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继隋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大唐以其光耀万世之辉的文治武功，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千年以来，大唐一直承载着后世之人对于盛世王朝与明君的无限向往之情，盖因大唐的荣光和风采，一如唐诗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所推崇的境界，只能属于大唐所独有的存在。故钱穆先生曾感叹道：“汉以后有唐，唐以后却再也没有像汉唐那样有声色，那样值得我们崇重欣羡的朝代或时期了。”同时，他又言道：“唐制得斟酌南北，开国即规模宏远，汉、宋所不逮。”究其原因，唐朝的君主，较之于历代君主，更加有王者的大风范、大胸襟，故而大唐可以做到“有容乃大”，其恢宏之气度足令千古仰望。
一
中国历史上，有容人之量的开国君主并不少见，但是，如果必须加上“自始至终”这个限定词时，那就真称得上是凤毛麟角了，反倒是“鸟尽弓藏”的戏幕演了一出又一出。如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皆有屠戮功臣之恶名；宋太祖相对温和一些，但亦有“杯酒释兵权”之历史典故流传。在这一点上，就不得不赞扬一下唐高祖李渊与唐太宗李世民这对厚道的父子了，尤其是唐太宗，他善待功臣，如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终贞观一朝，除了侯君集与张亮因事涉谋逆之罪而不得善终外，其他人皆是非公即侯、显赫至极。并且，他还能不计前嫌，重用昔日敌对自己的臣子，其心胸之宽广，堪称历代君主之最。
魏征的千古谏臣之名，在历史上可谓无人能出其右，但在某种程度上，亦要归功于唐太宗的成全。魏征其人，原是东宫属官，用通俗的话说，他是李世民敌对阵营——太子建成的小弟。众所周知，李世民在成就大唐江山基业方面，有定天下之大功，可以说，若无李世民，即无大唐王朝，故李渊曾一度对其许以太子之位。遗憾的是，唐王朝建立后高祖却言而无信，反立战功平平的建成为太子。如此一来，不独李世民心气难平，建成亦是心存“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之不安。
夺位之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但难能可贵的是，在“玄武门之变”后，不独曾献策于建成太子、提出对李世民“先下手为强”之建议的魏征，没有受到李世民的“秋后算账”，且其他东宫追随者亦不曾受到牵连。譬如同是东宫旧属的王珪，更因辅佐有功，得以名列唐初四大名相之中，可谓大放异彩。而在宫变中，与李世民一方竭力厮杀，在明知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仍率东宫兵马力战，甚至反扑秦王府的冯立、谢叔方与薛万彻等将领，也皆在贞观一朝中被委以重任，其中薛万彻更是进爵郡公且被招为驸马。按理说，如此“犯上”之辈，不杀不足以立天子之威，但李世民不仅不以为忤，反而对他们的武勇赏识不已。他说道：“此皆忠于所事，义士也。”唐太宗一代帝王之胸襟、气度由此足见矣。
骆宾王所撰写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堪称历代檄文中代表之作。然作为被讨檄、被羞辱的武则天而言，这篇檄文中不乏大量人身攻击之字句，其行文之阴损、用意之险恶，简直是在挑战人类忍耐的极限。然而，武则天一开始竟是“嬉笑自若”，直至后来听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之句时，却不禁激赏之极，由是惋惜不已：“如此之才不为朕用，乃宰相之过也。”此言 一出，这位旷古绝今的女帝仅凭其这份惜才容人之大器量、大胸襟，便胜过古往今来多少帝王。
在历史上，功高盖主者往往多以悲剧收场，但唯有郭子仪，权倾天下而主不忌。他不但生前位极人臣，死后亦哀荣至极，且八子、七婿皆是朝中重臣。中国传统戏剧中有“醉打金枝”的曲目，讲的便是郭子仪之子郭暧借酒生事，醉打升平公主一事。虽是民间演绎，但在《资治通鉴》的记载中，确实有这么一段描写：“郭暧尝与升平公主争言，暧曰：汝倚乃父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为！”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别以为你有个做天子的爹就了不起，那是我爹不屑得做而已。郭暧之所言，甚至不能用大胆或者狂妄来形容了。在皇权至上的时代，就凭这句话，郭子仪及其家族被安上一个“谋逆”之名也绝对一点不冤，若是运气差点，再遇到朱元璋那样的皇帝的话，更是十个郭子仪也不够杀的。然而就像“醉打金枝”的结局一样，这场小夫妻的口舌之争，最终因唐代宗的宽容与大度而没有演变成为一场政治悲剧。不过，为逞一时口舌之快，敢跟公主争高下的郭暧，也幸得生在大唐，否则绝对会作为“荣列”史书上坑爹典型之榜首而遗恨千古。
二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盛世的大唐处处呈现出一派雍容、恢宏之气度，繁华、富丽的长安城俨然一块巨大的磁石，不但吸引着周边君主、使臣的虔诚朝拜，甚至于远近的客商、僧侣、匠人、胡姬亦纷纷而来，且一个个流连忘返，竟是一见长安忘故乡，从此“我心安处即吾乡”了。作为其时世界上最为辉煌壮丽、相当于明清北京紫禁城近五倍之大的宫殿群，大明宫这座东方圣殿影响了当时东亚地区的多个国家宫殿的建设，一度被誉为千宫之宫。诗人王维曾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之句形容大明宫的宏大、雄伟，以及万国朝拜的壮观盛景。
可以说，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巅峰王朝，大唐不但以其辉煌的成就与灿烂的文化雄视千古，且是中国古代史上唯一能够平等对待异族、真正体现泱泱大国之胸怀和气魄的王朝。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中原王朝与塞外民族一直战火不休，但在大唐的太宗至代宗期间，西、北诸民族共尊大唐皇帝为“天可汗”，亦意为万王之王。在大唐王朝近三百年的统治中，外族在朝廷为官者高达三千多人，其中宰相有二十九人，因此，大唐王朝的强盛，亦离不开他们的辅佐之功。然可惜的是，强盛的大唐王朝终因“安史之乱”而急转直下，有人便以祸首安禄山的异族身份大做文章，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大唐之失即在于此。此诚不确也。须知帝位委实是古往今来最具诱惑力之宝座，涉及皇权之争，骨肉亲情尚且不顾，更遑论同族、异族之分了。譬如贞观一朝中，昔日突厥王族的阿史那社尔，以及曾为一族可汗的契苾何力，此二人降唐后皆是为大唐四处征战功勋卓著。太宗去世后，他们在悲痛之下，竟自请杀身殉葬，以报太宗知遇之恩。
大唐王朝因内有中原文化的熏陶与滋养，外有少数民族豪放、粗犷之气的影响，故此其治国理念颇具兼容并蓄的精神。再加上唐太宗以其“王者大公无私”之胸怀治理天下表率在前，故大唐的整个社会氛围才能够空前的开明、开阔与开放，甚至其后近千年的王朝统治中，亦不复如此气度。
三
通过唐时民间的婚姻礼俗，我们亦能看出唐人的心胸宽广。譬如今人自敦煌发现的“放妻书”，其中便有这样一段话：“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裙娥媚，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这分明是丈夫对离婚的妻子再嫁表示了美好的祝愿；更有甚者，在其妻再嫁后遭遇不幸时亦能够施以援手。《旧唐书》中即有一段有趣的记载：严挺之初娶妻出之，妻乃嫁蔚州刺史王元琰。时王元琰坐赃，诏三司使推之，挺之救免其罪。”在这里，严挺之乃朝廷高官，而王元琰则是其前妻的现任丈夫。王元琰出事后，严挺之正好负责此案，他发现此案证据不足，于是奋力营救王元琰，作为前夫的他不但未曾落井下石，反而积极营救。这也说明了唐人的气度，确实非同一般。
可见，唐人不论身居朝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具有一种豁达、包容的精神。惟其如此，唐玄宗能够忍受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的傲慢，白居易可以在《长恨歌》中讽刺先皇，而皇室不但不追究其“大不敬”之罪，唐宣宗继位后，还曾下诏任命白居易为宰相。在得知白居易已离世八个月后，唐宣宗在惋惜与悲痛之余，居然以天子之尊写了一首《吊白居易》的哀悼诗，将其作为“白粉”之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唐诗冠绝古今，同为诗界天才级人物，“文人相轻”在李白与杜甫之间并不存在，更没有“瑜亮之叹”。两人的交往，自始至终，都拥有如朗朗如日月之胸怀。
（原文载《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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