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际，思无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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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是一座魅力之城。青海化隆人开遍全国的“兰州拉面”，让兰州这座城成为中国人日常经验的一部分，虽然在兰州人看来那并不是真正牛肉面。兰州大学则是这座偏居西北一隅的城市的智性和人文之光。兰州还是全国闻名的民谣摇滚阵地，一大批音乐人，诸如野孩子、低苦艾乐队等从这里走向全国。
而对于本文作者丁燕来说，兰州的意义更为不同。“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比兰州，对我更具象征性。这个全国省会城市中，唯一被黄河洞穿的城市，我从未抵达其深部，然而自童年始，这个城市就已丰碑形象，屹立于我的记忆。”
本文首发《天涯》2017年第1期。
在兰之州
丁燕
一
兰州的不同，从细微处显现。从深圳至咸阳机场，再起飞，空姐发来肉夹馍。身旁南方人啃了一口，觉得“面太粗”，用矿泉水冲，依旧痛苦，索性只吃馍里的肉，放弃面饼。到达中川机场，面积狭小、设备简陋、商品稀疏。推行李车的人中，闪出身量巨硕的女子，脚步跺下去，涟漪阵阵。见惯岭南浓缩版男女，这种豪放体格，令我几乎无法直视。一出机场，风即刻席卷全身，干爽清凉，不似在深圳，始终汗出如浆。来接我们的女子，相貌玲珑，脚穿露趾凉鞋，腿上又套双丝袜，既非黑也非肉色透明，而是片稠密的灰白色，像油漆般刷在腿上。
离开机场奔赴市区，广告牌跌宕在红土山包：牛肉拉面专业设备、汽车加水、优质牛肉面……丛生于东莞街道旁的粉红夹竹桃，一律，置换成红柳、叶片黄绿、小花粉白；街上最威武的车，也从厢式货车变成油罐车。某个瞬间，我生出幻觉，感觉像从乌鲁木齐赶往油城克拉玛依。道路两边出现砖场、煤窑、炼油厂、化工厂，皆矗立大烟囱，浮尘让空气变得沉重。那些烟囱离道路如此之近，离黄河如此之近，令我不安；而另一句闲聊，更为“母亲河”写下注脚：“如果掉下黄河，肯定是没得救了……”
市区里高层建筑超拔，阳光闪在巨型玻璃上，明晃晃的。突然，窗外闪出个戴红白方格围巾、穿薄棉袄，用力蹬自行车的中年妇女，她飒飒向前，浑身用力，像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哈密乡村所见的大婶。从那块方格围巾的晃动中，我陡然清醒：兰州，我已来到。
二
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比兰州，对我更具象征性。这个全国省会城市中，唯一被黄河洞穿的城市，我从未抵达其深部，然而自童年始，这个城市就已丰碑形象，屹立于我的记忆。白塔山、化心梨、南关什字、黄河、罂粟花、定西……这些词汇从父母嘴里呢喃而出，织成幅五彩锦绣，悬挂半空。在新疆哈密葡萄架下，当我们一家被邻人耻笑为“盲流”时，父母会说起那个他们曾到达的大城市，他们在那里吃过最美味的食物，知道世上有最舒坦的生活，并非如现在这般，蒙昧荒蛮，零落凋敝。
我终于到达兰州，在这里度过的几日，我如患了癔症，血液滚烫，皮肤机敏，一种不是自己的力量，而是具有神奇威力的热情，刹那间聚集，以千百倍强大的力量灼烧。我拼命地观察兰州，甚而每一个细节，想从它的街道、它的气场中获得母亲对游子的安慰。我终于发现，那个兰州——我父母所描述的、曾在我想象中出现的大城市——是不复存在的；那个自童年起就折磨我的传奇兰州，轰然倒塌，我是踩着幻想的碎片，一步步向前的。看起来，我和任何一个到达这里，很快就要离去的旅行者，没有任何差异，而我知道，这不是实情，于是，我不得不陷入“欲辩已忘言”的状态。
很快，某种神秘通道得以建立：我和兰州的相融，始于方言。我父母移民新疆，但那口浓重的甘谷话，却相随相伴，令我耳濡目染。于是，当我聆听兰州人讲普通话时，每每想笑——即便这些受过高等教育，汉语拼音熟稔，经过汉语资格考试的教授们，在他们认定的已很“普通”的普通话里，我依旧能听出浓重的“甘肃味”：将前鼻音发成后鼻音，让几乎所有的词汇皆朝四声奔去。这种口音进入新疆，和陕西宁夏的方言杂糅，又和回族话嫁接，形成了新疆汉族老户所说的“新疆土话”，在巴里坤、昌吉、吉木萨尔等地，甚为流行。
“好着捏？”“好着捏！”两个兰州人的问候，居然，是这样完成的。和北京人的“吃了吗”，岭南人的“早晨”一样，是独属于这里的词语密码。若我没有亲耳听到，绝对无法从字面上体会那种特殊性。西北人情感之节制、之谨慎、之悲观，全都在这句“好着捏”中。“好”，就是还活着，有饭吃，家人安全，牲畜归圈。
听说饭桌上有我的甘谷老乡，我即刻提出无理要求，希望对方能说句家乡话——我真的能听懂；并且，貌似能以同样音调回复。残留在脑海中的方言，翻腾澎湃，汩汩流淌。这种语言练习，让我对自己进行了反复确认：的确，我就是那个吃浆水面，听甘谷话长大的新疆人，在西域度过前半生，又迁居岭南；的确，我并非空空荡荡，无根无基，当甘谷话冲口而出，一个大铁锚，牢牢勾住海底，让晃悠的船儿，从此稳住。
三
逛兰州大街，我克制不住联想——这里和乌鲁木齐不同。为什么不和东莞比？潜意识中，拿西部与南方比是不公平的，若同属西北，则可分伯仲。若乌鲁木齐是烤羊肉的孜然味，东莞是大排档的虾粥味，那兰州就是黄河翻涌而出的土腥味。“土”在兰州，强悍霸道。在兰州，大街小巷是土腥味的，各种建筑物是土腥味的，男女老少是土腥味的，互相探问的目光也是土腥味的，思维方式和待人接物，更是土腥味的。
河岸边的滨河路绵长蜿蜒，但路旁树木，却挡住视线，无法直射到黄河。这些树木，不知怎的，显得格外矮小稀疏，每一株都卑怯紧张，像成长激情遭到压抑，全然不似南方，树木疯狂地枝繁叶茂。一个场景令我惊骇：山坡上，陡然出现很多把白色大扇，凌空飞舞。原来，是山腰上的水管正在喷水，为树浇水。可见在此地，树的成长格外艰难。而在岭南，主人若出差，只需将屋内花盆搬到院子，靠雨水浇灌便可。
兰州并非广告牌所说“中国西北游，出发在兰州”，兰州只是中原大地的末梢，而和位于亚洲腹地的乌鲁木齐，相去甚远。我父母描述中的甘肃，因缺水，早起用手在碗里的水中蘸一下，往脸上一抹就算洗脸；而新疆，虽地表荒芜，却可通过坎儿井，将雪山融水引入农田，在赤黄戈壁，培植出绿洲。乌鲁木齐是多民族共居的混血之城，而兰州则以汉族为主体民族。乌鲁木齐被人称为“边城”，但我感觉兰州才是真正的“边城”，因乌鲁木齐地处亚洲中心，磅礴大气，杂糅融通，而兰州，显然不是政治、经济中心，最多只是个军事要塞。
路牌上出现“定西、天水、平凉”等字眼。这些我父母常念叨的词语，虽然有着不同发音，但背后都暗含着两个字：“贫穷。”“相聚黄河畔，相约马拉松”的广告牌，说明兰州国际马拉松赛即将召开。兰州终于要“国际”一下，我刚要高兴，可看到一群穿着运动衣裤的男女在汽车旁奔跑，不觉皱眉：他们的肺里究竟已经吸进了多少尾气？
白塔山上俯瞰兰州城区。
显然，兰州是想现代化的——路边巨型广告牌：“转型跨越式发展”；路灯上缀着牌子：“建设兰州新区，共享发展机遇”；公交车的车尾亮出红灯组合：“兰州走向世界”……然而，飘荡在这个城市的空气，已被那些正在冒烟的大烟囱污染。它们霍然挺立，密匝匝簇拥在黄河两岸。即便新崛起的高层价格，每平米接近万元，但那楼群距烟囱的距离之近，不禁让我纳罕：购房者，难道真的不在乎空气质量？
兰州是个分水岭——那条年平均四百毫米的等降水量线，从大兴安岭西坡至张家口、至兰州、至拉萨、至喜马拉雅山。故而，兰州以北和以南，已是牧业和种植业、半干旱区和半湿润区的两重天。同时，兰州还是东西方各种信仰的交汇地。多重势力在这里交替上阵，争吵格斗。这个城市的户籍人口为三百二十万人口（据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数据），流动人口为五十万，和东莞户籍人口一百八十万，流动人口八百多万相比，完全不同。显然，东莞是流动的、繁杂的；而兰州是闭塞的、单一的。
漫步兰州街头，我想到在新疆吐鲁番，行走在交河古城的感受。交河是座孤城，两边为河流所挟，进城需通过放倒的吊桥。城内街道狭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每一条弯曲的窄街，都预示着建造者的忧心忡忡：敌人并非只在想象中，他们会很快攻来，用火烧，用水浇。这个巨大的城市，从泥地里挖掘而出，几百年过去后，依旧神奇地完好无损，有客厅、卧室、会议室、广场、墓穴，然而，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却在某个时刻，全然消失。交河故城，没有一个人，只有一座城，伫立于阳光中暴晒，让游客宛如置身地狱。交河让我深刻感知：无论防守多么完备，都不是最好的办法；或者，仅有防守是不够的。无论对一个人、一座城、一个国家。
兰州像交河古城的内陆版，虽然，城里居住着那么多市民，但它的内在气质是保守的、防御的、不安的。它更像一个老人，举止稳重，体格硬朗，但多疑谨慎，在文质彬彬的礼节中，有种忧郁的绝望。它是个仍处于孤独中的灵魂。它时时害怕——怕自己花了那么多心思，付出那么多坚毅的努力，最终要被一场毁灭性的暴雨浇得七零八落。
兰州在深夜十二点依旧拥塞，半小时拦不上出租车。人口众多？狭长的地质结构？这天是儿童节？站在路边，一辆辆车飞驰而过，令我迷惑，感觉它们完全无法触及，而我在这个城市，如此脆弱。和我一起拦车的女孩是本地人，几乎要哭了出来。半小时后，她绝望到开始祷告，求上帝派来辆车。终于拦到辆黑车，很短的距离，要价三十元。
兰州城里到处可见高层建筑，但它的内部主体，还是低矮砖房。当我用故乡人的视角来观察它时，总是满怀希望地想增添几笔润饰，而当这种心灵游戏让我精疲力竭时，我的内心充满忧伤。兰州如此复杂——从尾气、烟雾、尘土和废墟中，它将汲取怎样的力量？它与北京持续保持距离，又离南方过分遥远，也不是拥有冗长国境线的边陲，它的位置虽然重要，但却处境尴尬，时常处于被疏漏状态。未来的兰州，将如何更“现代化”？
四
我不得不羞愧地承认，我对兰州的另一种认同，来自饭桌。无论雀舌面、浆水面、香豆饼、土豆条、糟肉夹馍、红枣发糕、水萝卜、甜醅子、浆水漏鱼、搓鱼子、扁豆汤，都让我脱口而出：“我小时候吃过。”后来我发现，我几乎吃过全部出现在我面前的菜肴。果然，我父母并非毫无见识的农民，他们不仅吃过好东西，且把制作手艺带到新疆，并以这种饮食培育了我的胃，训练了我的脾性。果然：小时候喜欢吃的饭菜，惯用的说话腔调，长大了，依旧还是喜欢。似乎腔调和胃达成了某种神秘的一致性。
让一碗面成为城市象征，这便是牛肉面和兰州的共谋。在兰州的街道边，簇拥着大大小小的牛肉面。面，是独属于北方人的愉快密码。在东莞，当我感觉沮丧，安抚自己的办法，是去吃碗牛肉面。南方人不喜吃面，觉得单调，没有小菜。在我，浆水面是我在哈密生活的固定晚餐，伴随着我的成长期，故而，我能从吃面中获得一种隐秘的幸福感。
在兰州，没有甘肃化隆人的“兰州拉面”，只有牛肉面。
于是，在兰州，我定要吃碗正宗的牛肉面！于是，一群人，呼啦啦坐定，等待。先上了些小盘凉拌菜：土豆丝、萝卜丝、黄瓜条、切片牛肉、茶叶蛋。一杯绿茶，杯子大得南方人不敢端，以为还要再端来个小杯（像工夫茶）。牛肉面到！因是在酒店吃的豪华牛肉面，每人配两碗面。先细后宽。宽的还叫韭叶面。我又替南方人困惑了一把：他们中的有些人，从没见过韭菜。像我这样，小时候在韭菜地睡过觉，且习惯吃面的人，已和南方人有了本质差别。我知道“韭叶”的全部寓意，且这种心领神会，再一次让我感知，生命的秘密符码，早在自己的童年、少年期，已奠定完成。
大家目不转睛，吃得小心翼翼。面有种特殊韧性，汤极鲜美，佐以蒜苗、香菜叶、白芝麻、葱花、辣椒油。各种物件混搭，一口啜下，有干有湿，又辣又香，余韵中有丝甘甜。这碗面让我的眼里蒙上了层迷雾。它预示着另一个启示：我并不能经常、频繁、方便地吃到这样的面。当我的每个身体器官，都在配合咀嚼时，它们皆细细记下这面的重量、状态、滋味，以便未来，让这种滋味能神秘反刍。
另一个清晨，在街边小店去吃的牛肉面，更显家常。店面不大，敞开的窗户里，一堆堆成条的黄面盘踞，瓷缸里堆满葱花和牛肉片，大锅里滚着沸水。要自己去拿筷子，自己端面。碗硕大，面上堆着几片肉，还有一摊油泼辣子面，正慢慢融化开。到岭南，我已戒掉吃辣习惯，天气热，易上火。现在，看到辣子面汪洋，心一横，不管了，吃！
在这个拥挤嘈杂，窗口还排着一行队的小店里，唯一获胜的器官，就是舌尖。那种痛快淋漓，像场秘密火焰在灼烧，只能深刻体验，无法一一解释。每一个毛细血管所连通的细胞，都遭到抚平。满头大汗吃完面，连汤也舍不得放弃，喝了一口又一口。临走，同行的人说：“只为了这碗牛肉面，还得再来一次兰州！”
五
黄河第一桥“中山桥”。
在兰州城北，白塔山下，“天下黄河第一桥”的中山桥上，有对时尚男女正在拥抱。对这个依旧拥有方格头巾的城市，该举动算得上冰封河面裂开道缝。这座桥长233米，宽7.5米，始建于1907年，于1909年竣工，到2013年我到达时，已一百零四岁。铁桥有四墩，下用水泥铁柱，上用石块。弧形钢架拱梁，是后来增建的。据说，当年建桥耗白银三十余万两；建筑材料，无论铆钉、铁条、油漆，皆从德国运来。我欢欣于在这样一座百年老桥上，能看到一对拥抱男女，他们的时尚服饰，将引领这个城市进入新纪元，将对这个城市业已形成的某种规范和禁忌，进行挑战。
黄头发、宽腿裤、吊带衫、银耳环、红指甲……无论这些火种多么微渺，然而，它们在萌动，在闪烁。我爱这个城市，不愿它落伍，沉湎于自娱自乐，而我亦绝望于那些对新萌芽趋势懵然不觉的父母辈，而只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老一辈人早已习惯在饥饿中恐慌的日子——至少也永生难忘——如今情况大为好转，对变革自然毫无兴趣。这些青春之子与父母间的鸿沟是深阔的，心中的不满，毫无缓冲的余地。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父母离开甘谷县大石乡丁家坑窝村，父亲挑着担筐，一头装着大哥，一头装着被褥。这一户受到政治压迫及饥饿侵蚀的人家，决定放弃窑洞、祠堂和族谱，到异地谋生。他们离开家乡时，并不曾打算改变生活方式，虽然事实上，改变是确然的。我从未见过外公的照片，无法想象这个“地主”是什么模样，但我知道，在我的遗传基因中，有这个不堪羞辱，以自戕捍卫尊严的男人的执拗。伴随着世界潮流，中国围绕着土地，也进行了革命，我父母没有随着时代向前，反而选择了逃散，以“走西口”的方式，加入移民潮。
母亲有个褐色旗袍，裁剪开，给我做成棉袄。我进入小学时，她神色慌张，低声叮咛，让我在“成分”一栏，填上“贫农”。她太慌张了，神情让我压抑。自童年始，来自老家的只语片语，对我都是暗黑中的惊惧对白。我的外公是地主，上吊自杀，我母亲慌乱中，选择了赤贫男子下嫁，又远走新疆。母亲慌乱，是她家雇工翻身做主人后，要强娶她。她不曾与那个提着八个白面馒头求亲的男人谋面，只在门缝里看到双大脚，凭印象，赶制出双合脚布鞋。一个月后，她骑着黑毛驴出嫁。
离开甘谷，到达兰州，坐上去新疆的火车，在星星峡下车，改坐敞篷汽车，至哈密……这是父母的西迁之路。1958年他们离开兰州时，是见过黄河的，到2013年，我来到黄河边，已过去五十五年。五十五年，足以让同一个地区变成两个世界，然而对黄河，弹指一挥间，这条大河依然肃穆宽广，像把利刃，把兰州劈成两半。东江之水也宽阔浩荡，但却只是东莞市的点缀，而黄河，几乎是兰州城的主宰。黄河的强势，来自周边的异常干燥。人们在黄土中行走，饥饿干渴，煎熬悲痛，突然看到条从天而降的大河，不觉惊诧、狂欢、膜拜。
没有比这座铁桥更能体现这个城市的情调、风格和灵魂的地方了。人们漫游于此，让这里成为到达兰州的必修课。然而，行走铁桥，如影相随的，却是紧张。长久以来，黄河两岸冲突频繁，各种宗教、族群利益都在这里博弈，令这里曾是杀戮的战场。河边，竖立着一个龙的雕塑，造型看着颇为古怪。街道上，两个男人因撞车，梗着脖子对吵，充满火药味，令我感觉他们身体里流的不是血，是奔涌的黄河水。这种黑暗而凶残的真实气氛，我一下子就能捕捉到。在南中国，人们似乎有大把机会能过上电影里那种优雅美好的生活，而北方，似乎注定要在破旧、落魄、平庸、粗糙中生活。
坐在岸边游船上喝三炮台，有人唱起“花儿”，腔调尖锐，发誓赌咒，和东莞婉转忧郁的“木鱼歌”，属南极与赤道。从岸上看黄河水流，完全不同东江。东江也宽也急，但内里温热缓和，能看到男人游泳，乌龟浮出脑袋，红色或黄色龙舟，随鼓点滑行。而我却不敢多看黄河。当地人的闲谈，佐证了我的恐惧。说有青年男女河边恋爱，突然，一个被无端旋入河内，另一个只能眼睁睁看着；说上世纪六十年代，河岸边的树丛里，发生过一个清华学生被杀案，震惊全国。
我的惊惧再一次被佐证。坐上汽艇，在黄河河面飞奔，开始的欣喜被恐慌替代，河面不见平坦，变成坚硬的戈壁滩，板结着盐碱，汽艇如越野车，一耸一耸地跳着，再坠下，剧烈抖动。汽艇顺流而下，朝向夕阳，河水中的一缕，被染得猩红璀璨。然而，置身这幅霍然放大的画面中，并不欣慰，反而惊骇。太阳的光根本不炽热，因膨胀变形，携带着可怕的阴影。云是黑色的，坠入河面的阴影，愈发森然。突然间，河面变得湍急，像巨型开水锅，一个漩涡连着另一个，让汽艇几乎倾斜，又歪歪地正过来，再被另一个漩涡绊住。我的身体凝固不动，只有舌头和嘴唇在祈祷，目光盯视河面，呆滞冰冷。抬眼，河岸边游人如织，高楼林立，霓虹密集，而我却如此绝望，感觉和那个世界，银河两岸。它们像是明信片，而我在另一个场域，充满危险，无法自救。
这就是黄河——它让它的子民惊骇。我曾在博斯腾湖、喀纳斯湖坐过汽艇，那些湖的面积并不小，从未感到惊悚，而现在，我双腿发软，连飞溅到身上的河水，都因紧张，而不知是冷是热。黄河可以让游艇飞驰而过，但游客们下船时，个个都像刚刚逃离鬼门关。我惊诧地发现，也许兰州还是座疯狂的城市；至少，某一部分的兰州，属于激进派。这里不是中心地带，受到压迫和侮辱的人们，可以跑到峡谷或深沟之中，变成土匪、不法之徒、草寇。由此，环绕着黄河的两岸，形成了犯罪社区。在我的少年记忆中，关于贩毒和造反的传奇，不绝于耳。生活之善被破坏，人们渐渐绝望，铤而走险，古老的黄河又一次将子民逼到了野蛮主义中去。
也许，塑造兰州人性格的秘密源头，就是这条可怕的大河。它允许人们喝它，但它又谈不上让这片土地多么滋润，出产多么丰富，相反，它像条铁锁链，反而更紧地将河岸边的人们，束缚于旧世界。黄河鹤立鸡群，这种姿态，令周边人们只能带着祈福的微笑接受它，即便有时他们也清楚，黄河边的生存智慧，未必是全部智慧，然而，在一种惯性中，人们渐渐习惯了，麻木了。黄河在兰州，并非隐而不现的高人，而是一个涉世很深的强人，建立起一整套属于自己的体系。无论这个城市有着怎样的广场、商厦、街道和人群，统摄这里的核心，依旧是黄色——黄色的泥土，黄色的河流。
再次返回岸边停靠的游船，端起三炮台，只见暮色低垂，霓虹养眼，河面软红万丈，迤逦迷幻。而我却被无端的忧伤侵扰，几乎要哭出来。我的委屈和任何人无关——是黄河让我成为自己的幽灵，成为此时此刻，被绝望笼罩的脆弱之人。
六
兰州最著名的正宁路夜市。
黄河边的小吃街，簇拥着浆水面、哨子面、杂酱面、东北大馅饺子、新疆拌面王、客家盐焗鸡、幺妹川菜、张师傅过桥米线、平凉灌汤羊肉泡馍、马子禄牛肉面……每一个店都显得摇摇欲坠，尘土飞扬，穿行其间的人，多为汉族，也有裹头巾戴白帽的回族人。两个穿短袖T恤的青年男子在摩托车上，一前一后，脚踏板上放着装在红兜中的白酒：对面就是古井贡酒专卖店。小面包掀开后箱，放着装满白兰瓜和红樱桃的竹筐。日头暴晒，年轻女人撑着伞。主妇们大多手拎塑料袋，穿棉短衫，橘色或黄色九分裤，浅口平底鞋。而学生，永远是牛仔裤、运动鞋、双肩包。
在一家蛋糕店门口的招牌上，我看到“双皮奶”。啊，这个词在我的食物列表里，早已成为岭南代表。在一间小诊所门前，某个长发女子倚门框而立，黑底白点连衣裙，黑丝袜，黑色高跟鞋，双臂交织，乳房微敛，侧脸微笑。她有着一张长脸，眼深鼻挺，其妩媚韵味，邵秀生动，令我轮番定睛，感觉与周遭环境完全不符。更多的人，穿灰、蓝、土黄色的衣衫；他们的脸色，大多是黝黑、赤红、棕褐的。一对墨镜男女出现，女人白短袖黑短裤，男人T恤的图案，居然是美国国旗。
正宁路夜市。
烤肉店被命名为“星月阁”，南方人以为这是随意取的名字，我却知，这个名字暗含深意。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极崇尚月亮。清真寺的尖顶上，挂着的就是弯新月。笼罩在小吃街的宗教氛围，是我所熟悉的，然而，在新疆，尤其是东疆吐鲁番、清真寺鳞次栉比，街上走着穿艾德莱斯绸裙的女人，戴花帽的男人，模样似乎更坦然欢快，而这条街的回族人，却显得内敛肃穆。我揣测，也许这种差异来自人口结构比例的不同？2011年，兰州市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4.41%（排名居前的是回族、东乡族、藏族），而乌鲁木齐市，少数民族占30%（排名居前的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满族、蒙古族、塔塔尔族、乌兹别克族和俄罗斯族）。
时间在这条小吃街变得古老、缓慢。这里的饭菜，据说，都已超过一百年。我父母把做小吃的手艺，从这片大地带到东疆哈密，在葡萄架下的铁锅里，为我烹制出来。在我的身体内部，依旧残存着这些食物的滋味。我看到了馕！一个六元。所有关于新疆的记忆，被这个圆形烤饼唤醒。我异常冲动，即刻买了一堆，要带回东莞。馕在兰州，被加工得更精致，面层表皮不仅有撒芝麻的，还有撒花生和葵花籽的。这种改良让我很别扭，似乎某种既定的审美规范被破坏。当我坚定地只买撒了芝麻的馕时，突然愣怔：难道这时，我已变成了自己痛恨的保守势力？
小吃街的食物虽然丰富、美味、廉价，但小吃街内部的道路却是混杂的，小吃店的内部陈设是混杂的，服务员的眼神也是混杂的。没有音乐，没有冷气，没有优雅，没有悠闲……像一个好东西，内部完美，因匮乏包装，只能囿于本地人口口相传而无法外销。看起来，这条小吃街并没有野心要搞跨省、跨国的“连锁式大发展”？和东莞那些从家庭作坊发展起来，最终亮出“国际鞋业中心”“国际电脑城”“国际服装中心”的企业完全不同。
正宁路夜市，煮醪糟的师傅。
如此著名的小吃街，甚而连某某巨星、某某国家领导人都来过，可厕所却惨不忍睹：黑铁大门里是条水泥路，四处散乱着废纸团，两侧是低矮平房，以“男”“女”相对。上一次，五角。内有五个位，虽是水冲式的，但因墙角堆着垃圾，匮乏及时清扫，有大股腐臭冒出，苍蝇乱飞。这个厕所令我惊骇、不安、难过。在北疆伊犁的那拉提草原，卫生间不大，但却在墙头挂着音箱，播放的是钢琴曲；在东莞樟木头的超市，卫生间豪华阔大，镜子贴在整面墙上，门板细长，把手闪着银光，两侧挂着洗手液和烘干机。
一个穿粉红衣的小女孩，七八岁模样，坐在凳子上，抱着个小婴儿，有三四个月大，身上盖着个小毯。女孩俯身看着那婴孩，圆脸上浮现出小母亲的微笑。她抬起头：宽眉毛、细长眼、鼻子有些塌、嘴唇是自然红。她穿着牛仔短裤，脚蹬旱冰鞋。她是正在玩耍时，被母亲或姐姐喊过来，临时抱起婴儿的。当那孩子进入她的怀抱后，她圈起膝盖，形成个窝，将孩子支撑起来。这女孩让我心疼——因为她的粉红衣衫，她的圆润脸庞，她的搂抱动作……在这条混杂慌乱的小吃街上，这一切，都显得过于美好。
七
凌晨出门，在车站等车。一辆公交晃悠而来，开往“南关什字”。我的眼里像塞入坚硬之物。那四个字，我第一次见，然而，又异常熟悉。我真想跳上那辆车，真的到“南关什字”，然而，我已不得不离开兰州。
我不了解兰州。这个古怪城市，对我只是恍然一梦，只是“在兰之州”，但我对它又不能拒斥或漠视，因为它与我有着血肉相关的关系。然而，像我这样一个来自微小而遥远之地的人，对兰州的观察，与本地市民有着巨大差异。我如此苛刻地盯视它，难道是希望用它的形象，来抵御深藏于我内心的恐惧——那伴随着难民女儿命运的耻辱，及南下谋生的悲怆？
迁居岭南，我逐渐习惯自己是异乡人、游子，丧失一切关系网、单独的伶仃者。达到兰州，对我是“回家”，可这个词多么细弱无力。对别人，“回家”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而我自己，居然以如此方式将“正常”打破。兰州让我欣喜，亦让我感伤，我在这个城市努力辨析和观察，感觉这里的任何细节，都能确定我的来由，及我在这个世界的位置。整个童年和大半个青春期，我对自己从哪里来，何以置身这样的环境，都充满绝望。对兰州的直视，让我看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让我对飘零不再恐惧，让我积攒起勇气，将已散乱无比的人生日程，再次协调起来。
丁燕，作家，现居东莞。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木兰》、散文集《工厂女孩》《工厂男孩》等。
本文图片除头图外，均为李宁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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