美、加 1896年 (译者供图)
在黄浦江对岸看外滩 1873年 (译者供图)
图1. 上海兰心大戏院外部（译者供稿）
图2. 1907年，中国百年—传教士大会在上海博物院路
(今虎丘路)的兰心大戏院(Lyceum Theatre)举行(译者供稿)
我们到达上海后，由于报道说长江有洪水无法通行，我们在上海滞留了三个星期。我时常在这座城市漫步，有时又独自一人坐在黄包车上游览，试图发现西方对东方的影响。我在法国租界和其他国际定居区的城墙(译者注：1912年开始拆除)之外发现了一座土生土长的城区，在城墙外有一个更大的人口密集的区域。许多外国商人来到上海是为了致富，剥削那些善良贫穷的中国人。许多中国人又剥削自己的同胞，变得非常富有。中国人也很快就学会了推销商品。有一次，我进入了一家中国商店。一位彬彬有礼的店员用英语问我来自哪个国家。他似乎对我将要到遥远的中国内陆从事的工作非常感兴趣。然后他甜言蜜语地说：“我们刚收到一批来自加拿大的新鲜枫糖浆，你的家乡加拿大是一个很棒的国家，土地上有许多枫树。你想带多少加仑的枫糖浆去内陆享受你家乡的产品?”然后他送给了我一个样品。谁又能抗拒这个诱惑呢?在四十年后的1936年，围绕中国老城市上海的城墙完全消失了，一条美丽的大道取代了它。为了容纳不断增长的人口，建造了几条铺得很好的街道，使新上海成为世界第三大城市。最好的克劳德霓虹灯系统已经被使用，新的商店已经建立，两个商业对手爱迪生和辛普森公司互相竞争。上海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大、设备最好的出版社之一，还有巨大的邮局、大型银行和海关大楼，还在全国建立了统一的货币系统。此后当我返回到灯火通明的加拿大的城市，我不得不承认，“还不如上海”。
沿着长江航行一千英里，我们乘蒸汽船到了宜昌。下一个一千里，到成都是乘当地的帆船。
传教士所乘坐的的轮船 在川江上
终于在1897年1月28日，我们平安抵达成都。从1986年9月14日从加拿大温哥华上船出发开始，这一旅程走了整整4个月。基尔伯恩(启尔德)博士对我们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欢迎，并照顾我们直到新房子竣工。几天后，我们的货物也乘船到达。一箱珍贵的东西被水浸泡了，包括我们的风琴。
成都是四川的省会，我们的第一次工作任务是到那里的加拿大卫理公会医院(Canadian Methodist Mission Hospital )工作。到中国的第一年里，我对学习中文和汉语充满了兴趣。因为我喜欢在两种语言中切换。我反复的使用我学到的第一句话“这是什么?”我总是试图从我的老师那里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你为什么这样说?”他总是礼貌地回答我，“我们就是这样说的，没有语法，也没有理由。”当然，现代汉语老师就会解释为什么这么说的语法。
哈特韦尔先生每天都认真向他的语文老师学习汉语。有时允许我们借用他的老师一段时间，这是我非常感激的一种特权。我一生中最困难的经历之一是生活在当地人中间，却不懂他们的语言，不能和他们打交道。
1895年的成都教案后修建恢复的加拿大卫理公会医院1896年
第一批到四川的加拿大联合教会传教团的医学传教士们。1891年
前排左一、二人是哈特(V.C.Hart)夫妇;三是斯蒂文森 (F.C.Stephenson)
后排左一、二人是哈特韦尔(G.E.Hartwell)夫妇;三、四是基尔伯恩(L.R.Kilborn)夫妇
我们从哈特韦尔先生和他的老师那里学到了如何用中文问一些问题。我们不厌其烦地问老师：“这是什么?”我们还向帆船的船主和他的妻子询问了许多事情。听到“桌子”、“炉子”、“椅子”和“手表”这几个词的确切声音真是太有趣了。这对我妻子来说很容易，但对我来说却不是那么容易。我们直接从人们的嘴唇上判断许多常见事物的口型和发音。在我看来，这是学习一门语言的最好方法，因为有必要区分同一单词的不同人发的音。在帆船上，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发音。我妻子很喜欢学习语言，她把没有翻译就可以在旅行中对话当成一种乐趣。所有在中国定居的外国人都必须取一个中文名字。英国领事给我发了一本护照，把我的姓名写成中文的“斯莫达”(simuda)。后来，基尔伯恩博士将我的姓名改为“王”姓，这是汉语中最常见的姓，与英语中常见的姓史密斯(Smith)相对应。这对我来说是个有趣的改变，我的朋友都叫我“王”。我使用标准罗马拼音来标注地名和人名。荣县的正确发音是“Uinshan”
从加拿大家里寄来的信件每周有一次，从汉口邮递送来，这里距离汉口1023英里，需要13天的路程。沉重的邮件是通过河流运输来的。四十年后，这些邮件是空运来的，从汉口到成都十三个小时就可以送达。显示了中国建设正快速增长，直到被中国人称为东洋人的日本人中断了这些改革进程为止。
奥马尔和基尔伯恩(Omar L.Retta Kilborn )博士与他们的中文老师
约1895年
1986年的史密斯博士 （译者供图）
内陆会(China Inland Misson)的科马克先生让我们一开始就用拼音系统学习语言，并通过问答的形式来学习，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我说服了中国老师一起去商店了解商品的价格，到居民家里学习当地的风俗习惯。他总是坚持走在我身后，说他不应该在我身边走。但他的步伐如此缓慢，当我忘记礼貌，按照加拿大人的习惯大步走时，常常把他走丢了。
有一天，我带了一捆由哈特(Hart)博士编辑，加拿大出版的基督教日历上街出售。我现在一直记住了这句话：“三块一张，它对你们家是非常便宜和有用的，请买这张日历。它会告诉你基督教的礼拜日。只要花三块钱。”人们聚集在我周围，开始提问：“您的尊姓大名是什么，您尊敬的国家是哪里?” 我狡黠地回答：“我如果回答了你的每一个问题，你就要买三块钱一张的日历。” “你叫什么名字?”“给我三块钱。”围观的人群因我的回答而大笑起来。当老师到达时，他就帮忙解释说，我是才从加拿大来的，只是在学习汉语和风俗习惯。这是一次我从未忘记的经历，可以帮助我更仔细地听当地人说话。哈特韦尔博士教我如何在中国购买东西。我喜欢逛街，妻子就会派我为家里买东西，这使我们的厨师很生气，因为他认为买东西是他的事，因为他失去获得小费的机会。为了练习说四川方言，我在街上挨家挨户地逛，询问物品的价格和质量。如果我想要这个东西，我会按三分之一的价格要求商家打折，并希望他们便宜点，他们也会讨价还价。我会逐渐提高我的报价，直到双方说了很多话后，我会告知最终的报价，极可能是原价的一半，然后假装离开商贩。我总是期待着听到他在我背后高喊：“回来，你是我的朋友，这可是亏本了，你拿走吧。” 当然啦，这是我买得最便宜的价格了。
我们只有学会了听和理解语言，然后才能轻松地说出来，这对我为病人作诊断是很有帮助的。基尔伯恩博士总是在每次的商业谈判时雇用语言老师一个月，在最初的六个月里，他发现每个月请的不同的老师翻译的发音都不一样，他对此感到恼火，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理解对方意思的障碍。这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因为我们知道了从不同老师那里学习不同的发音。我坦率地承认，我在学习中国的典籍的压力下差点崩溃，学习中国的典籍对学习汉语口语和思维并没有太大的帮助。我们的使团有六章中文学习的规定课程，我学完了它并通过了哈特博士的考试。
四、在成都医院的工作
1898年7月1日，我们的好朋友基尔伯恩博士休假回国了，让我对成都的医疗工作负全部责任。这给了我一个机会来实现我们的终身目标，“医治病人，照顾垂死的人，告诉他们耶稣有能力拯救他们”。茶馆里传出了一些流言蜚语，许多关于医院外科工作的疯狂故事通过媒体流传开来，说传教士医生挖出孩子眼睛做药。这阻碍了病人获得最好和最需要的手术服务。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老病人有足够的勇气为我们作证：“原来我失明了，但现在我看到了。”多亏了加拿大的斯蒂文森和基尔伯恩博士，因为他们做了许多成功的眼科手术。成都人对外国人仍然有很大的怀疑和恐惧。然而，请我们治疗的人数逐渐增加，医疗服务证明是一种非常成功的交友方式，为在中国传播福音打开了大门。
1898年秋的一天，成都著名的中医范先生，他带着他的成年女儿来看病，她摔断了手臂，希望我把它接好。他住在我们家对面的街上，他在1895年的暴乱中拯救了我们的传教士。我为这么一位著名的医生来要求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加拿大医生治疗他的女儿表示惊讶。他说：“没关系。你们加拿大医生在外科手术方面很聪明，但中国人在内科方面比你们好得多。”我回答说：“谢谢你信任我，范医生。”我很快把他女儿的手臂接好了。此后，范医生还把另一个城市的朋友也带到我们医院做脓肿手术。我为这个病人取出了一盎司多的脓液。我们送给了他一本圣经和一本基督教的书 《在所有的水里播撒种子》。这位范医生还从乡下带来了一个富农的儿子，他的一只脚两年前被压断。他们请我们为他治疗。他的脚现在已经是一堆腐烂的肉和骨头。我们建议截肢，但他们不同意。当然，单靠药物是无法治愈这种情况的。他们同意我们给年轻人吸入氯仿，并清理了腐烂的肉和骨头。他平安地从手术室出来了。脚痊愈了，这确实是个奇迹，这个荣耀我们给了耶稣基督。病人的家属给我赠送了一块漆匾，上面用金字写着一位著名的中国古代外科医者的名字，“华佗再生”，意思是我是现在的华佗。这是一个光荣的象征，这是中国人对我们医疗服务的积极肯定。
我在日记中还记录了几起这样的骨科手术病例。另一种建立良好关系的方法是挽救吸食鸦片自杀未遂的人。这些可怜的人总是感激不尽。在我们的成都医院，我们曾经有一个来自甘肃省的富有的毛皮商，沈先生，四十岁，一个伊斯兰教徒。他的右手拇指上有一个肿瘤，这严重干扰了他握笔写作，他欣然同意做手术，支付了规定的费用，包括在医院里住十天的食宿费。然而，他坚持说，他必须有一个私人房间，他的仆人要从家里带他自己的食物，我们同意了。我们为他使用了局部麻醉，切除了手上的肿瘤。自此，沈先生愿意阅读我们的基督教文献，参加了礼拜仪式。10天后，伤口愈合得很好，这位快乐的病人给了我们二十盎司的银子作为奖励。他成为我们可爱的朋友后出院了。
患者王，21岁，患左足腿骨坏死，情况非常不乐观。尽管他没有钱或朋友来帮助支付他的住院费用。可他的恳求使我无法拒绝他。我们让他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对他进行了不止一次的手术，取得了一些成功，直到他能够工作。然而，他没有家，恳求留在我们家里，帮助我们照看孩子和做家务，学习圣经和唱赞美诗。他的姓和我的姓一样，他喜欢学习和唱歌。我把他留下来和我们的仆人一起住。我的妻子引导他了解耶稣是他的救世主，并教他在风琴上演奏一些曲调，深情地唱赞美诗。王是我们最好的投资之一，因为他如此自然地见证了耶稣基督拯救人的力量。不但如此，他还影响了他的同胞。他后来一直陪伴着我们，直到1900年7月的动乱时期的一个晚上我们离开中国。我们给了那个孩子足够的钱买他的口粮，等到我们回来。他一直是耶稣的真正见证人，忠于我们。当我们再次回到成都时，当局告诉我们，王男孩对骚乱者的礼貌和坚定地回答，对拯救我们的财产非常有帮助。他们对他印象很好，都相信他，所以我们的财产没有被毁掉。
后来，当我们被调到嘉定传教站工作，王与我们一起去了，并再次证明是他一个可贵的帮手，他用自己的经历向其他人传播基督教。后来他身体逐渐衰弱，但仍然继续为耶稣唱赞歌。他最后的请求是，“把我当基督徒埋葬”。
1899年春天，我感染了严重的伤寒。在我生病期间，尤恩医生和护士尤恩夫人代替了我在医院的工作。我也成为病人。妇女传教会的莫德.基拉姆博士也给予了我宝贵的帮助，并给了我妻子很大的安慰。三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胡言乱语，在那期间，我总是用汉语说话。从那以后，似乎汉语成为我自己的一部分，甚至到今天，我仍然可以用中文思考。汉语真正成为我在中国传教的另一个有力助手。
范医生
范医生在1895年的暴乱中帮助了传教士。1898年 成都
【摘译者简介】蓝松子（笔名：家澄）1954年生，男，籍贯四川荣县，出生地哈尔滨。学习过药剂、中文、图书馆、室内设计专业。曾就读乌克兰哈尔克夫工艺美术学院。四川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退休，定居北京。
文字编辑：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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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柳塘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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