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摘要〕君主及其德性对于西方古代社会和政治生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君主德性理论是西方传统德性思想史和政治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荷马时代始，君主德性理论历经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构、发展和演变，其中马基雅维利对该理论的研究方法，对君主德性培育的内容和方法，对君主德性的真实性、理想性、完美性，对君主德性与君主荣耀的紧密因果关系等主要内容进行了批判，还原了君主及其德性的“真身”。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看，该理论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君主德性与君主实践及君主之位的背离；混淆德性和政治的关系，高估德性和理性的价值，低估政治的复杂性；依靠君主德性制约君主权力的柔性方式不可靠。经过马基雅维利及其后思想家的批判和改造，这一理论逐渐融入近现代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
〔关键词〕君主德性 理论构建 历史演变 马基雅维利
君主在西方古代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德性对于城邦和国家的生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君主德性理论是西方传统德性思想史和政治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开始有意识地探究德性、柏拉图主动探究君主德性（哲学王德性）始至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和君王宝鉴派，君主德性理论在西方历史上源远流长，但在马基雅维利公开批判这种理论之后，该理论逐渐淡出十七、十八世纪近现代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休谟以及康德等人的视阈，他们开始系统批判该理论及整个古典政治哲学和古典德性思想。学界虽然对这些问题有所涉及但尚未有专门的梳理和研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考察君主德性理论的建构和演变，分析马基雅维利对这一理论的批判，探究其兴衰成败和转化的内在缘由，有利于深化对该理论及西方德性思想史的全面认知。
一、 传统君主德性理论的建构和演变
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德性和君主德性进行了哲学化、系统化的建构，古罗马时期西塞罗和塞涅卡等哲学家完善了君主德性的内涵，使古希腊注重个人德性的核心传统向注重公共德性的方向转变。中世纪的神学家对其进行了神学化的改造，将德性由四主德扩充为七主德，将君主德性的起源和获得归于上帝和天上之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和君王宝鉴派再次复兴、继承和发扬了传统君主德性理论。
（一）哲学化、理想化和完美化君主德性的起源和塑造
西方的德性传统可以追溯至荷马时代。在荷马时代的《荷马史诗》《工作与时日》中就已有对英雄或君主德性的描述。荷马和赫西俄德等人在其著作中对不同德性的内涵、不同英雄或君主的德性及不同德性之间的价值冲突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但在荷马和赫西俄德时期人们将德性理解为事物的自然特点和原始属性，而没有将德性等同于个人品质中“好”与“坏”、“善”与“恶”等价值判断，德性仅指事物自身的独有属性，具体到个人则是指其自身的内在显著特点或外在的卓越品质，即一种能使其承担起自己在共同体内的社会角色的品质。《荷马史诗》反映了英雄时代的德性观，除了后来柏拉图归纳的四主德之外，忠诚、友爱、勤劳、节制、审慎等也是英雄时代的核心德性，这些德性成为日后君主德性的原型和主要来源，但这一时期对英雄德性的描述呈现出个性化、原生态和多样性的特点，之后君主德性逐渐被“政治化”“功利化”和“精细化”。
古希腊全面建构了哲学化、理想化和完美化的君主德性形象，苏格拉底首先对德性的本质、德性与幸福、德性与城邦安危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思考。柏拉图继承了其师的思想遗产，在对荷马、赫西俄德、雅典的悲喜剧诗人、自然哲学流派、智者学派等进行系统反思、批判和重建的基础上，在《理想国》中构建了最为系统、庞大的君主德性理论，涉及君主的阶级身份与灵魂属性的选择、君主德性教育的目标与方法、君主德性与城邦幸福及政体选择的关系、君主德性形象的刻画等问题。此外，他还从谁应当成为统治者、理想的统治者应当具有什么德性、理想的统治者应为共同体承担什么职责三个方面阐述了他的君主德性理论。他始终认为只有哲学王才应当成为统治者：“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那些我们现在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人能够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研究哲学，使政治权力与哲学理智结合起来。”只有经过系统培养的哲学王才能成为“政治王”“君主”，为此他设计了一套复杂的政治培养体系，涉及哲学王的抚养和监护方式、不同年龄段的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等问题，为后世的君主德性教育提供了蓝本。柏拉图塑造的哲学王形象实质上是君主德性的具体化身，哲学王精通哲学，具有爱哲学、爱智慧、追求真理等德性，而且具有用理性压制激情和欲望的最高理性。在这里，哲学王和君主实现了统一。“与训练合格的城邦公民这个'群体问题’相比，柏拉图更看重培养谙熟政治策略的'专家’，他把学园看作培养'帝王师’和人民领袖的'苗圃’。”柏拉图将道德和政治混为一谈，他在理论的真空中将君主德性哲学化、理性化和完美化了，实际上精通哲学的人成为君主的可能性极小，相反已成为君主的人学习哲学成为哲学家的可能性相对来讲可能更大，但现实的问题却是二者很难合二为一。因为政治的力量和哲学的力量、德性的力量属于不同的领域，具有不同的性质，后两者无论如何强大，都需要政治的支持，永远无法摆脱政治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其师的传统，他把柏拉图提出的勇敢、节制划归为道德德性，把智慧划分为理智德性和实践德性，同时还将德性划分为统治的德性和被统治的德性。他主张君主应具备统治的德性，即明智。统治的德性应与君主的灵魂相适应，强调政治家必须“下功夫研究灵魂”。除此之外，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像其师一样对君主德性和哲学王作过多论述，而是强调法治的重要作用。他认识到君主德性对于实现至善生活、维护城邦安危的作用等较为有限，现实中的君主也很少接受哲学规劝。总体而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建构的君主德性理论影响深远，哲学王代表的哲学化、理性化和完美化的乌托邦君主德性形象，君主注重灵魂和谐、精通哲学等基本理念一直为后世继承者和倡导者所效仿，是君主德性理论的理想模型，也是对现实君主品质和现实政治进行批判与建构理想社会的源泉。
（二）君主德性向追求荣耀、注重对公共事务的热爱和实践的方向转变
古希腊的哲学和诸多知识传统对古罗马有一定的影响，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塞涅卡等人继承了柏拉图的君主德性理论，重塑了君主德性的实用性、智慧明慎、追求荣耀的特点。古罗马也为荣耀与德性的结合、荣耀产生德性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西塞罗对柏拉图的四主德进行了改造，其目的是重视君主德性的实践功能和实用价值。他认为德性的高尚性包括四个方面，强调德性的全部荣耀在于行动，而不再将智慧排在其他三种德性之前。他在《论共和国》中指出，对美德的最好运用在于管理国家，并且是在实际上而非口头上实现那些哲学家们在他们的角落里大声议论的东西。政治家死后会获得永恒的幸福是其君主德性理论的代表性观点，“对于所有保卫国家、帮助国家、扩大了国家疆域的人，天庭为他们划定了一定的地域，他们可以在那里永远幸福地生活”；“这种回归上天的道路由对国家的贡献打开”。西塞罗的这些论述标志着君主德性的内涵和标准已变为能否为国家、为公共事务做出贡献。古希腊哲学侧重于君主个人内在的四主德，而哲学化、理性化和完美化君主德性的塑造使君主德性变为了带有公共性、功利性和社会性的德性。
塞涅卡依然强调君主德性理论的重要性，认为仁慈、慷慨、正义等都应成为君主的必备德性，并专门批判了忘恩负义带来的危害。塞涅卡的观点虽然在理论上更接近于古希腊的君主德性理论，但他更注重和强调内在德性向外在德性的转化，更注重君主如何通过德性获得荣耀。总体上来讲，古罗马的理论家不完全认同古希腊的君主德性理论，尤其是古希腊那种注重个人德性，强调君主学习哲学、注重灵魂和谐等德性要求的内在规定性并没有被古罗马人所重视，相反，他们关注顺从、自足、禁欲和对公共事务的热爱等社会德性。这种演变体现出不同时期对君主德性的不同期盼和要求，反映了古罗马民族注重实践的德性价值取向。
（三）君主德性理论向超脱世俗君主及其德性的神学化方向演变
古罗马中后期和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将君主德性理论提升到了神学高度，使西方君主德性理论发生了第三次转折。神学理论家们逐渐放弃了君主及其德性在尘世中的价值，否认古典政治哲学救世的可能性，他们试图从上帝、神和天上之城入手拯救尘世。君主作为上帝之子被进行了神学化改造，君主权力也被视为上帝授予的，君主德性的传统和理论开始沿着神学的路径论证君主德性的神圣性和超脱性。奥古斯丁将德性分为神学德性、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三部分，强调“没有真正的宗教，就没有真正的德性”。奥古斯丁仅将君主及其德性当作地上之城的一种事务，其论述的中心在于如何进入天上之城。阿奎那将德性分为神学德性和其他的主要德性，将明慎作为所有德性之母，强调明慎作为一种特殊的德性专属于具有统治权的人。他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政体，天堂的最高幸福是人君的酬报，荣耀足以激发君主实施仁政。普罗提诺指出，“虽然上帝不具有政治德性，但上帝中有某种东西与政治德性相应，并成为其源头”。整个中世纪的君主德性都笼罩在基督教神学之下，君主德性体现在对上帝的服从和信仰之中。神学德性成为主导，仁爱位于七德之首，古希腊的四主德变为了神学的七德，君主必须服从和体现基督教诠释的这七种德性。中世纪君主德性理论的新变化是贬低了君主及其德性的重要作用，认识到了依靠君主德性救世的理想已彻底破灭，认为君主所在的世俗之城在性质上远低于天上之城，君主仅是上帝派遣到地上之城的代理人，其德性就在于对上帝的服从。
在中世纪前期，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德性政治传统已被遗弃，直到13世纪左右，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遗产才逐渐被统合起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传统政治哲学家的思想得到了复兴，理想的君主形象、君主的德性和公民美德等古典政治哲学的传统得到了全面的阐释和完善。在此复兴过程中，对君主德性的具体内容有所增删，顺序安排上也有所变化，也有学者将四主德浓缩为“对公共善的热爱”。除此之外，传承古希腊和古罗马君主德性理论的还有与马基雅维利同时代的君王宝鉴派和人文主义者，他们一致强调统治者要赢得人们的爱戴，“任何统治者的最高职责永远必须是作为正直不阿的典范，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舞弊和欺骗的诱惑”。这些君主德性理论的复兴者和传承者坚信只要规劝和教育君主就能够使君主获得昔日的辉煌。1516年伊斯拉谟还在论述应选择具备哪些品质的人成为统治者、如何塑造合格的统治者以及劝诫统治者如何成为治理国家的典范等传统君主德性理论的问题，这充分反映出当时很多人尚未脱离神学理论的窠臼，尚未摆脱传统理论的巨大影响。
从古希腊系统化建构君主德性理论开始，历经古罗马、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不断丰富和完善，从内涵上来看，由古希腊的四主德到中世纪的七主德，再到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十一种德性，德性和君主德性的内涵不断被拓展。从其特点上来看，君主德性的条目不断增加，所有最高贵、最美好的德性都被赋予了君主，而不论君主是否真正拥有。从其价值功能上看，君主德性理论日益强调德性的外在成效、实用功能和实践价值而非德性品质本身，君主的德行是君主德性的最佳体现，赢得荣耀是对君主德性最好的诠释，也是最伟大的德性。但君主德性在中世纪的变化例外。综上所述，君主德性理论为了适应时代的需求不断演变，但不变的是君主和君主德性不断被理想化、神圣化和完美化，而君主也通过政治权力不断加强和有意塑造这种形象。这体现了人们对最高统治者的希望，他们将人世间最完美的德性赋予了君主，希望其能够代表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理性和最完美状态。
二、 马基雅维利对西方传统君主德性理论的批判
在文艺复兴时期，君主德性理论依然占据主流地位。与马基雅维利同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君王宝鉴派及伊斯拉谟等都是传统君主德性理论的坚定倡导者和追随者。马基雅维利对传统君主德性理论的批判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他沿着古罗马注重君主荣耀和实践的方向继续前行，但他比西塞罗更为彻底。具体来讲，马基雅维利对西方传统君主德性理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传统君主德性理论内容的真实性、理想性和完美性进行批判，还原历史和现实中君主的真实形象
马基雅维利着重对慷慨与吝啬、残酷与残忍、守信与欺诈三对德性进行了详细论述。他没有扩大君主德性的内涵，而是分析了传统君主德性能否真正在君主身上共存、是否真正适用于君主以及君主真正运用这些德性时能否给自己和国家带来福祉这三个主要的问题，彻底颠覆了传统君主德性理论的真实性、理想性和完美性，全面揭示出君主德性的虚假性、非现实性和非完美性。
马基雅维利从现实中存在许多不善良的人这一事实出发，明确指出一个人不可能在一切事情上都以善良自持的现实问题，认为这决定了君主的实际情况是“既不能全部具有这些优良的品质，也不能完全地保持它们”；“善行如同恶行一样可以招致憎恨”。他认为，君主长期置身于国内外各种危险境地和充满各种复杂斗争的政治场域中，其德性在政治领域中尽管有一定的作用但极其有限（而且还需要看君主如何运用这些德性，如果运用不当，不仅没有作用，还会适得其反），因此，君主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德性解决政治中的统治与被统治、利益与资源争夺、复仇与报复、权力争夺与维护等问题，传统君主德性理论对君主的刻画不切实际，君主不可能如此完美，君主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的君主德性都不可能如传统君主德性理论家所论述的那般美好，即便君主真拥有那些传统德性，他也不能完全应对自己所处的客观环境。而且君主如果真的按照传统君主德性理论的要求行事，在实践中往往会适得其反。马基雅维利为了证实这一点，专门讨论了某些罗马皇帝的品质及其灭亡的原因与他所指出的那些原因完全相同。脱离君主具体实践和具体情境的君主德性不仅不会使国家和人民获得安全、福祉和荣耀，君主本人还会成为历史的罪人。马基雅维利对君主德性理论的这种分析直接解构了君主德性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否定了君主德性的真实性、理想性和完美性。
（二）对传统君主德性理论的研究方法和君主德性培育的内容、方法进行批判，揭示君主作为一种职业的特殊性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李维史论》的第15章中明确指出他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事物在实际上的真实情况”，认为传统君主德性理论的研究方法是不切实际的应然想象、抽象推理和哲学思辨的研究方法，因此，要坚持把想象中的君主的事情放在一边，而只讨论“确实存在的事情”的方法。“经验证明”这个词在其著作中比比皆是，体现得比较直接和具体。这都说明在其研究方法上，马基雅维利显然更强调经验事实和真实性，而不是在理论真空中进行静态的分析。古希腊的哲学思辨、古罗马将理论与实践相分离、中世纪的神学化研究方法等都缺乏实践对理论的检验，而马基雅维利却直接将君主德性放在君主面临的各种政治事务、政治情境和政治实践中去思考，以施特劳斯所言的特有的“沉默”“中间”和“隐藏”等高超的写作技艺和隐微的教诲实现自己的批判目的。
对于君主德性培育内容的问题，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像传统理论家一样论证德性对君主的价值，劝说君主应如何发挥自己的楷模作用，更没有让君主学习以往有德性的典范君主，而是直接指出君主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受制于德性行为的情境、空间、主客体关系等多重复杂因素的影响，而不能以自己的主观意愿为标准。面对特殊的情况，君主必须“以半人半兽的怪物为师”；“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狐狸隐喻着君主的智慧，在特殊情境下的背信弃义、欺诈和伪善等都是君主智慧的表现：“伪善在二者之间那个区域中——在国际外交与国内政治中——才是必要的：在那里，虚假的'朋友’之间会做出对彼此有用的安排”；“因此，政治家必须运用修辞、逢迎和欺骗来建立联盟并获得支持。政治关系既是权力关系也是依附关系，正是依附滋生了操纵与伪善。”狮子隐喻君主的力量，要求君主以学习战争、军事制度和军事训练为唯一目标，效法历史中伟大人物的行动。君主唯一需要时刻关注的问题是军事战争而不是个人德性的问题，缺少武装或者没有武装的君主即使有德性也不足以保卫国家。君主的学习内容和斗争方法不同于常人，君主在卸去神秘的伪装之后，仅仅是一个需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建国、立国和强国的有能力、有欲望、有智慧的普通人，而不是一个先天就具备各种特殊灵魂属性、上帝授权、集各种特异能力和完美德性于一身的君主。
（三）对传统君主德性与君主荣耀的因果关系进行批判，将君主德性仅视为辅助君主建功立业的一种工具性手段而非历史评价的主要依据
首先需要明确马基雅维利并未否定君主德性对于君主获得功绩和荣耀的价值，但他指出君主并不能为了拥有所有的优良品质而置其他德性于不顾。对于君主来讲，其功绩、荣耀和政治目的是知道怎样避免那些使自己亡国的恶行，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警惕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也即避免那些可能使自己受到憎恨或者轻视的事情。这是君主对待德性的总纲，君主评判一切德性的标准是看其能否给自己带来诸如憎恨和轻视等亡国的恶行，必须懂得那些看起来是善行的事情并不必然会带来善，而那些看起来是恶行的事情却会带来安全与福祉的真谛。传统君主德性理论认为君主没有德性就不能成为君主，就不能很好地治理国家，获得荣耀。马基雅维利解构了二者的紧密关系和因果逻辑，强调君主德性并不必然会带来善、安全和福祉，更不一定会为自己带来功绩和荣耀。他认为德性和恶性、恶行都是君主获得荣耀和功绩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且短暂的毕其功于一役的恶行能够带来长久的安全和福祉。马基雅维利只是把德性作为君主建功立业和实现政治目标的一种手段，但这并不等于马基雅维利本人在道德上主张恶，他已经从历史和现实中看到了君主德性对于君主应对复杂政治局面的局限性。对于如何评价君主及其德性等问题，马基雅维利主张从是否亡国及能否为国家带来稳定、荣耀和统一的角度进行思考。
与传统君主德性理论相比，马基雅维利的论域较为狭窄、主题较为集中，他没有将君主德性与灵魂、政体、幸福、理性等问题紧密联系起来，而是将君主德性置于君主所面对的外交事务、军事战争、取得君权和维护君权、国家改革和统一等纯粹的政治场域中予以审视。但论域的这种窄化更能凸显君主德性的特殊性和真实性，也更有利于窥探传统君主德性理论中政治与德性之间的内在张力及德性在政治领域中的局限性。传统君主德性理论掩盖的“真相”为古典政治哲学的退隐和现代政治哲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这是一种历史必然趋势。马基雅维利自觉地充当了将政治与德性（道德）适度分离的第一人，此后政治、国家才从氏族、民族、道德、地域、血缘、宗教、神学等各种事物的纠缠中独立出来并超然其上，国家理由理论才开始正式登场，政治才真正获得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和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话语体系。后世逐渐不再将君主与伟大、正直、良善、崇高等德性紧密相连，而将其与阴谋诡计、残酷无情、黑暗肮脏、邪恶伪善等负面形象勾连起来，将追求最优良生活的政治解释为一种作为统治技艺的“治国术”，这是马基雅维利批判君主德性的副产品，而不是其目的和本意。
三、西方传统君主德性理论的现代性反思
马基雅维利从历史和现实的实然角度阐释了主流君主德性理论的偏见，宣告了该理论必然退隐的缘由。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从西方德性思想史和政治哲学的现代性发展历程中反思西方君主德性理论，可以窥见其内在的不足和逻辑困境。
（一）君主德性理论与君主德性的实践、君主之位与君主德性的背离
君主通过政治权力将自己塑造为拥有诸多德性的“有德之君”“圣王”等完美形象，但实际上他并非真正拥有这些德性，这反映了君主德性理论与君主德性的实践、君主之位与君主德性的背离。传统君主德性理论有意忽略君主德性在现实中的表现，对君主的某些看似非道德的品质和行为也缺乏具体分析，而一味地加以批判和否决；对君主的某些德性带来的负面作用和消极影响则有选择地予以忽略。任何一个人成为君主、掌握国家权力之后，当其行为不符合君主德性的标准时，尤其当君主的德性与君主个人的意志或国家利益、阶级利益发生冲突时，该理论就不能有效地制约和惩罚君主的任性行为，而只能借助规劝、说服和谏议，对约束君主的行为没有太大的作用。马基雅维利批评萨沃纳罗拉的短暂统治时已指出这个问题。苏格拉底即便将自己作为牛虻且以死亡为代价也未能唤醒雅典，柏拉图三次西西里的哲学教育和规劝全以失败告终，西塞罗的雄辩依然没有改变古罗马的政治实践，即便是谙熟政治规则、洞悉人性和擅长外交论辩的马基雅维利最后也依然不得重用，孤苦伶仃地死于自己家中。这些都说明君主的德性不是理论家通过规劝、教育和说服就可塑造成功的，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没有任何一位君主符合德性理论家们的标准。重视对君主的德性教育恰恰从反面证明了君主恪守德性之难，这本质上是人类的理性与激情、欲望与权力的博弈。
（二）混淆德性和政治的关系，高估德性和理性的价值，低估政治的复杂性
古希腊时期乃至更早的荷马时期将德性和政治融为一体，强调德性是政治的前提和内在要求，政治是培育人的德性的过程，其背后的认知逻辑是一种理性决定论的思维模式。柏拉图是这种思维模式的起源和代表，他主张让哲学王成为君主，即君主要以理性思维为起点并追求一种哲学、理性的生活方式，成为理性至上的代表——爱智慧的代表。在这种思维模式的主导下，传统君主德性论者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过高评价了德性和理性的价值，尤其高估了君主德性的价值和理性对其欲望、激情的制约能力。同时过高估计了德性理论对人性的规范和引导作用，过多强调了理性对德性在政治中的辨识和指导作用。这是对人类社会中德性、理性和政治的关系认知的误区，体现了理性的自负。传统德性理论忽略了政治中既存在理性行为又存在非理性行为，君主的理性是受制于君主本人的道德观念、时代背景、决策能力、客观形势等特定情景的相对理性和有限理性，君主也不可能时时、事事绝对理性，诸多问题也远非理性和德性所能解决。二是低估了政治的复杂性，对政治的理解理想化和简单化。政治的复杂性体现在人性的复杂性、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杂性、利益纠葛的复杂性、权力斗争的复杂性、国内外局势的复杂性、政治主客体关系及其结盟关系的复杂性等方面。传统君主德性理论将君主德性视为解决这些复杂问题和其他各种矛盾的总钥匙，作用甚微。君主德性理论及古典政治哲学中对政治的这些复杂多变情况严重估计不足，过多关注德性对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的正面影响。三是君主德性理论蕴含了诸多不平等性和强制性理念。君主德性理论中的不平等性主要体现在公民身份的排他性、公民社会分工和阶级属性的不平等等方面。能否成为公民与一个人的种族和民族、个人财产、父母出身以及灵魂属性等有关，不是公民意味着无法享有诸多权利且有无尽的义务，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奴隶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公民身份的这种不平等性世代相传，很难改变。柏拉图视君主的先天灵魂属性或德性天赋比普通公民甚高，这种理论预设的背后是公民间、民族间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这就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构筑了障碍。布尔克也批评柏拉图“因为把国家的'道德’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善，《法义》提出了极权主义的建议”，这些批判也说明君主德性理论中蕴含着对个人的自由与平等的压制。
（三）依靠君主德性实现至善生活、有效制约君主权力的柔性方式不可靠
马基雅维利论述的君主德性及其局限性在历史上是一种常态，他并不是第一个发现这种现象的人，但却是有意识地、公开地挑战西方传统主流的德性思想及君主德性理论的人。君主德性论的目的——实现至善生活、有效制约君主的权力、规训和制约君主的激情和欲望等——在历史和现实中均没有实现。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社会契约论者等众多政治哲学家对公民、社会、君主和国家及其关系的重建和批判之后，德性和理想政体、灵魂属性、公民出身与权利、民族种族以及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等之间的紧密关系遭到了解构。施特劳斯肯定了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对古典政治哲学批判的意义，认为马基雅维利质疑了传统政治哲学的价值，真正的政治哲学是从他开始的。而第一个把古代政治哲学当作在根本上不充分甚至不健全的东西明确加以拒斥的政治哲学家是霍布斯，他直接从人之为人和人之思想的构成等更为科学的角度系统解构了古典君主德性理论的基础，将慎虑解读为“大量的经验以及对类似事物与其后果的记忆”，并将尊敬、爱戴和畏惧等归结为统治者的权势而非君主的德性本身，同时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展开了全面系统的批判。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批判表明德性在权势面前的弱小，依赖君主德性实现对其权力的制约是最大的乌托邦。自此近现代政治哲学以真正的科学、理性和对人之本质的研究开启了对政治和道德关系的新研究，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康德、休谟、潘恩等继续在这条道路上探索，开始研究权力分立与制衡等问题。
经过马基雅维利及近代政治哲学家的批判和改造之后，作为西方传统德性思想和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君主德性理论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而是逐渐转化并融入了近代的自由、平等、公正、民主和法治这五个核心的政治德性中，并被以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与制衡为核心的法律、制度建设的话语体系和实践所取代。英国的权利法案、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宪法草案的诞生标志和宣告了近现代政治哲学的全面兴起和确立。随着20世纪60年代罗尔斯所代表的政治哲学的复兴、施特劳斯学派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再研究以及社群主义、共和主义对古典德性政治、公民美德的追寻和重塑，传统君主德性理论通过分解、重组、转化融入当今的各种不同理论体系和现实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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