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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的爱情观“我走了,翁帆可再婚”
由翁帆女士编译、杨振宁先生所著的新书《曙光集》1月6日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上市。《曙光集》一书中,精选了杨先生及其友人所写的五十多篇文章,包括论文、演讲、书信、访谈、散文等,其中约一半文章未曾结集出版,很多篇目也从未发表过。

  全书涉及杨先生深刻的科学观点、独特的社会见解和丰富的个人情感,既展现了二十世纪一个人的历史和一个学科的历史,也反映了二十世纪一个民族的浴血重生的历史。这并不是一部单纯的总结之作,还是一部开来之作,它既是杨先生面向过去的生动总结,又是他面向新世纪的曙光展望之作。书中还收录了杨、翁对这段恋情的理解。

忘年恋:秀恩爱 说代沟

  “幸运地,中华民族看见了曙光。我今年八十五岁,看不到天大亮了。翁帆答应替我看到……”

  杨振宁夫妇2008年1月6日在北京亮相宣传两人合作的新作《曙光集》,该书于当日推出,精选了杨振宁1979—2006年的五十篇文章,包括论文、演讲、书信、访谈、散文和诗歌等,反映了杨先生的科学观点、社会见解和个人情感,既是面向过去的生动总结之作,又是面向新世纪的展望曙光之作。

  在谈到与翁帆的婚姻时,杨振宁说:“我跟翁帆说,将来我不在了,我赞成你再婚。她说:‘我当然不会,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告诉她,赞成你将来再婚,是年纪大的杨振宁讲的;年纪轻的杨振宁,希望你不再结婚。”杨振宁说:“我跟翁帆是三年前结婚的,结婚以后通过这几年的接触,我就知道我们之间是有一个代沟,因为我八十多年的经历相比较她的经历,这其中所有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杨振宁认为,这样一种状态完全影响了他们对一切事情的看法。 
      说到代沟,翁帆说:“他知道的电影和明星我不知道,我知道的他又不知道。不过,经过几年的生活,我们慢慢学会欣赏彼此。”随后她又进一步说,代沟是个不需要解决的问题,双方带着各自的经历、感受,走到对方的年代里,本身就是一个丰富自己的过程。

“这段婚姻把生命做了延长”

  2006年,婚后首次赴台的杨振宁和翁帆接受媒体专访。专访之后,杨振宁偕翁帆中午参加吴大猷科普著作奖颁将典礼并做《21世纪的科学发展》专题演讲。穿着碎花洋装的翁帆掩不住的青春气息,她是杨振宁的伴侣,也是他的“耳朵”。

 

  配戴助听器五年的杨振宁坦然地说,到了这年纪,听力不行,“你们得大声点儿”;若是不清楚,他只消望妻子一眼,翁帆会握着他的手,用略带潮汕腔的普通话把问题重复一次。

  以下是访谈内容:

  问:两位结婚快两年了,结婚对你们各自的人生,最大改变是什么?

  杨振宁:我们是不同时代的人,婚后,我们从彼此学习到一些自己以前没经历过的事情。我们年纪差很多,媒体有非常多讨论,不过有一点大家都没注意到:一个人到了八十多岁,不可能不想到他的生命是有限的,跟一个年纪很轻的人结婚,很深刻的感受是,这个婚姻把自己的生命在某种方式上做了延长。

  假如我没跟翁帆结婚,我会觉得三四十年后的事跟我没关系;现在我知道,三四十年后的事,透过翁帆的生命,与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下意识里,这个想法对我有很重要的影响。

  翁帆:振宁讲过:“有些事我看不到了,可是再过三四十年,你帮我看。”我们心底难免有点伤感,但大家都晓得这是一个事实,每个人都会经历。对我来说,婚后经常要旅行,参加一些会议和活动,这跟我以前的生活不一样,因为我结婚前还在念书。

  问:杨振宁的过去,翁帆没有参与,会造成隔阂吗?或反而可以分享不重叠的人生?

  杨振宁:我认识很多人,有的认识很多年,像这两天翁帆和我会看到很多人,我都会预先向翁帆介绍,这个人多少岁、做什么研究。我想人相处了以后,年龄差别没什么重要性,重要的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透过跟翁帆的接触,我也认识很多和她同年纪、在潮州长大的中国年轻人,帮助我对中国今天的各种现象多一些了解。 
问:会不会在价值观上因为世代差距有不同看法?

  杨振宁:像吃东西,毕竟我在美国住了快六十年,而她最近才长期接触外国生活。

  翁帆:我发现他吃中餐和西餐的量不一样,西餐吃得较多,中餐通常吃一点就说饱了。

  杨振宁:又比如说她对中国的补药,相信的程度比我大了很多很多。

  翁帆:中国人普遍觉得人参是好的,广东人喜欢煲汤,里头会放些药材。这些我相信对身体有好处。他一边喝,一边说不相信。不过只要他肯喝,我还是会煲给他。

  “我走了,翁帆可再婚”

  问:你们谈论科学吗?跟诺贝尔奖得主生活在一起是什么感受?

  翁帆:我想他首先是一个人。当我们生活在一起,我很少去想他是什么得主或什么人物,只把他当作丈夫一样来相处。

  杨振宁:我可以解释得更清楚一点。比如说我看电视或看电影,了解的速度不如一般人,一方面是我的耳朵有点问题,不过不只是这个。我跟翁帆看电影,她会觉得:喔,原来杨振宁这人并不怎么聪明。

  问:结婚两年,院士做过的什么事让你最感动?

  翁帆:嗯,现在我刚好想起两件事,心里觉得是甜的。有一回我们在日本,早上我病了,头晕、肚子疼,没法起床,振宁到楼下帮我拿一碗麦片粥上来,喂我吃。(杨:多半时候,都是她照顾我。)

  另一件是在三亚的酒店,他通常比我早起看报纸、看书。那天他不想开灯吵醒我,就到洗手间里去看。我醒来后跟他说,你可以开灯的。

  问:你似乎对自己的年龄很坦然?

  杨振宁:是,很幸运,我现在身体很好。假如我不能行动了,我们的关系和对前途的看法不可能跟现在一样。有人认为我们的年纪差这么多,兴趣可能完全在不同方向,过去经验也不一样,会影响我们彼此之间的了解程度。不过,我觉得这些婚姻不成功的可能性在我们之间都没有。

  问:婚前你们曾讨论过如何排解别人的议论或亲友的压力吗?

  杨振宁:亲人的看法当然是我们比较重要的考虑(杨有三名子女),不过在我们两家的情形,他们没有任何异议。至于朋友,我想绝大多数都觉得这是一桩不寻常的婚姻,不过他们也认为是值得做的事情。

  最近我们到美欧去了一趟,因为翁帆是念英文的,所以她和别人交谈一点困难也没有。我曾经想过,如果她不大会说英文,我们会不会结婚?这是没办法回答的问题,人的感情很复杂,不过这的确是一个重要因素。

  翁帆:我们结婚是先自己决定,再通知家人。当然希望他们支持,不过我想,首先是我们自己做了决定。振宁说过,三四十年后,大家一定会认为这是罗曼史,我也这样觉得。我这样想没什么特别理由,只因为我们生活得很好。

  杨振宁:我想(看了翁一眼),翁帆也许不会反对我给你们讲这个故事。讨论结婚的时候,我跟翁帆说,将来我不在了,我赞成你再婚。她说:“我当然不会,你怎么可以这样讲!”

  但我的话是有哲理的。人生非常复杂,没有绝对的对与不对。我告诉她,赞成你将来再婚,是年纪大的杨振宁讲的;年纪轻的杨振宁,希望你不再结婚。 
“一生这么多幸运很少有的”

  问:杨院士曾说自己一辈子非常幸运,人生每个转折都占了很大便宜,这话怎么讲?

  杨振宁:一个人到了我的年纪,不可能不想到一生的经历(翁伸手轻轻拿掉杨脸上的一根头发)。我在安徽合肥出生,当时的合肥,像还在十九世纪、甚至十八世纪的状态,没有电,没有马路,大的公共汽车因城门太小进不来。直到父亲在我六岁时回国,到厦门大学当教授,把我和母亲接去,我才从十九世纪跨进二十世纪,第一次看见抽水马桶、罐头水果,也第一次吃到香蕉和菠萝。

  到美国时我二十二岁,“二战”刚结束,这以后五六十年来,全世界人类生产力大幅增长。这与我个人一生命运有很密切的关系。我在美国当研究生时,正好物理学有新的一支刚发展,就是高能物理和粒子物理。一个年轻人能和一个开始蓬勃发展的领域结合在一起是最幸运的,那景况像是“遍地黄金”。那也是美国学术研究大发展的时候,各校、各研究所都在扩充,机会非常多。所以我从没找过工作,都是职业来找我,这当然非常幸运。

  在个人生活方面,我跟杜致礼结婚五十多年,现在又跟翁帆结婚,不管别人怎么想,在我自己看起来,都是很幸运的。

  而这么多幸运结合在一起是很少有的。

  翁帆:我想我没他那么幸运,这是肯定的。不过我也觉得,我一切都还不坏,对目前的生活很满意。

  问:你对自己的学术成就,总评是什么?有遗憾之处吗?

  杨振宁:科学前沿的研究工作,我想可以比喻为冲锋陷阵。年纪大的人冲锋陷阵的本领不能和年轻人相比,这点和文学完全不一样。比如我的老朋友何炳棣(历史学家),比我大三四岁吧,著作和研究还是在前沿做得很好。我现在基本上渐渐从最前沿退下来,改走到物理学发展的历史,注意的是过去一两百年学术上发展的总趋势。我到各地去演讲,讲题都与这有关。这些年关于这方面,我写了不少文章,现在翁帆帮我整理文章,翻译成中文,打算出一本《杨振宁选集》。1985年我出过一本英文的Selected Papers(《论文精选》),现在等于出续集,但用中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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