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大国小民》第279期,文|邓雄才
(一)
现在想来,思生的精神病是有预兆的。只是那时我变得世俗,草草地看了他来的书信,从未认真想他的处境。我们相隔数千里,我在舒适的校园环境里做白日梦,他在东莞打工,过的是信上写的牛马生活。之后,他再没给我写信,而我也渐渐地忘记他了。
2000年春节,我回家过年。问起思生,人说,他现在疯子一个,送到丰城的精神病医院去了。我大吃一惊,细问之下,才知道他疯了两年多了。发起疯来像一个流氓恶棍,看上我没出嫁的堂侄女,每夜跑到她家门口乒乓砸门咆哮,说把她睡了。媳妇婆子因此都怕他。
小孩子围着看他,他便赶打。甚至于狗,都被他举着扁担赶得往街巷乱窜,嗷嗷乱叫。搅得村里不得安宁,被视之为一害。男人们警告他的父亲和兄长,再不把他弄走或关起来,他行凶时便把他吊在房梁上痛打了。
大约是长兄长嫂找了关系,于是把他弄到了丰城精神病院。据说是针对复员军人的,家里不用掏钱。他发疯的行为超出我的想象,他不是那样的人呐。
七八年后,我再回村,思生也被他三哥接回家过年了。他特意跑来看我,穿着一身明显不合身的发旧的绿军装,上衣的扣子掉了两个,肿胀的腰肚露了出来,腰里用一条布绳扎着,裤子的拉链也没拉好,露出里面的毛裤来。全身像打了气一样鼓涨起来。目光呆滞。
“回来过年了?”他站在门槛上,看着我放下行李包。我笑着点点头。这时我娘从地里回来了,招呼他,“思生进屋坐吧,吃饭了么?跟爷老子吃还是跟哥哥吃?还回去丰城么?那里过得好不好?”
思生老练地回答,“跟爷吃,嫂嫂侄子们都嫌我,谁愿意跟我一起吃。过了年还回去,丰城就是太闷,吃的住的都好,也不用干活,很轻快,别的不怕,就怕护士用电棍电人。”扭过头问我,“北京好玩么,钱好赚么?你一年能赚多少钱?”
我笑笑,说,“也不太好玩,钱也不好赚。”他瞪眼珠说,“他们打工回来的,赚好多钱,晚上在小卖部赌博,面前钱堆得跟小山一样,一个晚上输赢几万块,钱来得真快。”他的眼睛突然亮起来,语气也有些激动,迫不及待地说,“去小卖部看打牌么?”我摇摇头。他迫不及待起来,说,那我去了,转身径去了。
春节期间我吃完饭到街巷里转悠,转到村中,男人们聚在一起聊天,思生站在一旁侧耳听着,插不进话。人们除了问他几句精神病院的生活,并不跟他说其他话,在人群中他似乎是一个木头桩子。
他仍旧融入不到人群里......
(二)
思生在部队时,常与我通信,可惜信件已经渺无踪迹了。他高二时中断学业去参军,凭着当干部的大嫂的关系,顺利占了一个名额。走时他踌躇满志地对我说,要去部队锤炼锤炼。可很快他却发现,缺少了亲人的庇护,独自在外茫然不知所措,原来学校的竞争是如此单纯。
他竟然忘记了他是怎么拿到入伍通知书的。当跟他在一起摸爬滚打训练的新兵连战友从家里要钱、上下打点关系时,他还在畅想往后的军旅生活。新兵连训练结束后,他在懵懵懂懂中,被分到全连最差的地方——山西娘子关炊事班。他傻了眼,被狠狠地锤了一下。同乡的战友后来说起他来,把嘴一撇,“思生么,哼,不会来事,连一条烟都没给班长买。他不去娘子关谁去娘子关,傻子都知道,老兵马上要退了,能捞一点是一点,换作我也是这样。”
他于是在娘子关的山沟里做了三年伙夫,过得更加不如意。他对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看不顺眼,居然不知禁忌,在宿舍里评价。比如看不惯班长排长采购吃回扣,也看不惯战友出营地、私会附近村里的女人。他很快被孤立起来,所有的好处和机会都跟他无关了。
度过了极度郁闷的三年,他复员回家了。因为是农业户口,自然没有机会分配工作。突然发现荒废了三年时光,他自己说,在部队没得到锤炼而是受到捶打。
那时,村里青壮年都去南方打工了,他便也去了东莞。
(三)
鲁迅说,中国人阔了就变脸。人们不也常常因为别人阔了而变他们的脸么?从此把他看得高人一等,把自己看得低人一等。这种转换在乡下是极其自然的,似乎深入到骨髓之中。你看看,或富或贵发了迹的人们回到老家,哪个不是各家各户的贵客?争着抢着请去吃饭喝酒呢?所以,中国人都有衣锦还乡的梦想。
我考上大学之后,思生自觉与我有差距,渐渐地与我疏离了;而我也以为他终归不是同类人,渐不以他为意了。
大二时,他给我写过一封信,也是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搬家十几次,居然在一堆旧稿纸里找到了。他还用着中学时的信纸,用蓝色的圆珠笔写就,字迹很潦草。
雄才:
你好!
来东莞两年多了,一直没人说话,真想跟你说说话。但又怕你笑话,看不起,我这么大了,还是如此软弱无用,到现在还不能适应社会。难道我真是我爸骂的那样,成了多余的人么?我突然觉得做什么都做不好,不知道跟人怎么搞关系,不知道说什么话让人家高兴。
我一直很奇怪,同一个地方出来的年轻人,他们却如鱼得水,虽然也骂娘,也骂社会黑暗,但一旦有歪门邪道,他们就能给自己捞好处。我觉得他们从来不会有我这样的痛苦。
从村里一起出来的男男女女十七八个,都在镇上的鞋厂打工。忙时,在流水线上一天做到晚,十四五个小时,连吃饭拉屎的时间都严格控制。这样也好,脑子也不用胡思乱想,一天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可是我手脚太慢,每天做的件数都是垫底的,唉,读书和参军有什么用,养得笨手笨脚,早知道小学毕业就跟他们一样在家种地,练得手脚灵活一点,也不会有这样的结果。
我们八九个人住一间房,除了放床和行李,都没有地方落脚,每张床用布帘子隔当一下。晚上他们带女人来睡觉,弄得动静很大,有时候换不同的女人,我觉得很恶心,牲口才当众交配。他们从来没觉得什么,还以此为荣,相互炫耀谁睡的女人多。现在的女人也是,吃一顿饭就跟人好了,从来也不会脸红。你知道吗?他们经常在背后奚落嘲笑我,说我没用,在东莞两年都玩不到一个女人,背后骂我是太监。
厂里最近的订单少了,一个月干不了二十天,闲下来了,心里空虚的不得了。他们去喝酒、赌博、嫖妓、串老乡、帮老乡打架。因为我跟他们玩不到一块,他们也不会带着我玩,一起说话我也插不上嘴。我真是成了多余的人了。有时候,我想,混社会就得像他们那样,我必须改变自己,可我发现自己学不会,难道我真的很蠢很无用吗?
我很想回老家散散心,到空无一人的山林里,内心会感到平静,也会觉得自己的存在。可你知道,乡下人势利,嫌贫爱富,不要说别人背后说闲话,就是我爷老子也一天到晚不停地数落,不停地拿我跟别人比较,说别人赚多少钱,别人盖房子娶媳妇,骂我干嘛嘛不成,吃嘛嘛不剩,骂我无用多余。亲人也一样,总盯着你一年带多少钱回家,从来没人关心你理解你。在农村,只要你有钱,谁都会高看你一眼,不管钱的来路。
不少男人成群地来这里偷抢,坑蒙拐骗。女人也是,在这边卖的有的是,村里就有好几个,谁不知道?可谁拿它当回事?她们的父母、她们的男人也不觉得丢人,有钱就行。
我高中暗恋的一个女生也在这里,我一直把她看得洁白无瑕,她做这行好几年了,天呀,我还能相信什么?!
我这一阵子很痛恨我自己,我为什么会胡思乱想,为什么不会顺其自然地学会适应。我应该更加坚强一点。
我以前理解不了坚强,现在看来不过是咬紧牙关苦熬。我的神经太细太敏感了,我要让它变的更加粗糙一些,咬了也不会觉得疼。
无论如何,生活还是要下去,我必须改变自己,变成他们一样。
说完这些话,我感觉好多了,不用担心我。对了,如果忙,就不用回信了。
此致
敬礼!
思生 1998年11月
我想,那个时候在乡下能不能赚钱成了断定一个人是否能干的标准,无关人的品行。正是所谓的笑贫不笑娼,一个人只要能赚到钱回来,不管钱是怎么来的,坑蒙拐骗抢,都会被视作能干的人,成了人们羡慕和效仿的对象。思生这样老实本分,只会守规矩不会钻其他门道,加之干活又不是特别利索,赚不来钱,自然被视作无能,被人轻视,连家人都嫌弃了。
(四)
康复之后的思生好像行尸走肉,不过是活着而已,他的家人也分明这样以为。看到他,我时常想起少年在一起的时光。那时,我在山砀中学念书,他在别的中学。节假日回村,我们在一起打柴、游山、游泳。因为我们都被人们看作书呆子,因而在同龄人之中走得最近。
我记得有一年除夕,大雪纷飞,银装素裹。我们穿着雨靴,来到山野,白茫茫如此清澈的一个世界,我们似乎也融化在天地之间。在雪地里,在树丛间,我们闹呀打呀,相互追逐,那种快乐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以后再难有了。
我记得秋天,黄叶遍野,黄昏我们爬上一个叫“两个石”的山顶——山顶有两个巨大的石头。我们攀上去,仰面朝天躺下,看着碧蓝的天空,任由山间的凉风吹拂,夕阳洒在我们身上。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说,就这样躺着。良久我们起来,站在石头上高声呼喊,眼底是一个个村落。抬头远眺,天边一抹残霞,群山连绵不绝。
思生举起双手呼喊,我要走出乐安,到大城市去,我要出人头地,赚很多钱。我问为什么?他说,你没看村里老人多可怜,七八十岁还要上山打柴,还要挑尿种菜,我有钱的话盖个敬老院,把他们都养起来。
思生偏科严重,语文给了他很多自信,作文经常被当作范例被老师当众朗读;数学却差得一塌糊涂,常常不能及格。他大哥是学校的副校长,在吃饭住宿方面对他比其他学生优厚。到高中时,他对数理化感到绝望,这才想起当兵的出路。
古人说: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大概说的就是思生这样的人吧。
如今人们更是以赚钱多寡判定一个人的成败,且毫无遮掩,直截了当。无论男女,从耄耋老人到七八岁的孩童,深入血液,简直成了基因的一部分。思生这样的精神病更成了多余,可有可无。无论村里盖了多少现代化的楼房,都无法遮掩乡村精神的空洞和道德的沦丧。究竟什么样的人是精神病,我现在很疑惑,思生这样的?他们那样的?我们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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