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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經索引序(三)

清嘉慶二十一年,江西巡撫阮元以家藏十行宋本的十一經,加入更早的北宋蘇州刊本《儀禮》和《爾雅》,並參照他自己的《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編成《十三經注疏》,堪稱學林善本。其原本經世界書局縮版影印,中華書局訂正了一些誤漏後於一九七九年再次影印,至一九九八年又有浙江的影印本。本索引的編製以較晚的通行影印本作為底本。

  確定方向和目標之後,方法是關鍵。方法中首要是索引對象即索引源的確立。本索引以十三經的正文作為先導,印於每部索引之前作為直接索引源。這樣做有三重意義:一,獨立成書,不必再翻揀他書,方便讀者直接查找。二,藉此機會將十三經正文做一些整理,比如“字形相近而又意義相同”的異體字統一等。三,表明我們對十三經正文的尊重。我在此就十三經正文和“邊緣經解”關係舉一個小例──“中庸”之誤解,證明只有經典正文纔是可靠核心,而未經汰選的各式各樣“經解”怎樣誤人。至於“正式經解”,有文字在,自有後人評說、利用和信奉。

  《論語‧雍也》:“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荀子‧王制》:“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兩部大書,同樣僅一次提到“中庸”。

  查許慎《說文》:“中,和也。”(清代學者段玉裁注:許書原作“和也”當作“內也”。反證許氏原作“和也”。)《左傳‧定公元年傳》:“未嘗不中吾志也”。《戰國策‧卷二》《史記‧周本紀》所云“百發百中”。其“中”字,均用《說文》沿用至今的“和”即“合”義。再查許慎《說文》:“庸,用也”。別無它解。

《禮記‧中庸》的核心意義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由此看來,“中庸”最古老也是最簡明的定義是:君子決策要符合客觀,行動要準確纔合用,即“中節”“中時”“按規律辦事”之謂也。大量歷史記載證明,我們的先輩對此一直明明白白。比如唐代的重臣、元和間的縉紳羽儀權德輿在他的《書紳詩》中說:“先師留中庸,可以導此生。”在《百巖大師碑》中說:“以中庸之自誠而明,以盡萬物之性。”他在另一篇墓誌中對此做了最鮮明的解釋:“中庸之居易,知前古之善敗,稽六學之義類,靈龜恬然,天爵自貴。”三段文字把“中庸”推上了頂峰之終極。此外,在北朝魏有人說“中庸與凡才”(元順《蠅賦》),將“中庸”與“凡才”對立而舉。還有人說“根中庸之至德”(韓愈《省試顏子不貳過論》);“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韓愈《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柳宗元《非國語序》);“德契中庸”(張說《大唐西域記序》);“窮太一之道,踐中庸之德,確乎高尚”(李隆基《徵隱士盧鴻一詔》);“依乎中庸,遠棄偏黨。垂至道於萬國,寄良政於百官”(孟萬石《對文雅麗策》);“秉中庸之德,含光大之量”(獨孤及《唐故洪州刺史張公遺愛碑》)。袞袞諸公對“中庸”一詞的內含和外延的理解,毫無差異。事實證明二千多年來這個詞與孔子原意並無二致。中庸的意義正合於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所謂“中道”:“中道行為使人成功”“美德乃是一種中庸之道”“德行就是中道”(《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庸或中道是人生至高無尚的道德境界;也通於釋家主張的“中道”──“無中道故不見佛性”“中道之法名為佛性”(《大般涅槃經》)“行中道,是為般若波羅密”(《大智度論》)。中道是釋家各宗派共識的根本立場。至於那個將中庸離譜地解為“調合折中”的貶意,我不知自何人何時而起,更不知何故而將與此並無關連之“好好先生”“批倒”。正如《左傳.僖公四年》所云“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這樁公案很可能像先師在《管錐編》裏充分論證,已被公認的“宗教”是“鴉片”的錯案一樣,也會鑄成百年誤解。若干年後為新學派的利益,或許會得以“平反”,或許另有新解。據我遠處觀察,不少清代以來的文獻研究者或學者專家,對原始證據並不重視。他們或不看,不查,不核;或聽而不聞,視而不見;更有甚者,或添文解經,或刪字著文;黨群偏激,自以為是,貽害多年。因此,編輯一部中庸──即合用的十三經經文索引,以追本溯源,大有必要。 

第一部《十三經索引》,是我崇敬的先輩大師葉紹鈞(聖陶)先生編製的。開編於1928年秋,歷時四載出版。在戰火硝煙中,他祇為了“每有所遇,似曾相識,而隸屬何篇,上下何文,往往弗省”的“經語”,免“牧人偵亡畜”之苦;“於人至便”而甘“寒夜一燈,指僵若失,夏炎罷扇,汗濕衣衫”。這是多麼感人至深的偉大人格啊!想起不久前有人在海上一張大報嘲笑“編索引”的人,可以肯定這位專家編不出索引。他本領或許不少,只缺葉老所說的“大雅所不屑道”的眼光和德行。

  本文史院的《十三經索引》充分借鑒了葉聖陶先生的成果。與葉先生《十三經索引》相比,本索引有如下的新進展。

  第一,本索引將十三經分做十三部分,即為每經編製一部索引。索引由每句首字方式擴大為逐字方式,即對該經的每一個字都可以查檢,不致因編者讀者斷句的分歧而使查找坐空。隨著檢索源的增強,索引篇幅必然加大。如果堅持採用十三經統編方式,又無為讀者著想的措施,必將造成海量數據堆積,其查檢困難程度肯定會超過對原書的查找,得不償失。目前市場上的機編新索引,往往有這種令人哭笑不得的狀況。當然,本索引仍有幾個高頻辭彙,如“子曰”“象曰”之類,尚有改善餘地,方案亦已成型。但改善的前提是要符合使用者的習慣,要尊重科學邏輯。改革和進步有時會比革命來得困難。我們寧可慢些,不得造次。考慮到十三部經的相互印證查找,正如漢宣帝所期“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漢書.宣帝紀》),很有必要。故本索引附編有針對十三部經的統一字表,一個以四角號碼為序,一個以筆畫筆順為序。讀者通過其中任何一個字表,都可以得到該字在十三部索引中的全部位置,從而彌補分經索引的美中不足。當然,最便捷有效的是使用朱邦復先生主持研發成功的“漢文史資料庫”。本書中另附一頁《十三經索引統計表》,提供許多不易見的數字,或許會引起讀者的興趣,或許是新研究課題的起點。數字歷史學、數字文學和數字語言學都已悄然興起,數字文獻學出台,還會久嗎?

  第二,本索引以阮元編輯的《十三經注疏》為底本。考慮到底本異體字的繁複情況,如果從文字學角度出發,可以原字照錄,保存可靠的原始資料,但會造成索引的嚴重割裂,一字兩處三處,給使用者陡增不便。因此在嚴格控制下,對部分異體字,像“群”和“羣”,“恆”和“恒”,“昬”和“昏”,“賛”和“贊”,

“甞”和“嘗”,“鷄”和“雞”,“廄””,“柰”和“奈”,“却”和“卻”等字進行了必要的統一。對這類異體字在索引字總表上標出某字見某字,使被歸併的異體字,不致沉埋湮滅。在句讀方面,考慮到本索引採用最週到的逐字索引方式,分歧的斷句也不可能造成漏檢,在句讀處一律改作“。”。對少數句讀過長和過短的句子,區別“句”和“讀”不同情況,在不違語義原則下,適當做調整,做到能提供更多信息。分段標題處置除依據底本外,汲取參照學者研究的部分成果。為方便查找,避免重複,節約篇幅,也進行了一些新的加工。比如《詩經》的小標題改後置為前置,《周禮》《春秋左傳》的小標題採取就地另起行的方式,《爾雅》的分段格式採取了限制方法等。經文正文的小標題使用黑體字印刷,單行列於文內,以求醒目。對於底本所附與正文有關考訂,在充分考慮用字的分歧、儘量尊重底本的原則下,適當採用,但不增設異文和小注,避免繁蕪等等。總之,對原文採取嚴格審慎的原則,方便讀者是根本的目標。排列於每部索引之前的經文頁面,其右側數碼為本頁行數,其左側數碼為影印阮元底本某頁碼開始的位置;每頁書眉按常規標有該經經名、該經索引頁碼和該篇篇名等等。

  在這項工作基本完成之際,我建議將以上內容改稱作《使用須知》。所謂《使用須知》就是工具資料一類書籍的《凡例》。不能不改的原因是,多有讀者編輯對法規性質的《凡例》視而不見,造成許多筆墨和心力的浪費,改題《使用須知》或許可能會有所改善。

  第三,葉老在《自序》中曾說:“四角號碼檢字法已有國際地位,為學者所稱道,此書列次宜採用之”。遺憾的是“排植已達十之八,未能易轍耳”。時過七十年,這本新索引,完全依照葉老的宏見,採用王雲五先生的四角號碼檢字法排列,並設有按四角號碼和筆畫編製的索引總表,以利各有擅長的讀者使用。我在此必須說明的是,王雲五先生於1926年在胡適之先生幫助之下完成的四角號碼檢字法,對中國文化和科技事業做出過重大貢獻。特別是在當今數字化(或稱數位化)的大潮中,這一發明的地位和影響越來越重要。1929年胡適之先生在他的《四角號碼檢字法序》中說王雲五先生是“學問界的恩人,我們都應該感謝他們,敬愛他們”。而且一再強調“他新發明的檢字法確實是一個很重大的貢獻”。並贈以沿用至今的“歌訣”。繁雜的字理,成了一首易學好記朗朗上口的歌謠。應該說那是文學化的科學楷模,也是科學化的文學典範。王雲五先生的發明,至今由於種種原因,其中也包括若隱若現的政治原因,還沒有人站出來公正地評價這一重大發明。令讀者不平的是,與王雲五先生有著特殊關係的商務印書館,《四角號碼新詞典》五十多年來版本有十幾個,我手頭有1950年8月初版。1954年8月32版。1956年2月43版,印數已達2,695,000冊。1958年1月43版17次印刷,印數又達4,225,000冊。1982年12月北京9版。1986年5月香港版等。還有幾個版本未出版權頁。印刷上百次,印數早已超過千萬,但無一處提及王雲五先生,似乎這項發明來自天外。顯然,這一社會現象起碼可以揭示出三個問題:一、王雲五先生的“四角號碼法”被現代社會公認是漢字直接數字化最優秀和廣泛採用的方案;二、王雲五先生故於1979年,他的發明冠名權被漠視,既有政治掩飾下的經濟利益,也有經濟遮蔽著的政治偏見;三、法治強大,法制脆弱,惟道德遠及古往今來。偏見容易糾正,法制也可以健全,道德建設對社會來說很困難。但就個人或一個出版社來說並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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