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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美国首次获批12款抗体
根据统计，截止11月中旬共有12款抗体药物在美国或者欧盟获批，该数量接近于2018年和2021年（每年有13款抗体药物获批）。这12款抗体分别为tebentafusp (Kimmtrak), faricimab (Vabysmo), sutimlimab (Enjaymo), relatlimab (Opdualag), tixagevimab/cilgavimab (Evusheld), mosunetuzumab (Lunsumio), teclistamab (TECVAYLI), spesolimab (SPEVIGO), tremelimumab (Imjudo 联合durvalumab), nirsevimab (Beyfortus), mirvetuximab soravtansine (ELAHERE™),和teplizumab (TZIELD).
这些抗体中，其中6款抗体是治疗肿瘤了，另外6款为非肿瘤抗体药物；4款双特异抗体：tebentafusp, faricimab, mosunetuzumab,和 teclistamab，以及1款ADC药物：mirvetuximab soravtansine；
在美国和欧盟以外，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抗体药物首次获批，其中中国5款(ormutivimab, serplulimab, cadonilimab, pucotenlimab, ripertamab)，日本两款（nemolizumab, ozoralizumab）；而其中靶向IL-31 R的nemolizumab和靶向PD-1/CTLA-4的cadonilimab靶点为全新靶点；而ozoralizumab是首次获批的纳米双特异抗体，靶向TNFα/HAS(2+1结构)。
如下表所示，截止到11月中旬，目前共有16款抗体药物正在被FDA或者EMA审查中。而其中toripalimab 和 ublituximab会在12月23日和12月28日获得首次回应，另外penpulimab的首次回应日期还没有确认。因此，如果toripalimab 和 ublituximab在12月底前获批上市，那么今年获批的抗体将达到14款，创下新的记录。在这16款抗体中，有一款双特异抗体glofitamab，靶向CD20/CD3，为罗氏的2+1结构；一款ADC药物， trastuzumab duocarmazine，靶向HER2，它以trastuzumab(赫赛汀)为基础，一个可裂解的linker连接杜康霉素(vc-eco-DUBA )。
2010年第一版Antibodies to Watch发表时，共有26个药物处于临床末期，而这一数字在今年已经达到了140。而其中在2013-2017年间，临床后期的非肿瘤抗体药物的增速要快于肿瘤药物，但是这一现象在2018年得到反转，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些新结构药物的开发，包括双特异抗体和ADC药物。
另外，研究者还对处于后期临床的抗体药物的结构及工程化改造进行了统计。在肿瘤和非肿瘤药物中，以完整的IgG1为骨架的抗体药物占据大多数，而其中以IgG2或者IgG4为骨架的抗体药物占比大于1/3。另外，近140款抗体药物中，仅有8款抗体片段药物，其中3款用于非肿瘤疾病治疗，5款药物用于肿瘤治疗。而这些片段抗体主要为scFv或者其衍生物，如TandAb, VHH二聚体 VH-VH’, 或者 Fabs。
而在这些后期临床的药物中，有接近2/3的药物进行了工程化改造，以此来增强抗体的疗效（下图c-d）。通过改造Fc以增强其和FcRn的结合，进一步增加抗体的半衰期的工程化改造主要是在非肿瘤治疗的抗体药物中，如靶向治疗SARS-CoV-2, Staphylococcus aureus, 和RSV的药物。而在抗肿瘤药物中，多数抗体进行Fc改造以增强和FcγR的结合，进而增强抗体的ADCC等效应。但是也有抗体例外，如通过工程化改造以增强FcγRIIb和FcRn结合能力的“sweeping”抗体，其主要是为了增强抗体对抗原的清除。
在作用机制方面，这些抗体多数拥有不止一种作用机制。在处于临床后期的非肿瘤抗体药物中，多数抗体为阻断型抗体，通过阻断供体受体的结合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然而其中仅有一款为激动型抗体——Mim8双特异抗体，其主要是结合FIXa和FX，从而模拟凝血过程，用于治疗血友病。而bentracimab, ligelizumab, birtamimab, 和 E2814 四款抗体同时具有阻断和清除抗原的作用机制。
而对于肿瘤抗体药物，其作用机制更加多样化，但是其中多数是具有阻断作用。其中16款抗体是递送载荷，7款具有细胞衔接器作用，7款通过ADCC，CDC，ADCP等功能发挥作用。在通过细胞毒性或放射性载荷传递作用的抗体中，13个是adc，其中6个是微管蛋白抑制剂，4个是DNA结合剂，3个是拓扑异构酶1抑制剂。只有2种是放射免疫偶联物，1种是免疫细胞因子。在阻断抗体中，31个是免疫调节抗体，9个靶向肿瘤，3个靶向肿瘤微环境。只有两种抗体是激动性的，INBRX-109和ivuxolimab分别靶向DR5和OX40。在7种免疫细胞衔接器抗体中，有6种是通过CD3招募T细胞的，而AFM13是通过CD16a招募自然杀伤(NK)细胞的。除了tarlatamab(通过delta样配体3 (DLL3)将T细胞重定向到实体肿瘤)，其它抗体通过靶向CD20、BCMA、GPRC5D或CD30将T细胞或NK细胞重定向到血液瘤。
在临床后的抗体药物中，共有6款非肿瘤药物可能会在即将到来的2023年递交上市申请，包括bentracimab, pozelimab, garadacimab, suciraslimab, tarcocimab tedromer, 和axatilimab。
而在肿瘤抗体药物中，有17款药物可能会在2023年递交上市申请，其中odronextamab, erfonrilimab, linvoseltamab, zanidatamab, 和 talquetamab五款为双特异抗体，datopotamab deruxtecan 和tusamitamab ravtansine两款为ADC药物。
在审批方面，过去的几年里，一些抗体疗法的BLA需要第二轮审查，但不一定会阻碍它们的批准。每一个BLA是独一无二的，需要二次审查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是FDA最近开始越来越重视那些旨在加快审批的药物的验证性临床研究，尤其是癌症药物。加速批准途径允许FDA根据药物对替代终点的影响来批准用于严重或危及生命的疾病的产品，该替代终点有合理可能预测对患者的临床获益，但需要在批准后进行必要的试验，以验证药物提供预期的临床获益。
FDA目前关于加速批准抗癌药物的想法的文章于2022年10月20日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表。在文章中，Fashoyin-Aje和FDA肿瘤学卓越中心(Center of Excellence)的合著者主张使用一些方法来缩短从加速批准到确认药物是否有疗效的时间。他们提供的数据显示，如果正在进行验证性研究，到停药的中位时间为3.8年，而如果在药物获得加速批准时尚未开始此类研究，则中位时间为7.3年。在此期间，患者暴露在药物的风险中，但没有获得预期的益处。在抗体治疗领域，gemtuzumab ozogamicin (Mylotarg)和最近的Blenrep就是相关的例子。FDA更严格的方法可能会对依赖加速批准来实现合作或融资的小公司构成挑战，特别是如果需要启动验证性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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