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依崇拜圣贤人格之精神，而崇拜耶稣、释迦、甘地等表现忘我之绝对无限之精神之圣贤人格。自他们之绝对忘我处说，他们不与一切人相敌对，亦不与世间一切人格相对较；然而他们所表现之“不与一切敌对之绝对精神”之本身，人们却视之为高高在上。又他们恒只依上帝之启示立教，而又说，上帝在他们与一切人们之上。于是人们觉上帝为绝对之超越境，而他们是救主，是先知，而不是与人们一样的人。实际上，他们既已能绝对忘我，体现绝对无限之精神，则他们不仅见上帝，上帝即当体呈露于他们。上帝能当体呈露于他们，亦能当体呈露于一切人。而此一真理，必须真自觉的加以承认，自觉承认上帝在人之中，天在人之中。上帝是什么？是一绝对忘我绝对无限之精神。绝对忘我绝对无限之精神之积极一面，耶稣名之“爱”，释迦名之“慈悲”。而自觉一无限之爱与慈悲，即原在人之中，人之心之中，则爱与慈悲不只是情，而是性。此性即名之为“仁”。爱与慈悲，只是显于外者。仁则彻费隐，通内外。说无限之爱与慈悲，不能说人人都有。说人有显为无限之爱与慈悲之仁性，具仁性之心，则对人人都可说。知人人有仁性，乃真知上帝之精神非超越而高高在上，而即在人人现成之心中。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即是孔子之极高明而道中庸之智慧的无尽藏的核心。有此仁是仁，知此仁便是智。知此仁而自觉此仁之为我之性，则无论上帝之精神是否先为我所已体现，皆一念返求而可得。“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上帝超越而不内在，天德与性德为二，则天人裂而离矣。以上只是顺着上文，转到孔子处说。如直接从孔子学问本身讲，则说爱与慈悲，只是从仁之见乎情而及乎物上说。说仁是能爱与能慈悲之性，常是依情说性，未真能直接明示仁之全貌。说此是上帝，亦引起外在的联想。
真正说仁，还是王阳明依中庸孟子而言，所谓真诚恻怛，最为直接。诚之所注，即是自己而超越自己，忘掉自己。至诚即绝对之超越精神。然此至诚之精神，只是真成就自己，使自己之精神与他人与世界直接贯通，而与以一肯定，一承认，一涵盖而持载之精神，故为超现实而成就现实之精神。恻怛即此诚之状态，而包含爱与慈悲。至诚恻怛，即是性，即是情。即是天，即是人。即是内，即是外。即是干知，即是坤能。最易知易行。所谓“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然“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包涵无穷的深远、广大与高明。耶稣、释迦、谟罕默德超越了世间一切学问家、事业家、天才、英雄、豪杰之境界。于是此一切人生之文化事业，在他们心目中，到他们之前，皆如浮云过太虚，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销尽世间之精彩，以归向无限精神之圣者之前，谁能留得下一点精彩？然而这些圣者之销尽世间精彩，把这些圣者之超越神圣烘托出来，此超越神圣本身，对人们又是在显精彩。
孔子则连这些精彩，都加以销掉，而一切归于顺适平常。由孔子之圣贤境界，一方可超越一切学问家、事业家、天才、英雄、豪杰之境界；一方亦知一切学问家、事业家、天才、英雄、豪杰之努力，与才情、志愿，无不赖一番真诚在其中，直接间接皆依于性情。于是，对一切人生文化事业，皆加以承认见，一一皆实，而无一是虚；对一切庸人、学问家、事业家、天才、英雄、豪杰，圣者之精神，凡真有价值而不相碍者，皆加以尊重赞许。
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一切宗教的上帝，只创造自然之万物。而中国圣人之道，则以赞天地化育之心，兼持载人文世界、人格世界之一切人生。故曰:“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因中国圣人之精神，不仅是超越的涵盖宇宙人生人格与文化，而且是以赞天地化育之心，对此一切加以持载。
故不仅有高明一面，且有博厚一面。“高明配天、博厚配地”。“崇效天，卑法地”。高明配天，崇效天者，仁智之无所不覆也。博厚配地，卑法地者，礼义自守而尊人，无所不载也。
甘地之精神，如由天之贯到地，但中间似缺了个对人文历史之崇敬。武训之精神，卑法地之极致，唯未必能自觉其仁。其对人文教育之崇敬，似缺自觉，便无智。无高明之智慧，则仁亦无收摄处，并展不开。
若在孔子，则兼博厚与高明，至卑至谦，而高明亦不可及也。孔子之真诚恻怛，一面是如天之高明而涵盖一切之超越精神，一要是如地之博厚而承认一切之持载精神。“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空空如也”，一切超越忘我之精神，岂能外于是？“默而识之”。“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一切超绝言思，与天合德之精神，岂能外于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一切大慈大悲之精神，岂能外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切豪杰之精神，岂能外是？“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明说管仲之器小，然而此处如此佩服其保存中夏之功业。
推崇英雄之精神，又岂非涵于孔子内？“生而知之者，上也。”“我非生而知之者也。”肯定天资天才之精神，岂非涵于孔子内？“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问礼于，问官于郯子，问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郑子产死，孔子闻之而潸焉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尊重学者事业家之精神，岂下涵于孔子内？“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这一种对历史文化之责任感，一切宗教人格之使命感，何以过之？“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子即包含屈原。夹谷之会，齐国欺了鲁国，孔子提剑历阶而上，孔子即是荆轲。“席不暇暖”，“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孔子即是墨翟之枯槁不舍。则孔子即是豪杰。
孔子围于陈蔡时，数日不火食。子路亦生气。孔子忽自反问:“吾道非与？”要弟子说说理由。最后颜回说:“夫子之道大，天下莫能容。”孔子笑笑相许孔子想治天下“吾其为东周乎”。乃以圣贤怀抱而作英雄事业。
周游列国失败了即退而与弟子删诗书，订礼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非一般英雄之能进而不能退矣。“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天才对音乐之沉醉，又岂能上之？曾点之志在“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谷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而孔子即说“吾与点也”。此见孔子之胸怀洒落，即最高之诗人境界。“学而不厌，信而好古”“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苏格拉底之逢人问学，一日夜不移一步之苦思，亦不过如此。他责子路:“暴虎凭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此即事业家安排计划之精神也。
然而孔子之了解一切人格，而具备一切人格形态之精神，使孔子精神内容，呈无尽丰富，具备多方面之才能。而在孔子之精神中，又将此一切一齐超化，而归于至简。所以太宰怪孔子之多能。子贡当时说了一句:“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然而孔子却说:“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孔子在他处又说:“汝以我为多学而识之者与？……非也，予一以贯之。”孔子只是一个真诚恻怛。真诚恻怛，便能忘我而涵盖一切，谦厚的在下了解一切他人之精神，摄备各种人格之精神；而又超越的浑融之一贯之，遂总是“空空如也”。在人之前，只是“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或似不能言者，只是一个平常，不见任何颜色，任何精彩。然而其弟子中，则大皆有志圣贤，拔乎流俗之豪杰之士，非狂即狷。所谓“吾党之小子狂简”。狂者上友千古，狷者于当世有所不为，便是豪杰精神。
曾子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是何等豪杰气概？
子路之豪杰气概，尤处处见于其言行。堂堂乎的子张，“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此即肝胆照人，推心置腹之英雄襟度。
子贡才情颖露，近乎天才。文学科之子游子夏，与政事科之冉求，则近乎学者与长于计划之事业家。
颜渊嘿然浑化，坐忘丧我，“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与现实世界若无交涉；对圣人之学，只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之叹，此则特富宗教性偏至圣贤之超越精神。
然而他们都涵育在孔子圣贤教化之内，未尝以天才、英雄、豪杰、宗教性之人格显。孔子之大，大在高明与博厚。释迦耶稣之教，总只向高明处去，故人只觉其神圣尊严。孔子之大则大在极高明而归博厚，以持载一切，肯定一切，承认一切。所以孔子教化各类型的人，亦佩服尊崇各类型之人格。
他不仅佩服与他相近的人，而且佩服与他似精神相反的人。孔子祖先是殷人，而佩服文武周公与周之文化。伯夷则以武王为以暴易暴，义不食周粟，饿死首阳之山，真豪杰也。而孔子又许之以求仁得仁。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篠丈人，则皆超越现实之隐者，尝讽孔子，孔子皆心许之，而“欲与之言”，“使子路往见之”，此是何等气度？孔子特佩服尧舜，则正在尧舜之超越的涵盖持载精神。“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唯尧则之。……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推尊尧，以其高明如天，推尊舜之“不与”与无为，乃指其博厚如地，而能选贤与能，承认一切人，持载一切人。
夫能教来学，开后代学术，必资乎高明之智慧。能继古人之学术，承往世之文化，必资乎博厚之德量。言高明之教，于释迦、耶稣之超越精神，吾无闲然。然他们以高明自许，言“上天下地，唯我独尊”，“我就是道路”，“谁不能离开他之父母妻子，便不能跟我走”。便显出他们在印度，在犹太，是先知先觉，前少所继承，便似差博厚之德量。孔子对后代是先知先觉，故曰至圣先师，而他自觉一生，只是一个好古敏求，只是一个好学。他无长处，一切长处，都是古人与他的，而让德于古人，自居于一后觉。“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对子贡说到颜渊，曰:“不如也，吾与汝不如也。”同是一以礼下人之卑法地之精神。
所以如果我们说，一切圣贤，都是上帝之化身，则上帝化身为耶稣、谟罕默德等，只显一天德，而其化身为孔子，则由天德中开出地德。天德只成始，地德乃成终。终始条理，金声玉振，而后大成。“天之高也，星晨之远也”。人皆知其尊矣。人孰知地之厚德载物，似至卑而实至尊，即天德之最高表现者乎？孰知孔子之至平常而不见颜色，不见精彩，乃上帝之精光毕露之所在乎？嗟乎，人类之文化历史，亦已久矣；垂法后世之人物，亦已众矣。或以学术名世，或以功业自显。天才运神思，而锋发韵流；英雄露肝胆，而风云际会。豪杰之士，出乎其类，拔乎其萃，障百川而东之，醒当世之懵懵。皆见人性之庄严，昭生命之壮采。其在世间，喻若云霞之灿烂，亦宇宙之奇观。彼云霞之变幻，如峰峦之在天而挺秀，如龙马之凌虚以飞驰，亦美之至也。然对彼长空万里，茫茫太虚，行云毕竟何依？“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时移运转，皆烟落光沉，徒增永叹。乃有偏至之圣贤，念天地之悠悠，哀人生之长勤，直下破尽我执，承担无限，体上帝之永恒，证虚空之不坏。于是，大地平沉，山河粉碎，天国现前，灵光回露。此宗教精神之所以为伟大。然智者皆叩帝阍而趣涅槃，伊人长往而不返，谁复厚德载物，支持世界？古人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旨哉斯言。盖彼孔子之德慧，正在知彼云霞之七色，皆日光之分散。彼奇采之所自，乃无色之大明。唯此大明终始而日新，生命壮采表现于人格文化之世界者，乃有所依恃，不息于生生。此终始之大明，即超越的涵盖持载宇宙人生、人格世界、人文世界之仁体德慧也。
于是孔子之精神，乃御六龙而回驾，反落日于中天。融生命之壮采，咸依恃于仁体。任震兴而霞蔚，乐并育于太和。唯此德慧，上友千古，下畏后生。则哲人往而长在，逝者去而实留。德慧具而庭恒在斯，大明出而虚空充实。斯悠久以无疆，即至诚而如神。大地不必平沉，山河何须粉碎？皆永恒之大明之所周布矣。
现实世界，由此得被肯定有所依，而参赞化育曲成人文，利用厚生之事，皆得而言。此即孔子大明终始，云行雨施，厚德载物，含弘光大之精神，所以为圆满。猗欤，盛德之至也。此即吾人本文所言，孔子弟子对孔子之精神心悦诚服，而中国后代无数天才、英雄、豪杰之士，皆不得不推尊孔子之故。夫孔子之精神，即超越的涵盖持载精神，亦即一绝对之真诚恻怛。诚之所至，即涵盖持载之所至，亦即超越有限之自我，以体现无限之精神之所至。
而真有孔子之精神，正须随时随地开展心量，致其诚敬，以学他人之长。此即中国文化之宗孔子，而过去未尝排拆外来文化，今亦不能故步自封之故。吾人今之推尊孔子之遗教中所已言者甚明。然吾人之不自封自限，正是学孔子之人格精神。
孔子之人格精神之伟大，诚不可不学也。唯本文因痛今人对孔子之不敬，故行文或有不免露精彩处，便不能与孔子之精神相应。然亦未敢对孔子之精神有所增益而妄说。我们只要真平心把世界其他人物之伟大处，细心识取。再三复程明道所谓“泰山为高矣，然泰山顶上已不属泰山”之言，以观限制，再推进一层，以见孔子之精神所包涵。便知孔子之精神，真天地也。但此决非要你只佩服崇拜孔子一人。这又不仅因孔子之教，即要你去佩服一切有价值的人。在一阶段你佩服他人过于孔子，亦孔子之所许；而同时因你未佩服过比孔子为低之其他人，使你向上之精神提升，亦不能真佩服崇拜超一切层级之孔子。
今再以孟子与中庸之言，说明本文之所以作，并总结全文之精神，以致对孔子之敬诚。孟子引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即认识其差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
中庸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转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读者如能将孟子中庸之此二段，以诚敬心，反复诵读，则愚之此文，皆贫儿说富，唯堪覆瓿，而本文之精神皆有其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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