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资本主义史》（以下简称《剑桥》）的英文版出版于2014年，由美国经济史学家拉里·尼尔和杰弗里·G.威廉姆森主编，欧洲以及美国、以色列和新加坡多所大学的40余位学者担任撰稿人。本书中译本分为4卷（英文本为2卷），110余万字，论述了一系列极具理论和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的问题。这些新探索虽然还只是初步的，但无疑有助于深化对资本主义的既有认识。
《剑桥资本主义史》，[美]拉里·尼尔、[美]杰弗里·G.威廉姆森主编，李酣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年 3月第一版，468.00元
探索资本主义的新定义
通常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形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原始积累为前提，后者在英国表现为圈地运动，因而十五六世纪通常是资本主义史研究的起点。《剑桥》则另辟蹊径，从经济增长角度考察资本主义的早期形态与现代传播，并由此将资本主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扩展到古代以来的世界各地。为此，该书主编拉里·尼尔在第一卷第一章《引言》中对资本主义重新进行了定义。他认为，迄今为止，各种学术文献中提到了农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乃至创新资本主义，然而其内涵大多都是负面意义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这个词是由资本家的批评者在1848年之后出现的第一个全球经济和1914年之前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中发明和运用的”。与19世纪相比，20世纪资本主义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本世纪初全球经济的再次复苏，学者们主张当代存在多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并各有其比较优势。
在此基础上，尼尔集中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定义。他主张，当代每种资本主义都离不开四种共同特征，即私有产权、第三方可强制执行的契约、价格灵活的市场、支持型的政府。由于资本是资本主义产生的逻辑和历史起点，因此上述每一种特征都与资本有着特定的关联。资本通常体现为建筑物、设备、改良的土地和具备特定知识的人等各种各样的生产要素，无论其采取哪种形式，资本都必须保持长期性、稳定性和安全性，由此才能获得有意义的经济结果。这意味着上面列出的每一种资本主义的特征都必须拥有较长的时间维度，从而使资本可以不断地成长壮大并促进经济增长。此外，资本主义还必须被视为一种体系，市场在其中有效运作。由市场驱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也取决于它的制度为有关各方创造的激励，以及该系统的参与者能够对激励做出反应。因此，资本主义不是单纯的经济制度，它还植根于更为广泛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当中。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内产生的价格信号必须得到政治、文化和社会团体以及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回应。这样，“资本主义就能有效地被定义为在更广泛的、起支撑作用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系统中运行的一个复杂而具有适应性的经济制度”。
应当说，以上分析主要着眼于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组成市场经济的各种要素与条件，反映了战后以来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史的研究视角已从生产方式转向市场经济这一重要变化。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克斯在1969年出版的《经济史理论》第一章“理论和历史”中就曾这样宣布，“有一个转变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兴起的前提。按现代经济学的看法，这一转变似乎更加重要。这就是市场的出现，交易经济的兴起。它把我们带回到历史上的一个早得多的阶段，至少是向着它的初始阶段。”
希克斯站在从远古到当代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将习俗经济、指令经济和市场经济（他称为重商主义）作为配置资源的三种主要组织。习俗经济中村社和部落的经济都是由传统规定的；当习俗经济因战争和内乱等原因被彻底扰乱后，专制主义就会取代传统制度，建立起指令经济。除此之外，从习俗经济中还可以发展出市场经济，其产生的标志是专业商人的出现，后者主要包括在市场所在地开店营业的商人，以及为市场劳动、有买有卖的工匠。他提出，专业商人是推动市场经济兴起的主要力量。因为，“一旦有了一个商人阶级，他们便会开始把自己或紧或松地组成一个社会，一个新型的社会。这就是我们在习俗型和指令型之外增加的第三种组织形式，我们只能把它称作重商主义或商业性的组织”。重商主义要求保护财产和维护合同。然而，“对这两方面的保护都不是传统社会所提供的，主要是由商人自己提供的”，于是古代的城邦、中世纪的自治城市和城市共和国等支持型政府应运而生。应当说，希克斯的上述理论阐述极大地拓展了资本主义的内涵和资本主义史研究的时空范围。
早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
本书中译本第1-2卷的副标题为《资本主义的兴起：从远古到1848年》，旨在“探讨不同时代和地域所体现出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并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各种先行者没有经受住挫折，随后又继续按以前的水平继续人口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从这两卷的目录来看，半数以上章节的标题使用了资本主义，其他章节实际上也默认了存在早期资本主义。
以往认为农业社会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马尔萨斯灾难始终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直到工业革命才开创了人均收入随着人口增长而持续上升的现代经济增长，而前两卷的作者们则以各地的大量实例揭示了在早期资本主义作用下出现的“马尔萨斯奇点”（转折点）。比如第二章《公元前1000年的巴比伦——帝国时代的经济增长》，作者专门撰写了“古代远东地区的市场、长途贸易和商业是资本主义的不同维度”一节，认为对传统生产方式最持久的挑战来自长途贸易，它表明存在由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法律结构支撑的以市场为基础、以利润为导向的商业。在此基础上，公元前1000年以来巴比伦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增长，不仅人口增加了5倍，而且在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人每天挣到的小麦工资比古代和中世纪其他国家高出两倍以上。然而，公元前539年波斯征服巴比伦终结了这一发展。
类似例证还见于第三章《资本主义和古希腊经济》。作者指出，公元前第一个一千年的大部分时间，希腊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在公元前750年至公元前300年之间，古希腊人口可能增加了4倍以上，以至于公元前300年的希腊大陆要比其在19世纪末期拥有更多的人口。考古学的证据不仅表明人口增加，而且也指向了人均产出和消费的增长，这意味着古希腊经济在这一时期成功避免了马尔萨斯陷阱。作者将经济领先于人口增长的原因归之于古代希腊城邦的具体架构，例如古希腊世界是法治的，法律为私有财产和契约提供了制度性保障。然而，对契约的保护在希腊化时期的结束阶段被彻底打破了，而古罗马对希腊的征服则破坏了后者的民主制度，中断了那里人口与人均产出的同时增长。
加州学派的王国斌撰写了第六章《资本主义之前的中国》，回答了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开花结果的原因。他认为在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大举输入前，中国经济已经拥有私有财产、强制执行的契约和定价的市场。至于尼尔提出的“支持型政府”的第四个特点，对于评估而言更为复杂。他主张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具有两重性，早期现代的政府既是亲市场的，但也在一些基本的方面是反资本主义的。政府并不赞同土地集中、少数大企业控制市场，或者是创造一个依赖于被雇佣劳动力的较大规模的无地人口。
作为资本主义“长子”的意大利也没有逃出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先行者的命运。第十章《通过意大利走向资本主义》的作者认为，直到1500年，意大利的人均GDP仍领先于西欧各地。“意大利的案例表明，大型非正式网络和正式制度之间的紧密联系促进了经济增长”。研究表明，这种地中海版本的资本主义依靠家族网络和新的制度框架（立法、政治和行会），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了贸易的显著增长，同时由于缺乏进一步的变革，也导致了意大利经济在早期现代的缓慢衰落。
早期资本主义在西北欧最终取得了突破。第十六章《英国和欧洲的工业化》讨论了资本主义对工业化的先导性作用。作者特别指出，现代经济增长的兴起更多的是依赖资本主义的悠久发展历史，而不是工业革命。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制度，特别是市场支撑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以持久且长期的市场机制取代习俗和指令是至关重要的。19世纪法国乃至美国的经济增长的兴起较少依赖于英国式的工业化的扩散，更多依赖于英国式资本主义及其支撑它的制度的扩散。
现代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本书中译本第3-4卷的副标题为《资本主义的传播：从1848年到现在》，“分析的是资本主义在西欧地区内部及其海外分支的演化，以及1848年后向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
第二章《制造业的扩散》的作者罗伯特·C.艾伦认为，世界各地经历了工业化、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原因主要与怎样处理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有关。对此，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应将其作用局限于确保私人财产的安全和法治，同时将经济决策留给私营企业。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国家应该拥有和经营企业，对经济进行计划安排以取代市场力量。在两者之间还有一系列选项，国家可以干预经济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推行工业化中，所有国家都选择了后两种模式。西欧和美国通过实行经济发展“标准模式”的四项政策，即取消内部关税、设置外部关税、建立银行和普及教育成功实现了工业化；实行追赶标准模式的墨西哥、俄国和拉美由于各自问题只取得了有限的经济增长，而实行更具指令性计划的埃及、（二战前的）日本和苏联则多以失败告终。
农业增长采取了与以往设想不同的方式。第三章《世界农业的增长、专业化和组织》认为，过去两个世纪，农业总产量和贸易量激增，人均产量增长，价格在不同地点之间趋同，表明农业生产显著增长。关于增长原因，作者主张现代产权而非土地规模是农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近两个世纪，它从西欧扩散到几乎整个世界。
技术创新是资本主义发展与传播的主要推动力。第四章《技术和资本主义的传播》提出，资本主义的创新加速始于18世纪晚期的英国，尤其在钢铁制造、棉纺和蒸汽动力方面，并在1850-1870年向其他国家推广。1870-1917年工业化国家出现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1914-1945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西欧北美之间的经济差距加大。战后发达国家收入趋同；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工业化和经济增长。
第五章《界定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法律创新》认为，在过去30年里，人们关于法律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传播的重要性的理解已经扩大了。经济学家更加关注法律，许多人将法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归因于法律传统或法律渊源。换言之，许多文献将普通法的渊源和英美宪法传统视为提高经济绩效的一种优势。相反，主要以罗马法为基础的欧洲大陆的民法则更倾向于绝对主义。早期现代，大陆法逐渐分化为新兴民族国家的法律，并逐渐转变为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法律包括契约自由的观念、土地登记制度的建立、专利法律，以及商业公司的成立。上述法律随着移民、殖民和条约等各种形式传播到世界各地。
此外，后两卷还讨论了许多更专门的主题，例如第6章和第7章讨论了企业与全球资本主义和企业模式，第8章和第9章论述了金融资本主义和国际资本流动，第14章和15章探讨了私人福利和国家福利以及人类福利，第16章展望了资本主义的未来。在第16章的第五节《增长与资本主义的未来》中，作者对21世纪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是否可以持续保持经济增长并未给出肯定的答案。作者认为，全球化可以抵消降低增长速度的力量，因为全球化直接通过改善全球劳动力和资本配置，或通过贸易和专业化来提高世界各地的生活水平。但是，各国会继续支持自由贸易、大规模移民和全球资本市场的运作吗？从历史经验和现实发展来看，答案似乎不容乐观。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既是古老的，也是年轻的。马克斯·韦伯曾区别过古代资本主义和近代（即早期现代）资本主义。他认为，古代资本主义遍及世界，而近代资本主义则是西欧的独创，借助于新教伦理推动了资本主义的理性化和经济发展。《剑桥》的研究则进一步表明，各个时期的资本主义都具有四个基本特征，这些特征使资本主义与经济增长存在密切关系，但这种关系常常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那么，如何处理好资本主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保持或进入持续的现代经济增长，仍然是人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项艰巨挑战。
当然，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第一二卷没有中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专章，这种设计显然是个明显缺陷。其次，该书作者们对早期资本主义的普遍性似乎尚未达成共识，尽管使用了主编的有关资本主义定义的分析框架，但相当一些学者在章节标题中没有提到资本主义，如第一卷第4章、第5章、第8章和第15章等。第三，该书前两卷目录主要以国家和地区为线索，后两卷则以问题为线索，不仅在分类逻辑上前后不一致，也影响了阅读的连续性。但瑕不掩瑜，期待未来该书不断加以完善。
（作者：李桂芳，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徐浩，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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