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在米兰·昆德拉《庆祝无意义》中文版出版时，云也退与该书的译者马振骋展开了一次对话。今天我们重读它，再度走入这个由昆德拉建造的，直指人性不可知处，向什么是大、什么是小，什么是有意义、什么是无意义发起拷问的文学世界。（其中小字部分为云也退穿插其中的评论）
温情与尿频
——与马振骋先生谈昆德拉小说
《庆祝无意义》
采访、撰文：云也退
云 《庆祝无意义》这个书名，字面上理解似乎是“庆祝是没有意义的”，但读过书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它的意思是“对无意义的庆祝”，是这样吗？
马 fête 的本意是“节日”、“节”，原词要是直译，就是“无意义节”，看不懂什么意思，要是译成“无意义的节日”，读者百分之百理解成“节日没有意义”，“无意义”变成形容词了，同样不对。那么我就把 fête 译作“庆祝”，即英文里面的“celebrating”或“celebration”，“庆祝无意义”具有一种含糊性，这也是法文原文“La fête de l'insignifiance”里含有的味道。
这个 de 是有讲究的。比如 l’amour de mon père 可以有两种意思：“我父亲的爱”或者“对我父亲的爱”，有时会因此而故意含有双关。我觉得“庆祝无意义”最好地表达了这一点。
我这种译法容易被人抓辫子，觉得我似乎没理解，但看了全书后你就懂了。这个 fête 不是 feast 或者 holiday，而是 celebrating 或 celebration，是一个动作。后来我知道英译本也是这么翻译的，就比较放心。“无意义是应该庆祝的”，既然如此，那么“庆祝本身也是无意义的”，等等，读者可以自己去揣摩。
电影《无理之人》
书中有很多无意义，苏联革命、爱情还有法国当下的一副轰轰烈烈的样子，都无意义。那么对它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看这一段，拉蒙说的：
“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它到处、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甚至出现在无人可以看见它的地方：在恐怖时，在血腥斗争时，在大苦大难时。这经常需要勇气在惨烈的条件下把它认出来，直呼其名。然而不但要把它认出来，还应该爱它——这个无意义，应该学习去爱它。”
这个拉蒙，是小说里的一群人之一，他在小说开场不久就遇到一件莫名其妙的事。他的朋友达德洛，被怀疑得了癌症，进一步检查，到宣判那一天，他被告知身体无恙，忐忑终日一朝放下，心情可以想见。离开医院后，拉蒙遇到他，便问起就医结果，达德洛镇静地回答以“癌”，拉蒙手足无措，“笨拙地、友爱地用手去碰达德洛的手臂”，说：“还是可以治的……”
达德洛为何撒谎，小说家让他本人也陷入了思考：“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没有能耐去理解撒这个谎的道理。按常理，撒谎是为了欺骗某人，从而得到某种好处。但是他编造一场癌症又有什么可赢的呢？”
无法解释。一个人无法解释自己的行为。这样的情节是小说家的最爱，他们热衷于展示人类活动的各种极端可能。可是对于现实中人来说，无法解释的行为会带来许多困惑。在小说中的另一个场景，一个女人（其实她是书中主角之一阿兰的母亲）因厌恶腹中的孩子，跳河自杀，被别人看见，后者跃入河中赶来救命，女人脑中念头一闪，她抓住救人者伸过来的手，把人往水底拖，把他的头闷在水里，直到他气绝。女人自己游到岸边，找到自己的汽车，发动引擎，走了。
电影《筋疲力尽》
云 马老师，您怎样看待这个故事？这里有一句话很耸人：“那个要把生命强加在她头上的人是溺死了。那个她要杀死在自己肚子里的人活了下来。”
马 我想到的是，我们一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其实是可疑的。你说救人好不好，当然好，有没有意义，当然有意义。可是谁也没有想过，被救上来的人是什么感觉。昆德拉写了：如果她被救上来，而且活下来，她将会“永远成为笑柄”。
他这话写得狠了点。这个女的不希望自己的命运被别人所控制和摆布。但是，这样的事却经常发生。比如，医生总是全力抢救患者，但假如这个患者已经衰残不堪了呢？努力救活了，他却无法负担自己将来的人生。医生当然是尽责，可是结果不知道怎么办。你说这是有意义的事么？
“为什么最后自由了她又不想去死了呢？”昆德拉问道。在八旬的年龄上，他不再维持小说家的矜持含蓄，把这些问题都挑明了，让读者正面面对人的复杂性。轻生的孕妇反而对救她的人动了杀心，一向有意义的事情变得可疑——还不仅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人的心理和行为，可能真的是难以揣摩的，就连当事人自己都说不清楚。
这个故事，如果作为社会新闻来报道，必会轰动一时。离奇的情节，荒诞的结果，耐人捉摸的“人性”。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不缺乏这样的故事，我们还喜欢它们的离奇，它们的难以理解。它们为我们的生存提供了一个浓厚的荒诞色彩。我们每天都准备接受新的荒诞故事，引为谈资，乐此不疲。
电影《法兰西特派》
云 以前读荒诞故事，就喜欢它们的新鲜感，比如萨特的《墙》，主人公在不想死的时候被渐渐逼入绝境，等到他觉得死也不过如此，决心英勇就义时，却又意外地活了。动机和结果完全相左，甚至互无关系。
但是，昆德拉这本书，读起来我却有些伤感。因为他写的荒诞，不再是萨特那个时代的事了，它们好像离我们已经很近了。癌症、轻生、犯罪，等等的，关键是，意外太多了，我们不能用以前的思路去判断现在了。
马 现在的人都显得很被动，被变化所摆布。不过也有人们主动求变的情况。我刚刚翻译出版了黎巴嫩作家马洛夫的《迷失的人》，写中东的事情。中东那么乱，阿拉伯人受那么多的苦，那么多杀戮，于是人们就说，还不如不要革命，不要改变，因为改变者不知道、也无法控制后来的事。但是你看到不合公义的事就不该站出来说话了吗？站出来说话是应该的。带来的后果，这是另外一回事。
“革命”这种宏大主题，在昆德拉的小说里永远不会缺席。《庆祝无意义》是一本情节松散的小说，主角们都是路人，读久了分不清谁是谁。不过还是可以找到一个核心故事，一个与“大人物”有关的故事。
它出自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某日，斯大林同几位下属兼“亲密战友”聊天，说到一桩“亲身经历”：下雪天，带着滑雪板出门打猎，走了 13 公里后看到一根树杈上停着 24 只鹧鸪，开枪打死 12 只，没子弹了，便回家去填充子弹，再回来，鹧鸪还在那里，便又把剩下的 12 只打死。
“斯大林讲的是，大家——没一个例外——都觉得荒谬，对他的谎言都觉得厌恶。可是他们都不出声……”最后，伙伴们来到盥洗室里集体宣泄愤怒。赫鲁晓夫写道，他们“轻蔑地吐唾沫。他撒谎！他撒谎！我们中间没一个人不怀疑。”
对赫鲁晓夫所说的这个故事，书中的两个人，凯列班和夏尔，态度与赫氏不同。凯列班是这么说的：
“这整个故事里唯一教我难以相信的是，竟没有人明白斯大林是在说笑话。”
对于荒诞，赫鲁晓夫他们的态度是愤怒，觉得“怎么可以这样？”而凯列班，则是一笑置之。
云 马老师，您觉得凯列班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吗？
马 我觉得这只是他的个人之见。斯大林的独裁是一个事实，对当时的人而言，采取一种质疑和抵抗的方式是正常的，也是应当的。昆德拉可能是到了这个岁数，他觉得当时的那些抗争都没什么意义，但事情不能这样说。
电影《潜行者》
昆德拉究竟是怎样看的？
他是一个从大时代走过来的人。1968 年春，苏联军队侵入布拉格，觉醒了一代捷克知识分子，只有昆德拉，以聪明人之身避居法国，后来以这件大事写出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其中既讽骂了苏联的行为，又表态说捷克人的反抗并不像大家想的那么壮烈，那么有意义。小说中的男女以性爱作为抵抗政治暴力的方式，用“小”来抵制“大”，将读者的注意力和期待从枪炮与国难转移到床衾之间，从“知识分子的抉择”这种宏伟命题转移到男女私情。
马先生站在昆德拉所抵制的“大”的一面，他认为后者过于虚无，过于“轻”。但其实，昆德拉未必就认为，小就是对的、真实的，大就必然无当。对于把大事琐屑化的趋势，他也同样常常冷眼以待。听了凯列班“斯大林在说笑话”的评价后，夏尔说了一句话：
“当然，他周围已经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笑话。就是因为这个，在我眼里，一个新的伟大历史时期正在宣告它的到来。”
这句点评很关键，包含着一种小时代对大时代的同情的理解。夏尔所说的“新的伟大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了，而且很可能去而不返。这个时期或许可以上溯到法国大革命，经由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再到十月革命掀起一波巨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裁与民主、谎言与真相、战争与和平、殖民与独立、善与恶、美与丑，这些对立的范畴塑造着人们的头脑，形成一种稳固的“大思维”，凡事讲究清楚明白的是非，讲究听其言，观其行。到处是路线之争、意识形态之争、体制优劣之争。在这个历史时期，人们不敢把一个政治元首（且不说他的独裁者身份）的笑话当作笑话来听，就像赵高指鹿为马，其用意是慑服众人一样，斯大林的荒谬，让听者忐忑不安。
也许，大时代真的很伟大，拍案而起，赴汤蹈火，胜则热泪盈眶，败则浪迹天涯，一切壮烈都归于大时代。赫鲁晓夫认为，读者对他讲的这件事也只能形成一种看法，即斯大林阴险狡诈而又狂妄至极。但是他错了。凯列班不但毫不领情，甚至还问夏尔：“赫鲁晓夫是谁？”
电影《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
云 我发现您还是站在大时代这一边的，可是现在大众都是小思维，我们倾向于不要太严肃地看待过去的那些事，什么都不必太认真。我们都是很“轻”的人。
马 所以最近翻译《迷失的人》，我很喜欢这本书。现在你说的“大时代”的特征，都集中在了中东那块地方，那里的人不可能很轻地生活。小说里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对极端主义的认识都十分清醒，都知道那种东西是要不得的，但问题是，一到具体事情上，你就得“归队”：阿拉伯人就是阿拉伯人，穆斯林就是穆斯林，你的身份摆在这里，别人也只会这么看你，你是动不了的。
那里的现实是沉重的，艰难的，可是再沉重艰难，也得有人站出来去解决问题。他得有威信、有勇气、有意愿，且不能中途停下来。你看以色列的拉宾总理，百年不遇的伟大的人，想去解决中东困局，结果被人一枪打死，多可惜。但是，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里的人怎么可能很轻松地对待呢？当然你可以很轻松地说：看，这么多努力都白费了吧，改革有什么意义呢？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说：错啦，去做这些事，本身就是意义。
不管哪一种说法更对一些，昆德拉写出了小思维与大思维之间的难以对话。他笔下的这群男女，发现自己还能在一起谈话，是一件蛮幸运的事情。从书中的点滴暗示中，可以推算出几个人的年龄：阿兰的女友玛德兰出生于 1983 年左右，夏尔出生于 1970 年，拉蒙出生于 1953 年，拉蒙的祖父，显然是一个受过十月革命影响的大时代人，曾经支持斯大林。凯列班没听说过赫鲁晓夫，而玛德兰呢，就连斯大林是谁，她都没有清晰的概念。
在小时代里，处于小思维的控制之下，人们被自己的行为所困扰。阿兰就是一个例子，他的母亲自杀未遂、荒唐地生还后，不情愿地生下了他，他长大后成了一个习惯于赔不是的人，他自己也闹不明白，这种习惯从何而来。他的母亲是书里最虚无的一个人。对她来说，爱情带来甜蜜，而繁殖毁了这份甜蜜。在虚无之中，她杀了来救她的人，她说：“我期盼的是人的完全消失，带着他们的未来与过去，带着他们的起始与结束，带着他们存在的全过程，带着他们所有的记忆……”
尽管昆德拉也一直以解构和玩笑之姿来阐扬他所钟情的虚无主题（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在《庆祝无意义》里，他也通过斯大林故事的一个后续，写出了他心目中“小思维”的合理特质。
米兰·昆德拉 | 图源 Wikipedia
这个后续就是加里宁。按书中的解释，他是斯大林手底下的附庸，一位前列腺病人，不像赫鲁晓夫等人，以独立的良心抵抗为荣耀；他是一个驯顺者，唯唯诺诺的人，而阿兰则说，斯大林对加里宁怀有一种温情，不同于主子对奴仆的温情。——大思维是绝不可能想到这一层的。
小思维修正了大思维的执拗，给刚硬和严肃注入了柔和与滑稽。正如后人从海德格尔哲学的角度分析他对纳粹的同情一样，阿兰，作为一个亲身体验着虚无感的人，把斯大林从大思维眼里的“独夫民贼”解放出来，放回到凡人的位置上。他说，斯大林对加里宁有特殊的好感，不是因为他觉得那个怯懦、畏缩、被尿频折磨的人对自己构不成威胁，相反：
“斯大林面对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痛苦，一种小小的、具体的、个人的、易于理解的痛苦。他瞧着他的同志在受苦（长裤尿湿了），他带着温和的惊觉，感到内心有一种微弱的、谦卑的、几乎陌生的，反正是已经忘怀的感情在苏醒：对一个受苦的人的爱。在他狂暴的一生，这个时刻好像是在缓口气。”
依然是那个才气横溢的昆德拉。不是每个今天的人都会这般圆润地包装自己的“小”看法，但是，从尿频这种角度去颠覆以往严正端肃的命题，正是小思维的价值所在。看到有人走上街头，大思维立刻想到社会不公，小思维脑子里闪出的却是“狂欢”二字；有人脱光了衣服招摇过市，大思维考虑“这个社会怎么了？”小思维想的则是“哥们赌输了吧。”有时候，小思维确实显得虚无顽劣，玩世不恭，惹正人君子厌恶，但所有这些，不正是因为它让我们认清了自己真实的样子，我们细微的感觉，我们无理由的存在么？
电影《生命的标记》
斯大林把康德的出生地柯尼斯堡命名为“加里宁格勒”，这个带有苏联时代特色的名字，直到苏联解体也没有改回来。阿兰评价说：“唯有加里宁其名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是纪念每个人都有过的一种痛，是纪念一场绝望的斗争，这场斗争除了对自己从未他人造成过痛苦。”
马先生比昆德拉小五岁，他不是昆德拉研究者，他认为作家到了老年，难免说出一些特别虚无的话来。马先生身上有一种积极的大时代性格，严厉方正，有大悲悯，他虽翻译了《庆祝无意义》，但他不太重视昆德拉所阐释的琐屑之美。对于这本书，他特别在意的，是“无意义”这一说法会对读者造成怎样的影响——一种典型的“大思维”。
云 我读完这本书，觉得挺伤感的。拉蒙说无意义是生存的本质，应该庆祝它，“应该爱它”，这就是在暗示“庆祝无意义”还是有意义的吧。
马 也可以这么理解。我们会有这样的对话，比如说“这杯白开水没味道，但没味道正是最好的味道”，等等。你在人到晚年的作者笔下不难发现类似的看法。比如克劳德·西蒙，他晚年就说人生无意义，像这个话，我们得这么看：你已经过了这个时间了，回头看才会说无意义，但你在过你的人生的时候还是有意义的。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人都是要死的》，写一个不老不死的人，经历得很多了之后他说人生没意义，别人就反对，说每一个六十岁的人都会这么说。但其实，二三十岁时你抱着一种热情和信念生活，这就是意义，你不能只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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