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大国小民》第279期，文|邓雄才
（一）
现在想来，思生的精神病是有预兆的。只是那时我变得世俗，草草地看了他来的书信，从未认真想他的处境。我们相隔数千里，我在舒适的校园环境里做白日梦，他在东莞打工，过的是信上写的牛马生活。之后，他再没给我写信，而我也渐渐地忘记他了。
2000年春节，我回家过年。问起思生，人说，他现在疯子一个，送到丰城的精神病医院去了。我大吃一惊，细问之下，才知道他疯了两年多了。发起疯来像一个流氓恶棍，看上我没出嫁的堂侄女，每夜跑到她家门口乒乓砸门咆哮，说把她睡了。媳妇婆子因此都怕他。
小孩子围着看他，他便赶打。甚至于狗，都被他举着扁担赶得往街巷乱窜，嗷嗷乱叫。搅得村里不得安宁，被视之为一害。男人们警告他的父亲和兄长，再不把他弄走或关起来，他行凶时便把他吊在房梁上痛打了。
大约是长兄长嫂找了关系，于是把他弄到了丰城精神病院。据说是针对复员军人的，家里不用掏钱。他发疯的行为超出我的想象，他不是那样的人呐。
七八年后，我再回村，思生也被他三哥接回家过年了。他特意跑来看我，穿着一身明显不合身的发旧的绿军装，上衣的扣子掉了两个，肿胀的腰肚露了出来，腰里用一条布绳扎着，裤子的拉链也没拉好，露出里面的毛裤来。全身像打了气一样鼓涨起来。目光呆滞。
“回来过年了？”他站在门槛上，看着我放下行李包。我笑着点点头。这时我娘从地里回来了，招呼他，“思生进屋坐吧，吃饭了么?跟爷老子吃还是跟哥哥吃？还回去丰城么？那里过得好不好？”
思生老练地回答，“跟爷吃，嫂嫂侄子们都嫌我，谁愿意跟我一起吃。过了年还回去，丰城就是太闷，吃的住的都好，也不用干活，很轻快，别的不怕，就怕护士用电棍电人。”扭过头问我，“北京好玩么，钱好赚么？你一年能赚多少钱?”
我笑笑，说，“也不太好玩，钱也不好赚。”他瞪眼珠说，“他们打工回来的，赚好多钱，晚上在小卖部赌博，面前钱堆得跟小山一样，一个晚上输赢几万块，钱来得真快。”他的眼睛突然亮起来，语气也有些激动，迫不及待地说，“去小卖部看打牌么？”我摇摇头。他迫不及待起来，说，那我去了，转身径去了。
春节期间我吃完饭到街巷里转悠，转到村中，男人们聚在一起聊天，思生站在一旁侧耳听着，插不进话。人们除了问他几句精神病院的生活，并不跟他说其他话，在人群中他似乎是一个木头桩子。
他仍旧融入不到人群里......
（二）
思生在部队时，常与我通信，可惜信件已经渺无踪迹了。他高二时中断学业去参军，凭着当干部的大嫂的关系，顺利占了一个名额。走时他踌躇满志地对我说，要去部队锤炼锤炼。可很快他却发现，缺少了亲人的庇护，独自在外茫然不知所措，原来学校的竞争是如此单纯。
他竟然忘记了他是怎么拿到入伍通知书的。当跟他在一起摸爬滚打训练的新兵连战友从家里要钱、上下打点关系时，他还在畅想往后的军旅生活。新兵连训练结束后，他在懵懵懂懂中，被分到全连最差的地方——山西娘子关炊事班。他傻了眼，被狠狠地锤了一下。同乡的战友后来说起他来，把嘴一撇，“思生么，哼，不会来事，连一条烟都没给班长买。他不去娘子关谁去娘子关，傻子都知道，老兵马上要退了，能捞一点是一点，换作我也是这样。”
他于是在娘子关的山沟里做了三年伙夫，过得更加不如意。他对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看不顺眼，居然不知禁忌，在宿舍里评价。比如看不惯班长排长采购吃回扣，也看不惯战友出营地、私会附近村里的女人。他很快被孤立起来，所有的好处和机会都跟他无关了。
度过了极度郁闷的三年，他复员回家了。因为是农业户口，自然没有机会分配工作。突然发现荒废了三年时光，他自己说，在部队没得到锤炼而是受到捶打。
那时，村里青壮年都去南方打工了，他便也去了东莞。
（三）
鲁迅说，中国人阔了就变脸。人们不也常常因为别人阔了而变他们的脸么？从此把他看得高人一等，把自己看得低人一等。这种转换在乡下是极其自然的，似乎深入到骨髓之中。你看看，或富或贵发了迹的人们回到老家，哪个不是各家各户的贵客？争着抢着请去吃饭喝酒呢?所以，中国人都有衣锦还乡的梦想。
我考上大学之后，思生自觉与我有差距，渐渐地与我疏离了；而我也以为他终归不是同类人，渐不以他为意了。
大二时，他给我写过一封信，也是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搬家十几次，居然在一堆旧稿纸里找到了。他还用着中学时的信纸，用蓝色的圆珠笔写就，字迹很潦草。
雄才：
你好！
来东莞两年多了，一直没人说话，真想跟你说说话。但又怕你笑话，看不起，我这么大了，还是如此软弱无用，到现在还不能适应社会。难道我真是我爸骂的那样，成了多余的人么？我突然觉得做什么都做不好，不知道跟人怎么搞关系，不知道说什么话让人家高兴。
我一直很奇怪，同一个地方出来的年轻人，他们却如鱼得水，虽然也骂娘，也骂社会黑暗，但一旦有歪门邪道，他们就能给自己捞好处。我觉得他们从来不会有我这样的痛苦。
从村里一起出来的男男女女十七八个，都在镇上的鞋厂打工。忙时，在流水线上一天做到晚，十四五个小时，连吃饭拉屎的时间都严格控制。这样也好，脑子也不用胡思乱想，一天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可是我手脚太慢，每天做的件数都是垫底的，唉，读书和参军有什么用，养得笨手笨脚，早知道小学毕业就跟他们一样在家种地，练得手脚灵活一点，也不会有这样的结果。
我们八九个人住一间房，除了放床和行李，都没有地方落脚，每张床用布帘子隔当一下。晚上他们带女人来睡觉，弄得动静很大，有时候换不同的女人，我觉得很恶心，牲口才当众交配。他们从来没觉得什么，还以此为荣，相互炫耀谁睡的女人多。现在的女人也是，吃一顿饭就跟人好了，从来也不会脸红。你知道吗？他们经常在背后奚落嘲笑我，说我没用，在东莞两年都玩不到一个女人，背后骂我是太监。
厂里最近的订单少了，一个月干不了二十天，闲下来了，心里空虚的不得了。他们去喝酒、赌博、嫖妓、串老乡、帮老乡打架。因为我跟他们玩不到一块，他们也不会带着我玩，一起说话我也插不上嘴。我真是成了多余的人了。有时候，我想，混社会就得像他们那样，我必须改变自己，可我发现自己学不会，难道我真的很蠢很无用吗？
我很想回老家散散心，到空无一人的山林里，内心会感到平静，也会觉得自己的存在。可你知道，乡下人势利，嫌贫爱富，不要说别人背后说闲话，就是我爷老子也一天到晚不停地数落，不停地拿我跟别人比较，说别人赚多少钱，别人盖房子娶媳妇，骂我干嘛嘛不成，吃嘛嘛不剩，骂我无用多余。亲人也一样，总盯着你一年带多少钱回家，从来没人关心你理解你。在农村，只要你有钱，谁都会高看你一眼，不管钱的来路。
不少男人成群地来这里偷抢，坑蒙拐骗。女人也是，在这边卖的有的是，村里就有好几个，谁不知道？可谁拿它当回事？她们的父母、她们的男人也不觉得丢人，有钱就行。
我高中暗恋的一个女生也在这里，我一直把她看得洁白无瑕，她做这行好几年了，天呀，我还能相信什么？！
我这一阵子很痛恨我自己，我为什么会胡思乱想，为什么不会顺其自然地学会适应。我应该更加坚强一点。
我以前理解不了坚强，现在看来不过是咬紧牙关苦熬。我的神经太细太敏感了，我要让它变的更加粗糙一些，咬了也不会觉得疼。
无论如何，生活还是要下去，我必须改变自己，变成他们一样。
说完这些话，我感觉好多了，不用担心我。对了，如果忙，就不用回信了。
此致
敬礼！
思生 1998年11月
我想，那个时候在乡下能不能赚钱成了断定一个人是否能干的标准，无关人的品行。正是所谓的笑贫不笑娼，一个人只要能赚到钱回来，不管钱是怎么来的，坑蒙拐骗抢，都会被视作能干的人，成了人们羡慕和效仿的对象。思生这样老实本分，只会守规矩不会钻其他门道，加之干活又不是特别利索，赚不来钱，自然被视作无能，被人轻视，连家人都嫌弃了。
（四）
康复之后的思生好像行尸走肉，不过是活着而已，他的家人也分明这样以为。看到他，我时常想起少年在一起的时光。那时，我在山砀中学念书，他在别的中学。节假日回村，我们在一起打柴、游山、游泳。因为我们都被人们看作书呆子，因而在同龄人之中走得最近。
我记得有一年除夕，大雪纷飞，银装素裹。我们穿着雨靴，来到山野，白茫茫如此清澈的一个世界，我们似乎也融化在天地之间。在雪地里，在树丛间，我们闹呀打呀，相互追逐，那种快乐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以后再难有了。
我记得秋天，黄叶遍野，黄昏我们爬上一个叫“两个石”的山顶——山顶有两个巨大的石头。我们攀上去，仰面朝天躺下，看着碧蓝的天空，任由山间的凉风吹拂，夕阳洒在我们身上。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说，就这样躺着。良久我们起来，站在石头上高声呼喊，眼底是一个个村落。抬头远眺，天边一抹残霞，群山连绵不绝。
思生举起双手呼喊，我要走出乐安，到大城市去，我要出人头地，赚很多钱。我问为什么？他说，你没看村里老人多可怜，七八十岁还要上山打柴，还要挑尿种菜，我有钱的话盖个敬老院，把他们都养起来。
思生偏科严重，语文给了他很多自信，作文经常被当作范例被老师当众朗读；数学却差得一塌糊涂，常常不能及格。他大哥是学校的副校长，在吃饭住宿方面对他比其他学生优厚。到高中时，他对数理化感到绝望，这才想起当兵的出路。
古人说：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大概说的就是思生这样的人吧。
如今人们更是以赚钱多寡判定一个人的成败，且毫无遮掩，直截了当。无论男女，从耄耋老人到七八岁的孩童，深入血液，简直成了基因的一部分。思生这样的精神病更成了多余，可有可无。无论村里盖了多少现代化的楼房，都无法遮掩乡村精神的空洞和道德的沦丧。究竟什么样的人是精神病，我现在很疑惑，思生这样的？他们那样的？我们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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