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考古。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夏商周三代考古学研究中的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我想所有研究中国文化史或者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人都会对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和一致性特别地关注。
徐良高，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夏商周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两周考古专委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曾被聘为日本东北学院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古代文明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商周考古和考古学理论研究，现主持西周都城丰镐、周原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迄今，已出版学术著作3部，论文与考古报告100余篇。
我们的宣传和传统的大一统的史观一直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一致性，甚至讲中国文化只有一种文化。表现在三代考古或者三代的历史中，最常讲的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样一个政治历史叙述的框架下，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一元的史观占有绝对主导的地位。所以很多人的印象中中国的三代历史文化表现为一种大一统的面貌。在三代的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中，比如讲到夏商周三代的考古历史，主流的观点认为夏商周三代的政体基本相似，甚至认为文化也是一致的。
当然也有学者比如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中讲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莫巨于殷周之际。他认为商和周之间有巨大的变化。具有反思精神的学者，尤其是国外的很多学者提出：中国的地域如此之大，中国的历史如此之悠久，怎么可能只有一种文化？自然环境的原因、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都会带来文化的差异。如果说整个中国历史尤其是夏商周三代历史，只有一种文化是不可思议的。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困惑，所以研究人类史、人类学的专家对中国进行了近现代的人类学的调查，发现即使在当代，尤其是近现代中国在文化的一致性的这个问题上各个地域也存在着区域性的文化。 人类学家提出：在中国，一方面存在着具有明显的一致性的文化大传统，同时各个区域还存在着因为种种的原因——比如说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等等导致的文化小传统。通过对中国古代人类学的研究发现，中国古代文化同样存在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并存这样的现象。 我想这个观点对我们理解三代的考古工作和历史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所以我们要 通过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分析来重新看三代的研究，这是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之一。另一个背景就是我们考古学研究自身的原因。目前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实际上是非常强调各个区域文化的差异，我们总是根据考古发现的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现象，尤其是陶器的差异来划分很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区域，强调各个区域文化不同的物质文化面貌所展现的差异。不同的情况下具有区域性的考古学文化它们彼此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和体现在一个更广义、更广泛的共性的文化传统这一面，我们是否有所忽视？甚至是可能不太关注这个方面，我觉得这是另一个极端。所以为了避免两个极端，我们采用大传统和小传统理论来理解三代的历史尤其是三代的考古学研究，我想这样能够更立体更全面地来认识三代的历史和文化。 从费孝通先生开始提出，尤其到现在，非常强调中国古代文化的形成是多元和多元一体的。我们讲考古学文化强调了多元，那么一体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多元一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如何从考古学文化上在考古学面貌上来理解多元一体，如何从内在的文化面貌上来体现出来多元一体？ 所谓 中国古代文化多元一体是如何构成的？多元一体落实在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面貌上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我想这些思考有助于我们深化理解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和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既体现出传承又体现出变化这样的现象。我认为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不仅是对夏商周三代考古学文化的理解，甚至对整个中国文化历史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因此，我们把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理论引入三代考古学的研究，并且以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来看待我们现有的研究成果以及问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的。
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是上个世纪50年代由美国的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在其著作《农民社会及其文化》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大传统是指代表着国家与权力，由城镇的知识分子所掌控的书写文化传统，而小传统则是指代表着乡村的，由乡民通过口传等方式传承的大众生活文化传统，这是两个层次。这两个概念被介绍到中国以后，很多中国学者（如历史学家王学泰等）结合人类学、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对这个理论不断地丰富。王学泰提出传统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上层的、由知识精英所奉行的文化传统，为大传统；另一类是流行于社会下层，特别是农村，为普通老百姓所通行的文化传统，就是所谓的文化小传统。
这种大传统和小传统在中国社会是长期共存的现象。余英时说，如果从中国史的考察入手，我们将不难发现，这些人类学家所惊诧的新经验，在中国实在是很古老的文化现象。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古人不但早已自觉到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自始即致力于加强这两个传统之间的联系，整个社会一直致力于整合这两个传统。从考古发现的古代物质文化遗存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反映王朝国家权力和精英意识的遗存与反映普通民众日常生产生活，甚至是各地域的信仰，它们之间既有差别同时也有关联性，这在考古学尤其夏商周三代的考古学研究中是非常明显的。举个例子，在三代的考古学研究我们主要面对的是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对于三代甚至更早的新石器时期，我们考古学的划分标准主要依据是陶器文化，陶器的器形特征、器物组合等等。虽然从理论上讲，所有考古学家包括夏鼐先生都强调考古学文化的划分应该是以所有的物质文化遗存的特征综合来判断，但实际工作中我们的考古学文化的划分主要是以陶器为标准。
陶器特征的形成，更多地是受各个地域文化传统的影响以及当地的生活方式的影响。比如说稻作农业和麦作农业地区的生活方式一定是有差异的，这些差异会反映在日常生活上，陶器能明显地反映出这种差异（粒食习惯和面食习惯导致的炊具和食器的器型等差异）。另外还有窑系的差异，不同的窑系会生产出不同的产品。所以影响陶器面貌的因素很多，陶器与生产窑系、当地的文化传统和当地的日常的生活方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三代有一个青铜礼器文化圈从形成到不断扩展的过程。青铜礼器在三代社会是一类非常独特的文化遗存，它和陶器相比在功能、性质上有非常大的差异。青铜器首先是祭祀的产物，更重要的功能是礼器，在三代社会是作为跟祖先神祗奉献和祭祀的具有神圣性质的器物。同时因为三代所有政治体系背后的核心是祖先崇拜，权力地位跟祖先的血缘关系密切相关，拥有祭祀祖先的礼器的多少决定他的地位，决定他享有的权利。正是因为在这样情况下，三代的青铜礼器除了作为宗教色彩以外，它更重要的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文化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反映日常生活的、一般技术的，比如陶器、日常生活，还有不同时期的生产技术它会生产不同的文化遗物；第二个层次是我们人类的组织文化，包括制度的；第三个层次是包括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所有制度层次的文化和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层次的文化都不是具体的，它都是具有抽象性的，它需要通过特定的物质文化来象征。青铜礼器除了它本身是代表当时最高技术水平的产品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是三代宗法制度、组织文化层面的物化象征和宗教信仰，因为它具有这样的特定意义，所以三代社会才会生产这么多的礼器。 就三代社会这两个方面来讲，以陶器为标准所划分的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历史意义、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以青铜礼器所反映的历史文化意义是有很大的差异。青铜礼器文化更典型地反映出一种社会上层文化，即所谓的文化大传统，它更多地反映统治阶层的精英文化，尤其和文字结合起来（铜器铭文），与陶器有着明显差异。不同的遗物代表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含义，因此以不同遗物为标准所划分的考古学文化内涵是不同的。以陶器划分的各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和以青铜礼器划分的青铜礼器文化圈（青铜礼器文化圈实际上是以青铜器为标准的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方式），因为依据不同的物质文化标准，它们是不一致的，可以说青铜礼器文化圈包含了多个以陶器为标准划分的考古学文化，以陶器为标准实际上是做了更细的划分。而不同标准所划分的考古学文化的差异不仅仅只是反映在它的地理区域不同，更重要的是因为采用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这个标准在当时的文化功能和含义是什么？器物的功能和用途不一样，它反映出背后的历史文化的含义是有差异的。所以以陶器为标准划分的考古学文化，它更多的是受当地传统文化、当时日常生活或者窑系等因素影响。如果承认青铜礼器文化圈的存在，我们会看到青铜礼器更多地体现的是信仰的相似，反映出同样的宗教信仰，采用相似的政治体制，我认为这具有非常大的文化的差异。当然客观地说，采用相似的政治体制甚至同样的宗教也不代表它就是一个政治体。同样一个文化，采用同样政治制度的，可以有不同的政体，这是另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此处不做探讨。我们以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来看，夏商周三代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以青铜礼器为代表的青铜礼乐文化圈，它代表的是一种文化的大传统，反映出当时在青铜礼器文化圈内所具有的、大家接受相似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和相似的宗教信仰，其中核心的信仰就是祖先崇拜。三代青铜礼器主要是祭祀祖先的礼器，与之相辅相成的还有文字和玉器，在整个青铜礼器文化圈上都具有重合性和一致性，反映了三代文化的一个大传统。
不管是夏商周之间，或者从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到周原、丰镐等西周遗存的不同阶段，陶器都有巨大的区别。在同一时期，比如说二里头文化也有各地的类型，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同样都存在着不同的地域的文化类型，比如商代二里岗时期的湖北盘龙城文化类型，比如台西类型、关中地区的老牛坡类型等等，这些类型都是以陶器为标准划分出的区域类型，它们更能反映出各个地域文化小传统的差异。 但是我们过去的研究恰恰是对这个大传统不太重视，过于强调这种区域性的差异，而且把这些区域性的差异跟历史文献记载的国家、民族对应起来。而 以陶器为标准代表的文化小传统，它恰恰是和国家组织、宗教信仰、民族主观认同体等很难直接联系或是等同，是有很大差距的。以陶器为标准划分的考古学文化它实际上是小传统的一个表现，至少从学理上讲，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地跟民族认同体或者是国家政治体对应起来。
最早形成于以二里头文化为核心的青铜礼器文化圈，器型有铜爵、铜盉等，后来品种不断丰富，当然每个时代也有变化，比如商代青铜礼器以酒器为主，西周以鼎和簋等食器为主，但是它的传承性是非常清楚的。而这样一个青铜礼器文化圈从它的形成到拓展，不仅是品种的丰富，地域上也从以黄河中游为核心不断扩大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这个文化圈的不断扩大使我们看到三代的一个文化大传统的存在。大传统就是大家具有共同的，接受了相似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设计，同样也接受主流的宗教信仰，三代的信仰就是祖先崇拜。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应该是从二里头文化逐渐形成，后来不断扩展，建立了认同的核心和中国文化的基础，概括一句话就是礼乐文明，礼乐文明在中国三代时期非常明显，对之后的中国影响最大的就是礼乐文化。
再结合到刚才讲的陶器文化，以陶器为特征所看到的文化小传统和以青铜礼器为特征的更大的区域文化大传统，就是我们说的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多元”更多地表现在文化小传统上，“一体”则体现在更具有共同性、一致性的青铜礼乐器和与之相关的文字玉器这样的礼乐文化圈。我们把夏商周三代的青铜礼乐文化圈和周边文化圈进行比较，比如和云南和新疆北方游牧文化来比，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夏商周三代在中原地区存在一个青铜礼乐器文化圈。 虽然我们的考古学研究特别强调陶器的差异，同时很多学者也强调说通过这个礼乐圈内各个不同地区，也希望找到青铜器的，不管是纹饰还是器型的差异，希望划分出很多的小圈来，甚至希望这些圈能跟古代文献记载的某某国等联系起来，但实际上我们只要跟更大范围外的文化去比，可以看到夏商周三代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青铜礼器文化圈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存在，不管是长江流域还是黄河流域它们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我想通过刚才的这些讨论，我们可以注意几个问题，一个是考古学文化的性质的认定，至少在三代这个阶段，我们的考古学文化核心是以陶器为标准，以器型的特征、组合的特征来划分的，考虑到陶器它所具有的小传统的性质，就它跟日常生活和文化传统、制陶传统窑系等的关系来说，对考古学文化来说，是不是关于它的性质的阐释绝对不能简单地跟某一国家或者某一个民族或说古代的所谓族对应起来。 第二个是我们要看到更大一个范围，研究从夏到商到周时，通过物质文化面貌的差异，包括陶器，包括铜器的差异来区分出所谓夏商周的问题，除了看到朝代之间的文化差异，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它们之间的传承。夏商周或者叫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到殷墟到周原到丰镐是有非常紧密的传承关系，既有变化也有传承。传承更多地是表现在文化大传统的传承上，某种意义上就是在政治制度的设计或者思想信仰的理念上表现出它的这种学习和传承性。
研究夏商周三代时尤其是在商周时期，我们都非常强调某某考古学文化跟文献记载的国家某某国联系起来，当然这个是对的，并且我们的历史资料、文献记载是非常重要的线索和史料，但是同时我们更要认识到，在夏商周时期中国更大的区域可能是不同的政体，在政治上甚至是不同的国家，但他们有共同的政治制度的设计理念，也有共同的信仰，比如说祖先崇拜的信仰，它表现在文化大传统上有很多的共性。同时我们也看到陶器文化面貌所呈现出的各地的区域性，这才是我们理解三代社会，研究考古学文化，尤其三代的研究，要注意这两个方面。我们在强调它差异，强调变化的时候，还要强调它的传承，强调它们之间的共性，而这个传承共性就是以青铜礼乐器为物质表征的，它背后可以称之为礼乐文化。礼乐文化才是三代文化的大传统和基础，对后世影响非常巨大，后来讲中国文化叫礼乐文化，就是因为它背后的信仰祖先崇拜、宗法制度。在秦汉以后，虽然出现了以皇权为中心的郡县制度，但是在整个中国社会的文化中，对祖先的信仰、宗法制度影响一直很深刻，这个基础应该说都是在夏商周三代奠基形成的。我们换一个视角从一个更立体的角度去看，会得到不同的新的认识，我认为这是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对我们三代考古的新认识和新启示。刚才我们讲了三代社会的文化大传统，表现在物质文化上就是青铜礼乐器文化圈的存在，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在夏商周时期青铜礼器作为不同于其他古代文明，具有独特东方青铜时代文化特色的遗物，是三代社会中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工具的奢侈品和礼器，发挥着重要的宗教信仰，思想观念的象征作用和整合社会组织规范人际关系的社会功能。它不仅是文化传播的见证，也是政治上相互关系的体现，还是某种共同体人们的文化心理风俗习惯相似的表现，也是信仰相似的表现。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商周青铜礼器的分布区不仅是商周文化影响深刻和影响所及之处，还是商周国家政权影响所及的地方。在这一区域内，人们在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化心理和政治制度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和认同感，当然这种政治影响范围不能和后来的中央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王朝体系相提并论，但是确确实实反映了当时的一个文化大传统，而且对后来影响深远。 我们刚才总结了以青铜礼器文化圈为代表和以陶器为标准的考古学文化为代表所反映出的三代的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所表示的不同的历史文化的意义。这个是我们在三代考古中应该尤其要注意的。另外文化小传统除了刚才讲的陶器的这样一个特征之外，实际上各地也有各地的区域信仰，这个信仰可能不同于以祖先崇拜为代表为核心的礼乐文化的传统，也是要特别值得关注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做系统的阐述。
长江流域出土了一批非常独特的东西，以一种常见的一些神人神像文物反映的长江流域的原始宗教信仰。这种宗教信仰结合后来的一些文献的资料，比如《离骚》等来分析它所表达的信仰体系，我们可以看到它所呈现出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小传统面貌，以及它与礼乐文化所代表的大传统之间的互动关系。玉神人头像 石家河文化 湖北天门出土
（图片来源：网络）
如果我们系统地梳理三代，就会发现在中国的三代甚至更早的文化传统里，主要是中原地区人物的造像就很少见，而且看不到那种区域核心的具有神像或说神是特别突出的崇拜对象的情况。所以我们过去曾经提出说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里缺乏偶像崇拜，有一种无偶像崇拜的现象，文献里也有记载，如孔子等等的论述。但实际上在中国的长江领域，从凌家滩文化的玉人，到良渚文化的玉琮上面的神像，一直到石家河文化的一些玉器，神人像的玉器雕塑以及到了夏商周三代所看到的青铜器上的，比如说人面方鼎、有神的形象的铜鼓，以及楚地大量的帛画，还有漆器上的神像，包括长沙马王堆帛画里曾侯乙墓棺上都出现了巫神的各种图案。
玉神人头像 石家河文化类型
（图片来源：网络）
再比如三星堆特别突出的青铜人物造像、神像，包括大的立像和各种各样的带黄金面罩的神像，当时刚出土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神秘，觉得中国为什么突然出现这些？有人甚至提出是来自西方的影响等。综上，从新石器早期一直到战国甚至秦汉，在长江领域一直存在这种神像造像的传统，它是不同于中原地区的，至少到目前我们的考古发现没有看到中原地区有这样的传统存在。如何理解这个现象？以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的理论来看，这些从新石器时代以来，流传到秦汉以后，在长江流域存在着这个区域性的传统信仰——巫鬼信仰。巫鬼信仰和中原的信仰是有明显差异的。李伯谦先生讲到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道路问题也讲到，中原地区总的来看是比较实用、理性的一个传统，从最早新石器时代，从庙底沟二期到龙山等等，我们几乎看不到这种频繁的祭祀、大量的献祭，各种各样的宗教神秘色彩的东西。但在长江流域从良渚一直到后来的三代，南方几乎都存在着神权特别突出，宗教信仰特别明显突出的现象。
李伯谦先生指出从这个现象看，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可能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实际上不仅是不同的发展道路，也反映出不同的区域文化传统，那就是礼乐文明是更具有理性色彩的一个传统，它在中原地区形成了文化大传统。而长江流域不仅有这些神人像，我们结合《离骚》和《诗经》进行比较，《诗经》里《雅》和《颂》部分都是祭祀祖先，歌颂祖先的丰功伟绩的，自商人始大量的诗篇是和商代的祖先有关，还有歌颂西周的历代祖先的，这类诗歌当时是在宗庙上演奏歌颂的，它更具有理性的色彩，祖先崇拜色彩特别突出。 而《离骚》是另一个系统，《离骚》非常玄妙、神秘，歌颂着各种各样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巫鬼。屈原，楚国贵族，有人说他也是一个大巫，他的政治地位和身份都很高贵，可以看出楚文化系统里有特别明显的巫鬼信仰系统。包括随葬品里，比如在楚墓里有很多非常独特的镇墓兽，在中原地区很少见，这都反映出这种区域的宗教信仰。 但是，楚国的主要的礼器还是中原的青铜礼乐系统，同时也包含着神人像，以《离骚》、以镇墓兽等等为代表的地域性的信仰，而这个信仰决定了楚文化有不同于中原的文化的一面。我们能够更深刻更全面来理解楚文化，它既有接受了中原青铜礼乐文化大传统这一面，它还有一套自身的从文献、诗歌、文物所体现出的区域文化的这一面。这也是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另外，青铜器分墓葬里出土和非墓葬出土，如窖藏出土。在郑州商城、周原、丰镐等传统的中原地区出过窖藏的青铜器，这一类窖藏，大都是因为政治和战乱，尤其是周原地区的窖藏，都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动荡形成的。在南方地区，如现在的江西、两湖一带，常见在河水边、山前、小山上出现这种青铜器窖藏，这是非常典型反映出当时南方流行的祭祀山川神的这些信仰。它的埋藏环境、窖藏的性质应该完全不同于中原地区墓葬出土和在周原这一带窖藏出土青铜器。商到西周时期非墓葬青铜器遗存及其分布图（图片来源：吉野彩美的博士论文《东亚视角下的非墓葬出土青铜器研究》）
结合刚才讲的多方面，可以看到在长江流域确实有一些比较独特的信仰传统，这种区域性的信仰是文化小传统，实际上，在不同时期，这种区域文化传统不仅在长江流域，在云贵地区，北方的草原地区，辽河流域都存在。如何理解区域文化传统和中原礼乐文化大传统的关系？我想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能够更合理地解释它的多元一体以及多元如何从不同文化层次上构成的多元一体。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至少在夏商周这个时期，既有一个广泛的区域内大家共同接受，共同认同的文化大传统，即礼乐文化的存在，同时各地也保持或部分地保留着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小传统，大、小传统同时存在，这才是三代社会的文化的立体面貌。大小传统是互补共存的关系，而不是对等、排他的关系。我们在中原地区商周的遗存里也会看到来自于长江流域的一些影响，比如在墓里看到神人的像，看到很多玉器等图案纹饰很可能都是受到长江流域文化的影响，而不仅仅只是中原礼乐文化对长江流域楚文化等的影响，影响是互相的，小传统同样也影响到中原文化大传统，并且不断去丰富和发展它。这是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的互动关系。同时很多研究秦汉的专家大概都会认同，在中国，汉代跟周、战国、秦时期相比，中原地区文化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东王公、西王母信仰，神仙思想、墓葬观念，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神像造型，这是因为汉代的统治集团实际上是来自于长江流域楚文化区的，应该说他们带来的很多楚文化因素反过来又影响、丰富了中原礼乐文化大传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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